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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行政诉讼,被称为“民告官”,是帮助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督促政府及官员依法行政的制度设计,也是一个国家法治进步的“晴雨表”。要建成法治政府,离不开公正的行政审判。
四十年来,人民法院以法筑堤,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行政审判事业夯基垒台、积厚成势,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创新发展之路。
从“告官无门”到渠道畅通——行政审判四十年来稳步健康发展,审判领域不断拓宽,案件类型不断增加,司法能力不断增强
1986年8月,一起药材公司不服县卫生局对其销售假劣药的处罚而提起的诉讼,难坏了时任湖南省汨罗县人民法院院长毛凤章。
彼时,我国尚未颁布行政诉讼法。这样一起“民告官”的案件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是否恰当?毛凤章提出,应在法院设立行政庭。
1986年10月11日,汨罗县法院成立了第一个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庭。同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第一个中级法院行政审判庭。
1988年10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行政审判庭,为全国法院行政审判树立了标杆。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中国行政审判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此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行政诉讼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截至1990年底,为贯彻行政诉讼法,全国法院普遍设立行政审判庭,行政审判人员近1万人。至此,我国法院行政审判机构在全国范围初步建立。
“农民诉县政府案”“贤成大厦案”等一大批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的案件把“民告官”带入大众视野。
1990年至2017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86万余件。其中,1990年至2006年处于平稳增长期,年均受案数量在10万件以下;2007年至2014年处于基本稳定期,年均受案数量维持在10万件以上;受行政诉讼法修改及立案登记制施行等因素影响,2015年至2017年处于大幅增长期,年均受案数量攀升至20万件以上。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逐步推进,行政诉讼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案件类型日趋多样化,行政诉讼调整领域逐步覆盖至几乎所有行政管理领域。
与改革开放相伴而行——行政审判的发展和变化响应时代变迁和人民呼声,与司法改革同频共振,在改革中创新发展,为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随着行政审判的发展,步履维艰之处也逐步显现:“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告官难见官”“出庭不出声”饱受群众诟病。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并决定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新行政诉讼法从立案登记制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从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到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从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到附带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等,囊括了强化人权保障、监督依法行政、推进法治建设、保障公平正义的丰富内涵。
为确保准确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由此,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加完备,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更加凸显。“民告官”正式进入2.0时代。
只要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当场受理、当场登记,不留模糊空间、不搞“土政策”,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行政案件立案的“门槛”被彻底清除,路径已全面畅通。仅2015年5月,全国法院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6万件,同比上升221%,当场立案率超过95%。
截至2016年8月,全国法院行政庭达3200多个,行政审判工作人员共计1.3万名,行政审判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逐步提升。
而在行政诉讼中被诟病已久的“告官不见官”,也在新法实施后有所改善。
2016年4月11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丁加强诉贵州省人民政府复议决定案。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出庭应诉,这是全国首例省部级领导出庭应诉“民告官”。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逐渐由“不愿出庭、出庭不出声、出声不出力”向“出庭、出声、出力”转变。
各级法院严格贯彻新行政诉讼法规定,不断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积极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落实。
从县长、市长应诉“很罕见”,到部级单位、中央单位负责人出庭“不稀奇”,出庭官员级别的提高,也彰显着国家对法治的尊重和建设法治政府的信心。
助力法治政府建设——行政审判敦促权力运行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一个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正公开、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正在逐渐面目清晰
行政审判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28.79%,33.45%,31.66%,33.92%。这四个数字分别是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一审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败诉率。
“民告官”不再难,不但可以告得了,而且还能告得赢。
各级人民法院坚持合法性审查标准,通过严格司法审查,不断加大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力度。在保证合法行政行为得到执行的前提下,坚持对违法的行政行为裁定不予执行。
如何避免行政审判工作中容易遇到的隐性影响和不当干预,依法独立公正审理行政案件,破除诉讼“主客场”问题?
各级人民法院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积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通过提级管辖、异地交叉管辖、相对集中管辖、当事人选择管辖等多种形式,探索各具特色的管辖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另外,人民法院在坚持依法审理各类行政案件的同时,注重积极延伸行政审判职能,通过建立府院联席会议机制、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和提出司法建议书、定期走访交流等多种方式,争取凝聚共识,努力实现司法与行政的双向良性互动,促进法治政府如期建成。

法者,国之重器。奉法者强则国强。
1986年,全国第一个行政审判庭成立,在湖南;
现在,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蹄疾步稳,在湖南……
多年来,湖南法院在助推法治政府建设的征程中,坚韧务实、敢为人先,使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提高。
■与诉求同行,大力保护行政合法权益
1986年8月,湖南省汨罗县人民法院经济庭受理了一件“奇怪”的案子。
原告汨罗县药材公司因销售保健品,被县卫生局以销售假劣药进行处罚,药材公司不服,把县卫生局告到了法院,要求否决县卫生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应诉时,县卫生局提出了疑惑:“本案似乎不是经济案件。”
审委会上,时任汨罗法院院长毛凤章指出,这是一起“民告官”的行政案件。
彼时,法官们只在资料上看过,国外有行政法院,而国内连行政诉讼法都没有,“民告官”案件老百姓怎么告、法院怎么审,无法可依。
毛凤章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全国基层法院院长培训班时提出,“设立行政审判庭,这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必然趋势”。
1986年10月11日,全国第一个行政审判庭在汨罗法院正式成立。
同年11月,湖南省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行政审判庭。湖南高院成为全国率先成立行政审判庭的高级法院。
1987年7月,湖南高院出台《关于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试行意见》和《关于贯彻执行〈人民法院审理治安行政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试行意见》,加强对全省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指导。同时,加快建庭进度,到1989年底,全省各级法院均成立了行政审判庭。
1990年10月1日,我国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开启了湖南行政审判工作的新阶段。
湖南法院一方面培训行政审判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行政诉讼法。到1991年底,全省法院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从1987年的371件上升至2347件。
2008年3月,湖南高院下发《行政审判工作绩效考评办法》,办法提出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率先在全国实行行政审判工作质效评估。
湖南行政审判工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在全省会议上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贯彻行政诉讼法,大力支持法院开展行政审判工作。
2000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下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行政诉讼法,加强行政审判工作的通知》,要求党政领导不准对行政案件进行干预。
湖南法院严格执行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以及立案登记制改革相关规定,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起诉实行登记立案,努力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通过发放诉讼须知、加强诉讼指导等方式,引导行政相对人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着力解决当事人“不知告”“不会告”问题。
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100557件,审执结95308件,结案率为4.78%;涉及32个行政执法部门,23种具体行政行为。
在依法保障程序权利方面,湖南法院严格执行新行政诉讼法在案件管辖、举证责任、调查取证、申请再审和强制执行等方面的规定,有效发挥保障和监督的双重作用,确保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真正享有与行政机关平等的诉讼地位。
自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湖南法院有1446起案件因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而被二审和再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湖南法院稳妥处理征收拆迁、房产登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行政给付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政案件,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加大对行政相对人的受教育权以及公平竞争、政府信息公开、社会救济等权益的保护力度。
■与时代俱进,延伸职能严格监督依法行政
1991年,因不服浏阳县政府山林权属行政处理决定,上洪乡跃进村3位村民公开“叫板”县政府。时任浏阳县县长谭仲池出庭应诉,与村民对簿公堂。该案成为全国首件县长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
谭仲池在致法院的函中表示:“现在群众敢于告官,人民法院能依法审理,这意味着法律意识在我县广大干部群众中得到了加强,我们政府将服从法院判决,改进工作,依法行政。”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实施意见》出台后,2017年4月,湖南高院下发《关于支持推进全省行政应诉工作的通知》,同时通过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例外情形、定期通报应诉情况、适时向行政监察部门和上级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书等形式,督促行政机关落实“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法定义务。湖南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由2014年的12.07%,上升至2017年的30.2%。如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之一的唐慧诉永州市公安局行政赔偿等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均到庭参加诉讼。
在湖南省人大代表欧德文看来:“‘民告官’能见官,实现了官民平等对话。”
与此同时,湖南法院注重强化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2017年,全省法院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中,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有1668件,败诉率为15.62%。
“败诉率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的瑕疵和不足。”湖南高院副院长杨翔坦言,“通过这面镜子,政府部门可以找准症结、补强短板、优化服务、改进作风,将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湖南高院还主动延伸行政审判职能,针对个案审理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综合性、预警性信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2010年2月,湖南高院发布第一份《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之后,行政审判“白皮书”定期发布,通报行政审判工作及行政机关败诉情况,推动行政机关规范公权力行使。
2015年以来,全省法院发出司法建议983份,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141份,行政机关对司法建议的反馈率达到57.58%。
这些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降低了执法行为的随意性,减少了“不作为”“乱作为”,为法治湖南建设注入全新能量。
■与改革共振,探索跨区域集中管辖行政诉讼案
随着立案制度的改革,湖南法院全面实施新行政诉讼法,畅通行政案件受理渠道,大量行政诉讼案件涌入法院,案件数量激增,仅2017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行政诉讼案件16158件,同比增长18.0%,案多人少的问题日益突出。
湖南法院迎难而上,积极创新行政审判机制,通过整合审判资源,应对审判压力。2016年6月,湖南高院设立行政审判第二庭,专门审查行政再审申请案件。47个中级、基层法院增设土地房屋征收审判庭。
2018年9月4日,湖南高院党组书记、院长田立文在怀化铁路运输法院调研时要求,要增强改革的魄力和担当的勇气,抓住改革机遇,积极推进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行政诉讼案件改革。
在大力推行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改革方面,湖南法院健全完善指定管辖和提级管辖制度,对部分行政案件实行异地管辖,指导郴州、永州、益阳部分基层法院开展试点,集中审理辖区一审行政案件,积极推进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探索跨区域集中管辖行政案件的相关改革工作。
自2016年3月1日起,郴州在全省首推行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
“今后如何使执法行为让群众、让被执法人理解、支持、配合,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2017年2月21日,被告桂阳县公安局副局长、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尹某在资兴市人民法院出庭应诉发表最后陈述时说。
试点后,郴州法院年均受案数增长率超过60%,审限内结案率达100%。一审服判息诉率,2016年为45.49%,2018年1月至9月上升到80.77%,撤诉率均在16%以上,切实化解了行政争议。同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改革前的12%上升到目前的65%,“告官不见官”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认同感和满意度明显增强。
“湖南法院将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进一步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支持、监督依法行政。”田立文指出,“将湖南法院的行政审判打造成助推法治政府建设的‘湖南样本’。”

行政审判:架起“官民和谐”的桥梁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9-09-26
16:07:40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注册,独立公正、权威高效的行政审判被视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行政诉讼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完善;行政审判机构逐渐健全、审判队伍日益壮大;从群众“告官难见官”,到官员“出庭又出声”,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走过了光辉的发展历程。

与时代同行,“民告官”在争议中起步

用司法来制约行政行为,让人民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在新中国的法律文件中早有体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已有“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规定。

此后,在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这一规定也得以体现。但由于历史原因,司法层面的行政诉讼制度并未真正建立。

法与时转则治。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部分单行法中已出现关于行政诉讼的规定,部分地方法院也开始进行行政审判的探索。

1988年的夏天,发生在浙江省苍南县的一起“农民诉县政府案”把“民告官”带入大众视野。一名农村老汉与县长“对峙公堂”的画面,令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引起举国关注。

早在此案引发广泛讨论之前,人民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已经“积极而慎重”地悄然展开。1986年,湖南汨罗、湖北武汉等地先后成立行政审判庭。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设立行政审判庭,为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树立了标杆。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在对行政审判工作的“探索期”,人民法院已经开始受理“民告官”案件,交由经济庭或民庭审理。自1982年民事诉讼法生效,到临近行政诉讼法施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3万余件,涉及公安、土地、工商等20余个行政部门。

截至1990年底,全国法院普遍设立行政审判庭,行政审判机构在全国范围初步建立。

30多年来,行政诉讼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案件类型日趋多元,行政诉讼调整领域逐步覆盖至几乎所有行政管理领域。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为人民群众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救济渠道,有力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以改革破藩篱,把权力锁进制度“笼子”

随着行政诉讼实践的开始,一系列尖锐矛盾接踵而至。

囿于行政干预、制度设计等问题,行政审判“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痼疾难除,行政审判易受“地方化”因素影响、诉讼出现“主客场”等现象饱受群众诟病。

破除藩篱,唯有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成为司法系统的高频词。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与司法改革同频共振,“民告官”进入2.0时代。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2015年5月1日,修改后的新行政诉讼法与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制改革同步实施。凡是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人民法院当场受理、当场登记,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仅2015年5月,全国法院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6万件,同比上升221%,当场立案率超过95%。

立案登记制的施行,让长期困扰行政诉讼的“立案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行政诉讼既是“民告官”的制度设计,也是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确保行政权规范运行的“制度笼子”。

为避免不当干预,提高司法公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积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通过异地管辖、交叉管辖、集中管辖等多种方式,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管辖制度和丰富的改革经验,成效明显。

——针对行政审判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把诊切脉”“对症下药”,相继出台一系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上海、北京两地先后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迈出司法“去地方化”的坚实步伐。

——最高人民法院六个巡回法庭生根破土、辐射全国,实现巡回审判区域全覆盖。

——深圳设立首个行政审判中心,各地试点法院继续深化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和跨区域管辖改革。

——行政审判法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不断优化,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司法公正的行政审判法官队伍初步建立。

从群众担心“不敢告”“告不赢”,到行政相对人主动运用行政诉讼武器捍卫合法权利,诉讼渠道畅通无阻;从行政机关抵触行政诉讼到自觉接受行政诉讼监督,行政审判环境不断改善、持续向好;从行政审判机构的普遍设立,到各地试点法院创新举措频出,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稳步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

以良法促善治,为法治政府建设筑牢根基

法治兴则国家兴。

法治政府的建设,离不开公正的行政审判。

“民告官”案件中,政府部门如何更好地出庭应诉?政府的“红头文件”是不是合法、规范?如何实现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务活动的高效运转?

2016年4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丁加强诉贵州省人民政府复议决定案。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出庭应诉。这是全国首例省部级领导出庭应诉行政纠纷案件。

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目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已成为普遍现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又出声”,不仅提升了被诉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

2018年10月3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新闻发布会上,9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

有媒体评价:“红头文件”任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个案探索到发布指导案例,折射出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力度的加大。

在坚持依法审理各类行政案件的同时,人民法院注重积极延伸行政审判职能,通过建立府院联席会议机制、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和提出司法建议书、定期走访交流等多种方式,争取凝聚共识,促进法治政府如期建成。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从受案范围、管辖、证据、起诉与受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13个部分细化规定,弥补了之前司法解释的漏洞和不足。新起点上,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再次起航。

回首来时路,砥砺再前行。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必将继续开拓奋进,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壮美图景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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