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6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法理学 法治 [ 导语 ]
法律信仰的形成,往往以信仰之法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只有法律可被信仰,人们才能形成法律信仰。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如何重建法律信仰呢?[
内容摘要 ]
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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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并不缺信仰,但这些信仰之间太缺乏认同、太私人化了。更重要的,个人的利益追求往往要高于、大于这些信仰。信仰及其信仰方式无法神圣起来,以至于对国家、对社会无甚作用。

信仰缺失论,一般是基于具有终极性、神圣性特征的宗教信仰判断,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才会出现当下社会这种或那种问题;并且认为那种遇事求神拜佛、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功利化、庸俗化的信仰方式,等同于没有信仰,因为这种信仰无法构成一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规范,无法基于这种信仰认同而最终建构一个社会准则。

一些访问印度的外国人,他们会对残存的印度寡妇殉葬制度感到好奇:血肉之躯的弱女子,何以会面对熊熊烈火态度从容、表情安详、视死如归?一位初到某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夜晚在城郊等车,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时路上的车很少,没有行人,更没有交警或监视系统,但每辆车的司机,如同在闹市行驶一样,路口遇到红灯都自觉停下来。对此,他深感不解。实际上,这都是信仰的力量。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美国学者伯尔曼系统研究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过程,认为宗教是这一传统的重要基石。他发现,自近代以来,法律实证主义占据上风,法律逐渐脱离了宗教基础,成为官府自上而下强加的外在规则,由此导致了西方世界法律信仰的危机。

  信仰缺失论,一般是基于具有终极性、神圣性特征的宗教信仰判断,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才会出现当下社会这种或那种问题。其实中国人有无信仰,很难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定。如果不以宗教信仰或信仰宗教来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进行定义的话,中国人并不缺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政治信仰层面,中国有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宗教信仰层面,官方说法,中国社会信仰佛教、道教等五大宗教者一亿多人(学术界则有三亿多人等不同说法);至于文化信仰层面,儒教的信仰者以汉族为主体,人数更是难以统计……

中国人有无信仰,很难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定

如果追踪历史,法律信仰的失落始于现代。在传统社会,法律与信仰往往合为一体,因而法律是人们的信仰之法。信仰之法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自发之法,即人们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法。它们源于生活,基于实践,是特定社会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外显和信念的符码,因而人们对它们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在所有初民社会,这种自发之法是主要的法律形态。二是宗教之法,它是宗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法律被认为是神意的表达,是神对人的命令。它与宗教教义密不可分,同宗教信仰融为一体,因而自然成为信仰之法。无论是犹太教法、天主教教会法、印度教法,还是伊斯兰教法,都是典型的信仰之法。三是道德之法,在一些奉行德治的社会,道德是最高的原则,法律只是它的附属部分,所有法律都体现道德的价值,甚至与道德没有明确的界限。由于这种道德成为信仰的价值体系,与这种道德密切关联的法律,也就自然成为人们的信仰之法。中国由汉朝至清代的法律便属于这种类型。

  既然中国人的信仰如此丰富多样,为什么普遍的看法却是与此相反,认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信仰缺失呢?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就是:人有信仰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些信仰之间太缺乏认同、太私人化了。更重要的,个人的利益追求往往要高于、大于这些信仰。信仰及其信仰方式无法神圣起来,以至于对国家、对社会无甚作用。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就是信仰缺乏认同,缺乏基于信仰认同而构成的国家意识与社会价值规范。有信仰却无最起码的认同,几乎就是信仰的缺失。

以西方基督教信仰标准来看,中国是没有宗教及其信仰的。但是,如果说中国社会没有信仰,却不一定真实。关键是信仰如何定义。一般而言,宗教信仰可以分为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等类型,还可以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信仰等类型的划分。中国人有无信仰,很难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定。

一般说来,法律信仰的形成,往往以信仰之法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只有法律可被信仰,人们才能形成法律信仰。信仰之法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人们信奉统一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可以是宗教、道德或自发的价值共识等,而法律是这种价值体系的组成或附属部分。第二,这种价值体系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决定着法律的精神气质,形塑着法律的外在特征,限制着法律的发展方向。第三,由于以上两个特点,法律逐渐凝结为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生活的语法”,又是价值的符码;既是规则的载体,又是意义的表征。事实表明,借助统一的价值体系,信仰之法容易得到普遍的遵守;借助信仰的力量,这种法律易于施行。同时,这种法律也便于维持稳定,因为只要信仰体系不变,相关的法律就不会改变。但是,传统的法律信仰也存在某些缺陷,一是它们偏重追求内在价值,忽略外在形式的合理性;二是它们偏重追求信仰的一致性,压制了法律的多样性和个人自由;三是它们偏重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往往使法律丧失了变化的张力和及时回应实践的能力。

  “有钱能使鬼推磨”,曾经是普通老百姓有关神灵信仰的一种说法,但却说明了民间信仰及其方式的一个特点,这是大众信仰功利化与世俗化、难以构成社会价值规范的一个主要原因。以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传统信仰格局,信仰的重点落脚在君、亲、师若干人物身上。倘若这些人物及其代表、象征的权力不出问题,信仰方式则有可能不会出问题,但是,他们一旦有所堕落,或者是失去了固有的地位与声望,老百姓的信仰也就失去了方向,无法认同而无所依赖,促使这种以大人物为对象的信仰方式,很快呈现严重的缺失。至于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人不应当信仰外来宗教,主张以民族信仰共同体为标准,重建一元化的民族信仰,这样也会导致中国人究竟还有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一巨大的困惑。

如果不以宗教信仰或信仰宗教来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进行定义的话,中国人并不缺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政治信仰层面,中国有八千多万中共党员,一亿共青团员;宗教信仰层面,官方说法,中国社会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者一亿多人(学术界则有三亿多人等不同说法);民族民间信仰层面,依族群、语言、传统及其地域的相异而各有不同;至于文化信仰层面,儒教的信仰者以汉族为主体,人数更是难以统计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形成,自发之法已被统一的国家之法所取代。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洗礼下,宗教之法被世俗之法所取代。与此同时,道德多元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道德之法难以继续存在。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的信仰之法便走向了解体,与之相应的法律信仰也出现了危机。

  政治信仰层面,则是由于部分党员、特别是部分高级干部的腐败,甚至是利用手中的职权从事看风水、求神算命、修葺祖坟等各种迷信、巫术活动,进而导致了政治信仰难获普遍社会认同的神圣性断裂,出现了信仰成为口头禅、信仰不被认同等现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政府官员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信仰缺失的问题就会自然产生出来,甚至构成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

既然中国人的信仰如此丰富多样,为什么普遍的看法却是与此相反,认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信仰缺失呢?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就是:人有信仰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些信仰之间太缺乏认同、太私人化了。更重要的,个人的利益追求往往要高于、大于这些信仰。信仰及其信仰方式无法神圣起来,以至于对国家、对社会无甚作用。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就是信仰缺乏认同,缺乏基于信仰认同而构成的国家意识与社会价值规范。

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例如,偏重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难以被资本家、企业主所信仰;偏重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难以被生产厂家或经销商所信仰;偏重维护行政主体地位的法律,难以被行政相对人所信仰;偏重维护“异性恋者”的法律,难以被同性恋者所信仰;削减社会保障项目的法律,难以被弱势群体所信仰;反垄断的法律,难以被那些寻求垄断的企业主所信仰;强制服兵役的法律,难以被反战的和平主义者所信仰。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深水区,解决上述信仰缺失等问题,仅仅是传统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可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传统信仰方法,无法解决社会大众对于政治及其代表的信任危机。所以,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信仰认同,同时也是民主、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

一份全国抽样问卷数据显示,在人们期待的理想社会类型之中,与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优良的社会等选项相比,人们对有信仰的社会的期待与认同,比例是最低的,只有7.4%。由此可见,有信仰却无最起码的认同,几乎就是信仰的缺失。

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就当代中国而言,这种危机尤其严重。我们看到,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制定的大量规则不被遵守,一些强权势力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许多人把庄严的法律诺言当作儿戏,执行难的尴尬常常使法院严肃的判决形同具文。所有这一切都与人们缺乏法律信仰有关,因此,重建法律信仰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当务之急。

  毋庸置疑,政治信仰源自于领导者、公权力掌握者或社会治理代表。依中国人的信仰习惯,人们对领导、官员、统治者的信从,根源于他们人品道德的高尚,天人之际,替天行道,足可为天下典范。然而,当这些官员们的道德行径出现差错,楷模失范,那么,其所内涵的信仰范式也随之消失,其象征权力则同时衰落。

缺的是具有普遍性认同的信仰

那么,如何重建法律信仰呢?伯尔曼认为,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都强调法律的价值,因此,西方的法律信仰的重建,应实现自然法学、历史法学和实证法学三派的整合。哈贝马斯把现代法律分为三个维度,即道德维度、伦理维度和实用维度,前两个维度涉及法律的价值和信仰。他主张,法律中的实用规则,应服从伦理要求;法律中体现集体之善的伦理,应服从普世价值的道德原则。这些主张对于我们思考如何重建法律的信仰,都具有启示。就当下中国法治而言,重建法律的信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正因如此,解决公共权力层面的“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应该用人们熟知的“民主法治”方式,做成“楔子”植入公共权力领域,使他们牢记公民才是社会主人,使他们明白贪污渎职、损害公民利益的罪行,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绝无例外。只有这样,干部中因所谓“邪念纠结”而形成的“信仰缺失”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有钱能使鬼推磨,曾经是普通老百姓有关神灵信仰的一种说法,但却说明了民间信仰及其方式的一个特点,这是大众信仰功利化与世俗化、难以构成社会价值规范的一个主要原因。

首先,全社会应达成法治共识。我们应认识到,实行法治不仅是当代中国的一种明智选择,而且是必由之路。我们应建立起这样一种信念:法治虽然不是万能良药,但舍法治则难以协调各种冲突的利益和多元的价值,难以维持稳定的秩序,实现长治久安。换言之,我们应建立对法治的信仰。

  信仰要有认同,认同在于制度。既要解决信仰什么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信仰、信仰实践与信仰认同的制度规范问题。一个社会之神圣与崇高的信仰构成,离不开一个好的社会:民主、平等、公正、法治、文明。为此,解决国家政治层面之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的基本方法,是民主法治;解决宗教层面信仰私人化、功利化的基本方法,是多元共治,基于核心价值观认同,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建构普遍而公共的认同方式;至于解决社会民间层面的信仰交往界限的融通,则是信仰对话与信仰实践方式的民主与公正。(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以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传统信仰格局,信仰的重点落脚在君、亲、师若干人物身上。倘若这些人物及其代表、象征的权力不出问题,信仰方式则有可能不会出问题,但是,他们一旦有所堕落,或者是失去了固有的地位与声望,老百姓的信仰也就失去了方向,无法认同而无所依赖,促使这种以大人物为对象的信仰方式,很快呈现严重的缺失。文革时代之后的1980年代出现的所谓信仰危机即属这种情状。

其次,我们应就法律的一些基本价值达成共识。例如,我们通常会认同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价值,它们都是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我们应把这些价值内化为一种信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奉行体现这些价值的法律规则或程序。现代法律虽然具有“价值无涉”的外表,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许多法律规则的背后,都潜藏着价值,即便一些技术性规则,也间接地体现着某种价值。当然,在法律运行中,有时会出现价值冲突。在这种场合,我们应通过讨论和协商来达成协调,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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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佛道教等传统信仰与东渐入华的基督宗教信仰之间,也受影响于日益强化的民族民粹主义的信仰主张。这种信仰主张强调本土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信仰之间的华夷之辨,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人不应当信仰外来宗教,主张以民族信仰共同体为标准,重建一元化的民族信仰。这样也会导致中国人究竟还有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一巨大的困惑。

再次,我们应强化立法的协商机制。法律要得到人们的信仰,必须首先获得人们的同意,至少是理解。现代的法律主要是国家之法,在代议制的立法体制下,难以确保立法反映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分成若干群体,在利益上往往存有冲突,有时难以作为一个整体笼统对待。这就要求立法过程充分发扬民主,努力倾听来自生活世界的各种呼声,反复征求各种意见,区分不同的情况,关照不同的利益,协调不同的冲突,确保法律真正反映民意,体贴民情,深得民心。

来源|新华日报 编辑|戴勇

政治信仰层面,则是由于部分党员、特别是部分高级干部的腐败,甚至是利用手中的职权从事看风水、求神算命、修葺祖坟等各种迷信、巫术活动,进而导致了政治信仰难获普遍社会认同的神圣性断裂,出现了信仰成为口头禅、信仰不被认同等现象。

最后,走向法律多元化。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国家统一的立法,往往难以“通约”这些差异,无法符合具体的情境,满足特定的需要。这就需要法律走向多元。具体言之,就是国家主要负责规定基本的宪法架构,确定基本的法律原则,规定基本的法律制度。体现人权原则的宪法是法律信仰的基础。地方或团体的立法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在此基础上,应授权不同的地区和团体进行立法。实际上,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自治模式,为多元立法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允许不同地区或团体根据自己的情境和需要,进行自我立法,是实现法治“一体多元”的重要途径。

信仰认同与法治中国

这种自我立法模式不仅体现了宪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包含着来自生活世界的经验和价值;规则产生于具体的生活实践,而不是源于书本的法律逻辑;法律中不仅包含着人们理性与慎思,还浸润着人们的情感与信念,因而更可能被人们所信仰。

基于传统中国的天地君(国)亲师信仰方式,传统父母官、天子、圣人等大人物,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对象。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亲师被转成天地国亲师,而近代政党政治所建构起来的主义信仰,实际上就把这种传统信仰方式,置换成为对领袖、政治的信仰与认同。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政府官员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信仰缺失的问题就会自然产生出来,甚至构成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

作者: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
稿件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人民法院报 责任编辑:曹美璇 助理编辑:汪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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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深水区,解决上述信仰缺失等问题,仅仅是传统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可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传统信仰方法,无法解决社会大众对于政治及其代表的信任危机。所以,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信仰认同,同时也是民主、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

毋庸置疑,政治信仰源自于领导者、公权力掌握者或社会治理代表。依中国人的信仰惯习,人们对领导、官员、统治者的信从,根源于他们人品道德的高尚,天人之际,替天行道,足可为天下典范。然而,当这些官员们的道德行径出现差错,楷模失范,那么,其所内涵的信仰范式也随之消失,其象征权力则同时衰落。

正因如此,解决公共权力层面的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应该用人们熟知的民主法治方式,做成楔子植入公共权力领域,使他们牢记公民才是社会主人,使他们明白贪污渎职、损害公民利益的罪行,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绝无例外。只有这样,干部中因所谓邪念纠结而形成的信仰缺失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信仰要有认同,认同在于制度。既要解决信仰什么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信仰、信仰实践与信仰认同的制度规范问题。一个社会之神圣与崇高的信仰构成,离不开一个好的社会:民主、平等、公正、法治、文明。为此,解决国家政治层面之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的基本方法,是民主法治;解决宗教层面信仰私人化、功利化的基本方法,是多元共治,基于核心价值观认同,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建构普遍而公共的认同方式;至于解决社会民间层面的信仰交往界限的融通,则是信仰对话与信仰实践方式的民主与公正。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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