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法理学 法律推理 [ 导语
]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副所长,陈景辉教授的著作《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的开篇导言,经作者授权发表。在书中,作者思考了法律、道德与实践推理之间到底是何种联系,法律理由与道德理由在实践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怎样的关联。从五部分来阐述如何完成法律推理理性化的任务,甚至达到避免社会分裂的终极效果。值得一阅。[
内容摘要 ]
民众在立场上的差异,甚至分裂,在我看来,正是“法律下的生活”成为现代社会之宿命的根本原因。以恰当的方式将观念分歧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也才有机会避免由此引发社会离散的恶果。只要观念上的分歧不至于引发行动上的对立,我们就会在获得价值多元所带来的那些好处的同时,有条件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存在。[
内容 ]

作者|五花马

一提到法律,人们很容易想到法庭、警察、监狱,想到国家的强制服从。的确,法这种行为规范与道德、习惯等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其背后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是,法并不仅仅是“力”,法还讲“理”,“理”赋予法中之“力”以正当性,使人们对其不光口服,而且心服。阐述、解释和探寻“法中之理”以及“法后之理”是每一门法学知识的任务,而从宏观和深层的角度来把握这一问题的学问一般被称为法理学。
法理学是每一个刚进入法学院的大学生所要学习的第一门专业课程,也是在整个法学专业学习过程中,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乃至从事法律职业的全部经历中,必须不断学习的知识。事实上,法理学的素养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法律人的专业水平。
关于法理学的著作古今中外非常之多,可以说,其与法和法学的历史一样古老。在西方,有所谓三大法学派之分,其各自所阐释的法中之理分别侧重于价值、逻辑、社会事实等不同角度和方面。国内的法理学著作近年来随着对西方法学成果的吸收借鉴和对我国法制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也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过,从法理学的教材来讲,在百花齐放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程度的概念和理论上的混乱,特别是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如法、权利等。因此,法理学教材也成为目前法学教材中概念、理论和体系分歧比较大的教材之一,这为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带来了不少困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法理学》是国内目前颇有影响的一部教材。该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从事法理学研究的学者分工撰写,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将之运用于中国社会和法制建设实际,教材浓缩了作者在法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如主编孙国华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毕生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关于法的概念和本质的原理》一书的精华,又如主编朱景文教授在法社会学、比较法学等领域的研究等。
该教材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概念清晰、逻辑自恰、理论体系完整,尤其是对于法理学最基本的问题——法的概念和本质的阐释上。该教材将法的概念的几个基本方面和法的本质的不同层次作了详细阐述,使学习者能够对这一法理学乃至法学的最基本问题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该教材指出,法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的。“力”说明法与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性,法是一种由国家制定认可的并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行为规范。“理”说明法的社会阶级本质,法通过规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与义务来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又是由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反映着被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人们的行为自由和纪律,并被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认可为是“正当的”行为和应做的行为;法中之“理”来自客观规律、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人类运用法律调整社会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智慧等。在对法律现象的把握上,该教材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法律上层建筑的法制包括三个因素:法、法律实践和法律意识,而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法”,这有助于学习者全面认识和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问题,避免了视角的片面性。该教材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基本原则、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等中国法理学研究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作了全面阐述。而其关于法律调整及其机制的阐述,在国内教材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正因如此,有一位读者在给本书责任编辑的来信中写道:“因为这本书的深刻性和体系性,我在每次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都能够获得认识上的收获,无论是在本科阶段,还是在硕士、博士阶段。”郭燕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分社社长龚刚强北京农学院法律系讲师

对于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人们而言,“法律下的生活”不但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甚至这种生活的出现本身就具有某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以至于人们已经开始遗忘“没有法律的生活”究竟是何种滋味。这样的感受,同样也为身处迅速转换时期的中国民众日渐熟悉。他们一开始是从“依法治国”或者“法治国家”这种颇具政治意味的名词中,体会到法律对于政治结构可能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政治结构的问题并未真正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政治生活视为某种公共生活的话。只有当法律以各种方式频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纠缠的时候,它对公共生活而言,才真正算得上是至关重要的。其中,案件的诉讼与裁判,必然是法律与日常生活相互纠缠的通常形式。尤为重要的,即使民众一开始可能只是因为“猎奇”或者“看热闹”之类的原因,产生了关注案件诉讼的最初冲动,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旁观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是可以轻易倒转的,“观察者”的中立姿态无法始终保持,他们随之也就有了发表意见和看法的基本理由。一旦这些部分逐渐丰富起来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话题。


然而,这些意见的发布本身之所以具备话题性,不仅仅是因为每个民众都是潜在参与者这个公共性或者政治性的部分,而是因为民众在看法上已经有所分歧、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存在着严重的姿态对立。即便是通过联系某些基本价值或者原则的方式来对这些讨论做抽象化的处理,这样的做法还是无法保证每次均能获取共识性的看法与姿态。这种情况表明:民众在立场上已经有所差异,甚至已经有所分裂。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法律下的生活”成为现代社会之宿命的根本原因,因为现代社会原本就是一个立场或者价值分裂的社会。而之所以中国社会逐渐走向了“法治社会”,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这个社会价值共识正在减少、观念分裂日趋增加的现实。我们对法治或者法律之下的生活要求有多么迫切,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观念分裂的程度有多大。或许我不应当使用“分裂”这个近乎危言耸听的语词,而是应当选择“多元”这个更为中性的表达,不过这样的做法并未减低问题本身的严重程度。如果不能对此给予有效回应,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必将随之而来。通常,“重寻或者重建共识”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因应手段,然而这样的做法
不但是一个无视现实的过分理想化的方案,而且还会遗失“多元”可能带来的“自由”之类的好处。

赵梓彤小朋友《真正的魔鬼是无限膨胀的民意》澳门新葡萄京官网注册 ,从刘星老师《西窗法雨》说起,结合当下热点事件,引申出法律高于人性,无限膨胀的民意是最大魔鬼等感受认识。作为法科新生,不可谓不勤学善思,旁征博引,行文流畅,读来令人欣喜。同时,也让我想起自己“漫卷诗书喜欲狂”的青春岁月,大学二年级暑假在实习单位第一次读到刘星老师的《西窗法雨》,清新流畅,一个个小判例,生动展现出美国司法理念,这对非案例教学模式下的青年学生是多么别开生面的景象呀。

正因为如此,法律理论家就不能如同社会的普通民众一样,过于关注具体案件裁判中所涉及的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应当就其背后的“多元”问题做整体式的思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以恰当的方式将观念分歧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也才有机会避免由此引发社会离散的恶果;否则,我们这个社会就不过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不再能够被合理地称作一个社会。问题是,将观念分歧限定在何种程度才能真正避免社会的分裂呢?答案很简单,只要观念上的分歧不至于引发行动上的对立,我们就会在获得价值多元所带来的那些好处的同时,有条件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存在。这一点,正是本书被冠以“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的根本原因,因为“实践理由”这个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理性化的效果,正是避免因观念分歧引发社会分裂的基本条件。由此一来,实践理由必然成为我们思考法律推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同时这也迫使我们必须提高法律推理问题的论证强度,而与具体的案件争议保持一个合理的观察距离。除此之外,提高论证强度的原因还在于,实践理由同法律基本属性的问题也有紧密的关联,所以法律推理的问题必定还会牵涉到法律理论上的基本立场,虽然我并未在此书中明确表达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但是细心的读者依然会发现这个部分的内容隐含其间。

毕业经年,在我自己真正从事法律职业的过程中,面对芜杂的现实,日益强烈的一个感受是,对自己的职责、能力,对法律的界限需要有一个适度的理解。如果说法律是一个制度化,任何制度都只能解决一些问题,法律也只能解决一些问题,整个法学也只能解决社会中一部分问题,一定要知道哪些东西需要从情理上去理解对方。

当我将“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的时候,法律推理的理性化问题就成为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如果将这个中心任务做进一步的分解,以下五个部分就会依次展现在我们面前:首先,为了实现“有效解决行为上的分歧、容忍看法上的分歧”这个中心任务,法律推理必然同时负担了双重任务:法律推理不但表现为依据实践理由进行的公共判断,而且还是落实特定实践理由的具体化过程。其次,公共判断的理性化,不能脱离实践理由而单独存在,因此一个“准形式主义”的基本立场就会呈现出来;同时,实践理由的具体化,更是要求我们集中关注实践理由的具体类型。再次,很容易就会发现,实践理由有两个基本类型:一阶理由与规则。其中,一阶理由因其本身就是道德理由,所以其理性化能力毋需别寻他途,关键的问题是规则的理性化如何获得。假如规则不能在一阶理由之外寻找理性化的基础,那么一阶理由与规则的划分就会归于消灭。针对这个问题,我依据“内在价值”的基本概念,讨论了规则是如何以有别于一阶理由的方式获取理性化的。第四,“解释”通常被认为是由实践理由的模糊性引起的现象,并且终结于道德上的最佳化判断。通过深入检讨这种看法背后的理论资源,依据一阶理由与规则在文义上存在的重要差别,我认为解释不但是一个仅与规则有关的现象,而且也是只发生在规则文义范围之内的现象。最后,当规则的文义无法解决待决纠纷时,类比推理必然会牵涉进来,而类比推理的理性化是个备受质疑的问题。我通过将类比推理区分为两个基本类型:规则之下的类比推理与一阶理由之下的类比推理,然后分别指出它们各自的理性化条件。通过以上的阐述,我相信:不但法律推理的理性化任务足以完成,社会分裂亦有机会因此而避免。

所以,除了春风化雨般的《西窗法雨》,刘星老师还有另外一本值得推介的书《法律是什么》。该书以英美著名的案例为引,以批判阅读的思维,分析论证了20世纪英美法理学的众多流派与论说,试图揭示各种论说的理由和渊源,让不同的学理、流派呈现和交流,并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思维过程,带领着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法律究竟是什么?

本文作者:陈景辉

在最后的结语部分,刘星老师依他一贯的举重若轻,循循善诱:法理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法律的性质。这一核心问题,有时依赖许多周边问题的理解,比如法律的作用、法律的效力、法律的目的、法律的推理、法治、道德认识、哲学思考、政治道德姿态……这些周边问题的认识对核心问题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有时甚至决定了核心问题解决的方向。其实,其中某些周边问题有时便是经验感性的观念。当“法律”一词出现在人们的词汇或意识之中,尤其是当人们对其作出解释说明时,这便意味着许多经验感性的观念潜藏于人们的观念里,并且意味着许多价值姿态,在左右人们的“法律”言说。

实习编辑:姬佩珩责任编辑:贺舒宇

那么,当我们想到并使用“法律”这一词汇时,我们在意味着什么?

发表评论

法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其产生和发展、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人。西方的自然法学家,特别是早期的西方的自然法学家大都以研究和论述人性作为其出发点,他们从人性中推导出自然法,然后再从中论证实在法或制定法。现实中的法律只是正义原则的具体化,只是依据正义原则所设计的社会制度。

亚里士多德:人类本来是社会的动物,法律实在是完成这种性质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解释法律的本质,而这个本质需要从人的本性中去寻找。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西塞罗:法律非基于人的意见之上,而是基于本性上的。正因为如此,研究法现象,就必须研究人的本性。孟德斯鸠: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它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在所有这些规律之先存在着的,就是自然法。所以称为自然法,是因为它们单纯渊源于我们生命的本质。如果要很好地认识自然法,就应该考察社会建立以前的人类。自然法就是人类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所接受的规律。”

刘星老师在《西窗法雨》中介绍过一个小案例,说的是若干年前,英国审理了一个刑事案。话说,一天,一名叫乔治的小伙子在家里闲得无聊,就想去附近的皇家空军机场看飞机日常训练。他爬过机场旁边的铁丝网和障碍物,坐在机场跑道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天上的飞机。这时,一架飞机打算降落,飞行员发现跑道上坐着人,不得不将飞机再次拉起飞向天空。虽然乔治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是警察还是将他带走了,并于几天后把他送上了法庭。

当时审理此案的法官叫帕克。在开庭那天,帕克法官一手拿着一部叫做《官方机密条例》的法律,一手翻阅着案件调查报告。当检控官宣读完起诉书后,帕克法官问乔治有啥要说的。乔治回答说,甘愿受罚,谁让自己这样无聊地惹事呢。可是,乔治的辩护律师却说,乔治不应受罚,因为他没有违反《官方机密条例》的规定。

律师让帕克法官仔细阅读该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上面写着:“不得在禁区附近妨碍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律师说,虽然军用机场是“禁区”,乔治也妨碍了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但是,他的行为不是在“禁区附近”而是在“禁区里”。所以,并不违反条例的规定,不应受处罚。律师还提醒帕克法官英国是个法治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样还真让帕克法官为难了。

法律的优点在于它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可是,它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正是因为它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所以遇到特殊情况便无法随即调整;正是因为它具有明确性,不能模棱两可,所以遇到未曾遇见过的情形,便难以灵活处置。而人的智慧就可以随机应变,灵活处断。在上面那个案件中,假设没有法律在旁边,帕克仅用自己的智慧来断案,可能就不存在为难的问题了。

选择法治的理由,不在于认为法律的优点胜过人的智慧,而在于感觉法治比人治更可靠,因为,历史时常说明人的直觉自律不不是恒常稳定的,随机性很大,今天遇上一个明白人是一回事,明天遇上一个糊涂人又是另一番局面,一切都不可预知,也就难以摆脱恐惧。

刘星老师借这个案例说明法治的必要。法律,虽然滞后,难免疏漏,又或僵化,甚至部分牺牲个案正义,但却能规范行为,维持秩序,据此,社会关系得以安稳运转。

这就如同正是因为有交通规则,驾驶人才可以开车出门放心在马路上行驶,因为你可以合理预判前后左右的车辆都遵循这些规则,而约束机动车的目的在于维持马路秩序,保障所有驾驶人的安全。仍然会有人违反交规,过失或者故意,相应进行处罚,一是有法律规定,二是有案例示范,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除非蓄意危害公共安全或故意找谁报复寻仇之外,恐怕没人会故意违规驾驶制造事故。

处罚的意义在于警戒行为,维护规则,引导人们增强规则意识,安全驾驶,从而,马路秩序得以稳定保持下去,最终实现保障驾驶人安全这个根本目的。

法律是概念和规则,是权利和义务,是行为和后果,是秩序,秩序的存在是为了安全,而安全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基本条件。什么叫正义?平衡即正义,与其说法律与正义有关,不如说规则与秩序有关。

但,有了规则,执行规则就岁月静好了吗?…..画外音传来:没那么简单…….

规则是向后看,纠纷发生在当下,裁判呢?裁判是向前看,至少应该向前看。现实的困境是,规则有缺漏,纠纷有诉求,考验的是裁判的担当与智慧。

当对某个事件的法律判断乃至判决,已经超越了这种可以忍耐的极限而变得让民众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时,那么,是否应该探究一下法律的立场是什么呢?

所谓法律的立场,是指在研究某个法律问题的时候,在推进法学理论的过程中,既要注重规则,更须追求秩序,以此为基础,再想方设法地厘清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解决利益冲突,并最终使社会关系和谐有序。当法律的运作严格遵循了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发生了所谓的背离民意的判决或者执法结果时,就应当认真分析法律本身是否正义了。

那么,就此,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法律的立场就是正义呢?

事实上,传统的法律者已经越来越难以回答社会急剧变化产生的有关法律的最急迫的问题。那些流行的所谓法学理论都无视法律实践,都远离实际的法律生活、迷失于意识形态争论之中。法理学大多与法律实务者的日常关系相距甚远,它所设计的问题无法参照或根据常规的法律文件推理而加以解决,它所运用的视角也无法演绎出法律原理和法律推理。而这正是法律形式主义的流毒。

在所有法学可用的知识和成果中,法律更需要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目前的法律太缺乏科学和社会科学,太缺乏经验研究。

对任何事都要有一种,既要深入进去热爱它,同时又能嘲笑它的能力。做事情一定要认真,但反过来这个事情真是这么回事吗,有这个能力才能深入浅出,这是对自己能力的提高。固然需要对自己的职业和学术有一个最高的关切,但在思考整个中国问题时,却不能把它放在第一位,而是从你的立场,用你的知识,推动社会的利益。

法理不是关心具体的某一个法条,而是关心这些法条,这些法律规则、制度、概念是怎么发生的,它背后的到底起什么作用,总体的法律制度起什么作用。法理一种理论思考的能力,并不仅仅是逻辑思考的能力,对问题总体的把握,对政治的把握,对经济的把握,对社会的把握,并不是一定要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或是其他学科,而是你有一种基本的把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的东西变成法律思考的基石,因为法律固然是社会当中最重要的机制之一,但它一定是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协调下去起作用的,因此,千万不要把法律看成是绝对的。

回到江歌案,亿万民众何以对刘鑫如此愤怒?中山大学的张曦教授说:“在视频面前,对于尚有人性的人来说,哪一项是不合时宜的情绪表现?哪一项是需要靠“理智”来加以克制的东西?生性热情的人,在这无情世间最大的痛与苦,莫过于被辜负。如果这场辜负不能化解,那我们的愤怒又怎么可能平息?”

初唐诗人宋之问有一首著名的诗《渡汉江》,“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是其中流传千古的佳句,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又怯又怕的纠结心情。宋之问趋炎附势,攀附张易之等,后张易之被处死,唐中宗继位,宋之问贬泷州参军(广东罗定县),次年春便秘密逃还洛阳。这首《渡汉江》就是在逃回洛阳途中所作,“情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诗人便会愈发忧虑,发展到极端,这种忧虑就会变成一种恐惧、战栗,使之不敢面对现实。

宋之问的怯与怕,一定程度上其实与刘鑫是一样的,大恩如仇,在这承担不起的生死之情面前,便一味逃避。

然而,人的法则是,一颗阴暗的心永远托不起一张灿烂的脸。灵魂需要归宿感,这是人性本能的需要。也许刘鑫需要得不是忏悔,而是一个忏悔的理由。文明对于不能以“人”字界定的人无能为力。

古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说:“要自由,才幸福;要勇敢,才自由。”

还是引用张曦教授的话吧:刘鑫还有出路,纵欲者也都还有出路。这出路就在于,她需勇敢些,捡起江歌留下的那份情,呵护它,充实自己不可再现的小日子。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再回到法律领域。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的法治,这一点并不由法学家说了算,也不由法律职业利益集团说了算,最终得由包括我们在内的全体中国公民的社会实践说了算。中国的法治一定要能够有效回应中国公民日常生活中的重大常规问题,尽管不可能是所有问题;必须与中国普通公民内心关于何为社会正义和良好秩序的感受基本一致,尽管未必能完全一致;它还必须在中国社会现有的资源和财政条件下能够长期实践,而不是一时的光鲜。

一个希望为这个社会和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法律人,不仅仅是要完成准确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的技术任务,同时,也能够看到并会努力改变引起这种不幸的外部原因,来最终减少人们的不幸。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