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0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法制史 中国法律制度史
[ 导语 ]
本书是2009年2月1日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黄宗智。本书主要讲述了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目的,为了摆脱那种心态,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黄宗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Modem
China创刊编辑。主要著作有《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及法律史的三卷本:《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和《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
内容摘要 ]
我们如果回到法学领域来说,过去的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乃是重要的资源。它需要的是实践和现实的层面,以补其不足,但这不是要抛弃过去的研究。最终,我们所要的是实践和思想的综合,也就是说新研究和旧研究的综合。这样,中国法律史研究才会在新时代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内容 ]

摘要: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的连接问题,由此回顾西方现代主义下一些无视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倾向,特别是近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下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及其高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们掩盖了西方本身实践历史中的经验背景,包括同样属于主流的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法律实用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以及现代科学的归纳方法。我们要探索西方真实的现代性于其实践历史,而不是其意识形态和偏激理论。新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从现代主义绝对真理信念的极端走到了怀疑一切经验证据的极端,并与新保守主义联同,造成了今天美国知识界和学术制度中广泛的认识危机。文章强调,学术研究首先要摆脱意识形态,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具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和绝对理论,只可能有客观和主观双向互动的以及连接特殊历史情况的分析概念。要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应该同时推进中国长期以来在认识论上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的传统,包括古代法律实践所体现的“实用道德主义”以及现代革命所提倡的实践精神。从中国的实践历史中提炼分析概念,连接经验与理论,摆脱现代主义的偏激认识论,吸纳西方的实践历史所包含的真实现代性,才能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传统。

摘要:本文是作者对自己在国内十年教学与写作的回顾与反思。首先是对当前影响最大的两大理论传统——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两大次要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简单讨论。重点不在学术史研究而在学术实用,从如此角度来点评四大理论传统。然后,回答文章的中心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文章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经验和总结来提出意见。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经济史、法律史
我十多年前发表了《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回顾自己学习和运用学术理论的经历,强调学习和使用理论,应该同时兼顾多种传统,以经验证据为准绳来决定取舍。(黄宗智2003b[1998])之后在为国内研究生们写的《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一文中,更突出地强调在学术研究中,理论概念和经验必须相互连接,两者缺一不可,好比左右双手并用。文章指出,可以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建立自己的新概念,来创建可以验证的新的中层理论概念(区别于不可验证的宏大理论)。更高的境界是借助不同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此篇是前两篇的后续讨论,是对我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和写作的经验性回顾,也是对当今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两大主要理论传统和两大次要传统的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对理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是对其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讨论。其目的不在就理论论理论,而在学术实用。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当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潮流下,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目前学术界影响较大的理论体系对我们做学术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又会起什么样的误导作用?
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为国内读者写作,最使我惊奇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竟然远远超过在美国。对我来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固然具有它一定的是处和洞见,但它同时带有许多明显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对理解中国来说充满盲点和误区,亟需纠正。本文简略探讨这个理论传统今天在美国和中国学术界所占的霸权地位,并进而讨论影响第二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传统,以及两个最主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理论传统。文章对四个传统分别作出评论,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来提出意见。对它们的反思和应用是我近年来学术变化的一个主要动力。
另一个主要动力来自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从消极转到积极。过去作为处于美国学术界比较边缘地位的“中国研究”的一员,多年来习惯于一种对中国只带有消极关怀的心态;但是,回到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学者开课,并为国内读者写作,自然而然地从消极的关怀转向积极的参与。这样,更把主要理论传统所包含的前瞻性论说带到自己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中心地位。文章也总结了我近年来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和学术研究。
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
国内一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的霸权地位,其实远远超过在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两者的基本教条是大致相同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更多附带一种近乎帝国主义的制度输出愿望,想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别的国家),但其在中国的影响比美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在“金融海啸”引起全世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之下,其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强势地位仍然没有动摇。
这个现象颇耐人寻味。表面看来,美国到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在那里的影响力怎么反而弱于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为什么在中国威势比在美国更大?
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顾名思义,乃是保守的思想。它的核心是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反对美国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国家越来越多干预市场的历史潮流,因此称作“保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来自保守的共和党的右翼,针对的是民主党过分的国家干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伴随“改革”和“思想解放”而生,是针对过去高度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反动,因此,一定程度上更具新颖性和活力。这是原因之一。(虽然,它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颠覆性转向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性。)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年作为第二主要思想潮流的后现代主义,其含义和影响在两国十分不同。这点需要花点篇幅来说明。在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深层反思和批判,强调主观因素、否定客观、否定绝对真实、否定唯物思想。它是对西方长期以来(从天主教到现代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绝对主义的反动。它成功地在整个学术界质疑了实证主义,推翻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它的影响力可以见于这样的现象: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人士在提到过去认作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客观现象时,普遍地要加上引号,或“所谓”两个字(例如“所谓事实”、“所谓客观”)。
在中国则很不一样,学术界没有像西方那样程度的认识论上的焦虑,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从笃信上帝到笃信科学,而后到彻底怀疑科学所导致的深层认识危机。中国的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重点,不在怀疑客观和事实,而在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连带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在法学界影响甚广的“本土资源”论为例,其重点在针对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移植论,也就是说西方中心论,试图从一种中国“本土”的实际和传统来与之抗衡。它归根到底主要是一种本土感情的表现。
在中国历史学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远不如在美国那么强大。在拒绝过去的阶级斗争框架之后,一个重要倾向是美化清代及其市场经济,借以“去西方中心化”,但主要的潮流则是“碎片化”的研究,抛弃了过去那种对历史整体的意识形态化认识,但一般并不附带拒绝经验和客观真实的倾向,甚或正好相反。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除了个别的学术领域之外,例如比较文学),不能够称作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派,不能够被视作一个在学术实践层面上真正具有庞大影响力的理论。它没有太多公认的经典或教科书。在社会科学诸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
概念(两者都被纳入我在国内为研究生们开设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课程),而对它们的理解和接纳,主要源自“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动机,而不是怀疑一切客观事实的动机。
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在那里,后现代主义根本性地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基础。其认识论附有一大堆的高水平理论,从语言学到哲学,从艺术和建筑学到认识论,从文本分析到法学和社会学与人类学,都具有很大的学术势力,形成彻底质疑现代主义的大潮流。(例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福柯Michel Foucault,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詹姆森Fredric
Jamison等的著作)
在美国的人文学科里,后现代主义已经占到新主流地位,几乎是霸权地位。在社会科学中,它也有巨大势力: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它已经占到近乎主流地位的优势,在社会学中则几乎已经形成和新自由主义两权对峙的局面,而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领域,其势力虽然不如在以上诸学科,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其占到主流或分权地位的学科,它直接控制或部分控制了学科基本内容、教员聘任、职称评审、研究生遴选等关键环节。(这当然和美国的高等院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和中国相比,教授们享有较大的权力,一旦占据重要大学的职位,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本学科在该校的发展方向。)
这种状态和美国高等院校长时期对政府的批判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学术界人士一向以展示自己的独立精神为荣,几乎认为独立批评,尤其是批评政府,乃是作为学者的一个基本条件。绝少人会简单地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词;无论心底里如何想,也必定要摆出独立批评者的姿态。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一种潜规则。学术界也因此一向比一般民众的政治立场相对“进步”、“左倾”。在过去,高等院校乃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的左派思想的大本营;今天则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主要所在地。过去在高等院校,左派和右派分享权力,相互制衡;今天则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享权力和相互制衡。(虽然如此,在一般民众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知之者其实为数甚微。)
由于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学术界更强大的势力,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没有能够达到像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考核制度中如此完全的霸权,而是处于与后现代主义分权和妥协的局面。这两大理论传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高度意识形态化,轻视经验证据。对新保守主义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终真理,而在最基本的真理前面,根本就没有客观还是不客观的事实之分。而对后现代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真实可言——一切最终只不过是“话语”或修辞。因此,两者同样偏向理论、轻视经验(也因此使美国无视经验证据而发动伊拉克战争成为可能),并且同样敌视马克思主义。如此的共识更促成它们之间的一种妥协,甚至联盟。
在双方分权共处的局面下,两者都分别默认对方的正当性,并因此促使学术评价简约化为一种关系“政治”,越是“前沿”和“一流”的大学越如此。以我自己任教38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为例,此前那种严谨的客观学术评审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互容忍。在学术评价的场合,互相让对方选择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士来做评审。(详见黄宗智2008a:533~535)两者的权力关系可以比喻于长期拉锯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个今天是执政党,另一个则是在野的反对党,但两者在议会中共存,而且在野党在短期内便很可能执政,当前则占有一定的分享权力的地位。
在中国则是由新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独享霸权。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到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们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学术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
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包含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去西方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一定程度的本土意识),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
这部分是因为体制问题。中国的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集中制。研究生招生制度被完全控制于全国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下,采用的是行政管理手段。在僵硬的应试教育制度下,个别学校和院系,更不用说个别教员,欠缺自主招收有特殊才能但没有超过分数线的学生的权力。要建立起有制度性依据的“另类”做法,真是谈何容易。无论是建立“博士点”、学术“特区”,还是新学科等,都必须面对高度统一制度化的体制。目前,“另类”分子只能依赖党内右、左之分,一定程度上借助左派来争取活动和话语空间,但是,在一统的制度性实际运作中,新自由主义其实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地位。
我个人由此得出的实用性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霸权比在美国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战。
要么轻视经验研究,要么完全拒绝理论
在美国,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主宰的学术环境,所造成的部分后果是共同偏向理论,并造成理论与经验的割裂。两者都认为,在理论和经验之间,理论占据决定性位置,认为一切争论全是理论争论,经验证据只是装饰。两者的霸权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今天已经越来越少有双手并用、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具有新鲜建树的学术研究。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与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存于极其微妙的关系之中。在那样的环境下,有的高度教条化的经济学家们,酷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苏联的陈绍宇、秦邦宪等“海归”领导人。陈、秦等经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坚信马列理论乃是革命的绝对真理,坚信苏联的革命经验乃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今天在美国受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有的同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绝对真理(“科学”),意图以之改造中国。两者同样不顾中国实际,无视中国实践经验,要把中国推向已经给定的教条。过去是城市革命、工人阶级专政、轻视农村和游击战;今天是市场经济、资本和“效率”挂帅、忽略农民和公平。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更建构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绝对对立——私有产权vs.
公有制;市场vs. 计划;市场分配vs. 国家分配;个人抉择vs.
官僚抉择——并以此完全拒绝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完全无视其历史背景。如此的二元区分,特别清晰地展示于今天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和科尔奈Janos Kornai,也可见于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科斯R. H.
Coase、诺斯Douglass
North等经济学理论家。(我开设的课程把舒尔茨的著作当作掌握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
和过去的马列主义同样,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普适真理和科学来自我包装的。不同的是,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把它视作“政治”的核心;今天则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去阶级的“政治”。即便是在极其显著的社会不公现实之下,新自由主义只讨论个人利益和博弈,拒绝讨论阶级矛盾。
和过去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研究同样,教条化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研究多受其意识形态所主导。它在表面上虽然强调“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经验根据也有创新概念的学术研究。这种教条化的学术主要有两种:要么努力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时而借助貌似科学的计量方法;要么试图说明中国去他们的理想图景还有一定的距离,借以强调中国必须向新自由主义理想进一步迈进。这种研究其实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非常相似。它们呼吁,要确立私有产权,确立纯粹的市场竞争,遏制、消除国有企业,目的是建立和美国相同的完全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这些大潮流下,也有相当部分学者,面对学术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理论的明显不符合现实,坚决拒绝意识形态化理论,许多人并连带拒绝一切学术理论。和毛泽东时代的部分学者同样,他们以经验主义来卫护自己的求真理念。这种现象在经验研究传统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学科尤其普遍,形成当前的“碎片化”研究趋势。在经济学领域,则可见于纯技术性的研究。但问题是,经验研究从来只可能是学术的一只手,脱离概念的建构和运用,等于是自缚另一只手。用这样的方法来培训研究生,等于是迫使他们脑袋里那块概念肌肉萎缩,使得他们之后即便想利用分析概念也会力不从心。
至于引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术,它们主要借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来树立中国传统的正当性,借以“去西方中心化”。部分学者则更是模仿美国学者的话语分析,并且多多少少染上了美国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特征,即主要以批判姿态呈现自己——竞相试图对现代主义作出深层的反思与批判,把建树理解为批判。如此的学术,多缺乏扎实的经验根据。
在以上论述的经验与理论分裂的学术环境下,青年学者相当普遍养成了一种浮躁的阅读习惯。面对缺乏概念的“碎片化”经验堆积,他们认为,如此的研究意义不大,只需稍作浏览。同时,面对没有经验检验的理论空谈,他们觉得只需快速总结出“观点”,不需要详细阅读。这样,就养成轻浮阅读的习惯,并普遍以此来应付学校的课程。较少有学生具备独立学术思考和积累学问的阅读态度,即习惯性地质问,此作的概念和其经验证据把自己说服了没有?
以上是我这个外来者对国内学术环境的初步认识。本文要提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当然,在新自由主义学术占据制度化的正当性现实之下,任何“另类”学术,包括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及“另类”的理论思想,影响和势力都比较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因此放弃学术最基本的对真实和真理的追求。我个人更认为,我们也不可放弃连接经验与概念/理论,因为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我自己教学中常常对学生这样说:理论不可盲从,也不可拒绝;西方理论是其学术的核武器,必须面对和掌握,才有可能超越。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外的“另类”理论/思想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当今中、美学术界两大主要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体主义传统则可以说是两大次要传统。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做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不然,何谈“学术”?)。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广泛采用多种学术传统的洞见,或借助其间的张力来反思每个理论传统,或与其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新概念。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在后现代主义之外,两大次要学术传统也是批判、超越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重要可用资源。
中美“左派”思想影响之异同
中美相比,其“老”“左派”思想同样日趋式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过去是国家政权的正式意识形态,但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遗忘的理论。在年轻一代的学生中,部分由于教育制度对“政治”的强制要求,相当普遍被视作仅是一种修辞。就其现在在学术界的活力,也许还不如在美国处于另类和边缘地位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由于官方相当程度上仍然沿用过去的革命话语,
左派在中国的学术界占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另一种空间。一方面,上面已经提到,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占据绝对霸权;但是,另一方面,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也为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权力依据。“老”和“新”“左派”都可以借助官方的正式话语来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信仰,以及其人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教条,可以强调“社会公平”以及“和谐社会”等被官方正式话语认可的价值和期望。也可以有限度地援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新自由主义。
在被边缘化的实际下,左派思想一方面趋向一种脱离实际的“修辞化”,但是,另一方面,则也显示了一定的创新力量。首先是摆脱了过去的教条,包括计划经济理论以及庸俗的唯生产关系论,认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有的宽阔视野,即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而不是偏重其中任何一方)的历史演变观点。在对待上、下层建筑关系上,也同样灵活,不会陷入简单的唯物观点。同时,在新的环境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来的、把全人民幸福置于首要地位的价值观念。此外,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包括其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其科学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方面),提出深层的反思,并对中国的过去进行更均衡的重新思考。最后,脚踏实地地直面当前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实际,探索利用其动力以及改善其现实的可能方案。诸如此类的“新左派”理论思想,其潜在的活力和影响远远超过在美国。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现实,新左派今天所占的地位虽然比较边缘,但它具有庞大的社会基础,不容低估。
虽然如此,和后现代主义同样,新左派也没有能够在学术体制之内扎根。在教科书、核心刊物、教员聘任、考核以及研究生遴选等方面,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势力。其所掌握的权力其实局限于个别学者的声誉和地位,但是,鉴于改革三十年以来的不公平的发展这一基本事实,新左派理论是具有巨大潜力的,也是今天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另类理论。
处于左右之间的实体主义理论
至于实体主义理论,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来都不曾是主流理论,但它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对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它的主要代表,也许可以视作社会学-经济学的波拉尼以及农民学传统的恰亚诺夫和斯科特。因为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强韧持续,其影响要比在美国大得多,没有像美国那样伴随小农经济的消失而趋向式微。在美国则只有在对第三世界的“外国区域研究”(foreign
area
studies)中,影响较大,主要限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至于法学领域,美国的实用/现实主义法学也许也可以被视作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一部分。它在美国影响较大,长期与形式主义抗衡、拉锯——下面还要讨论。)
今天,实体主义理论仍然不失为一个可用资源,在美国有相当深厚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传统。譬如,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便同时采用这个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兴起的“批判法学”,也同样借助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传统来批判形式主义法学。)在前苏联,则是在斯大林的恐怖政治之前,恰亚诺夫的理论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它仍然不失为重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对小农经济仍然占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它也是批判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另类资源。
在研究方法上,实体主义理论比较倾向质性和社区研究(有点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解剖麻雀”方法).,如果使用计量方法,则要在那样的基础上方才采用。这种方法很好体现于过去曾经一度占到人类学主流地位的社会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与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不同,它更倾向于从经验到概念的研究进路,而不是形式主义所广泛使用的从理论到经验再返回到理论的研究进路。对惯常在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条件下,滥用定量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来说,它可以起重要的纠正作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质性研究形成鲜明的问题之后,方才有深度、针对性地使用计量,然后再返回到质性研究中去检验、阐释。)在这方面,实体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今天其实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开设的课程同时纳入以上两个另类传统的阅读材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在中国现今的学术环境中,显然十分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和自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认识到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方才有可能破除其误区和盲点、做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研究。在批判中,后现代主义、新左和实体理论,只要符合中国实际与需要,都是可用的宝贵资源。
我自己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针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流行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提出批判,也针对法学界中同样占霸权地位的形式主义理论提出批判。
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力争,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会得到最佳配置,不可能会有过剩——土地、资本如此,劳动力也如此。据此,他坚持印度没有过剩劳动力。两地的农业发展都无需考虑人口压力问题,只需要能够促使农民增收的新技术。他的学说可以视作当时所谓“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
首先,应该说明,即便是1979年授予舒尔茨经济学奖的诺贝尔委员会,也对他这种观点带有一定的保留:因此,他们把该年的经济学奖,同时授予论证发展中国家农村具有“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刘易斯W.
Arthur Lewis。
针对舒尔茨忽视中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的论点,我指出:舒尔茨对中国劳动力的理解是不符实际的,忽视了其相对过剩的实际。我之前的研究证明,明清时期依赖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确实是按照舒尔茨的理论逻辑运作的,因为它们根据需要而调整其劳动力和劳动投入,趋向劳动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占绝大多数的“家庭农场”(在华北平原占据所有农户的90%,在江南则接近100%)则不同,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之下(家庭农场面积严重不足),他们做出的回应是越来越高度的劳动密集化,倚赖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吸收低于粮食种植报酬的手工业(在江南地区特别是纺纱和养蚕、缫丝),以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支撑“农业+手工业”“两柄拐杖”结合的“家庭化生产”谋生模式。在华北,家庭农场的劳动力平均只种植10~15亩,而经营式农场的劳动力则达到适度的20~30亩。在江南,纺纱的报酬只相当于粮食种植的1/3到1/2,蚕桑则是以八、九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三、四倍的报酬。这就表明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存在劳动力相对过剩,以及当时农业经济的“内卷化”。(黄宗智1992[2000,2006],1986[2000,2004])
集体化时期更加如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一些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经历了所谓“绿色革命“(即化肥使用、科学选种和机械投入)。但是,在人口压力下,江南粮食种植的劳动密集程度达到一年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以劳动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换取绝对收入的提高。绿色革命的新投入+劳动密集化,所起的作用促使农业产出年增长2~3%,但如此的增长基本被每年2%的人口增长所蚕食掉,结果是劳动报酬停滞不前,也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绝对产出的]增长”。
至于去集体化的改革时期,农村约1/3的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但农业总产并没有因此下降,展示的是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这也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很好证明。(黄宗智1992[2000,2006])
近二十年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生产,或“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其背后也是劳动力过剩的事实。即便如此,农村劳动力仍然相对严重过剩,大量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处于“就业不足”的状况之下。这一切乃是改革时期“农民工”浪潮的基本背景,促使大规模低报酬、不受国家劳动法规保护、没有正规职工福利的“非正规经济”的形成。
林毅夫等根据与舒尔茨同样的逻辑,力争中国的庞大劳动力其实乃是其“比较优势”,在改革中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之下,终于通过市场机制而得到其最佳配置。蔡昉等则一再强调,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和城市整合的、同等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而陆学艺等则强调,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即将占大多数的“橄榄型”(区别于“金字塔”型)社会。他们忽视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经济”中被超时使用、拖欠工资、欠缺福利、没有劳动法规保护等恶劣现象。如此的实际不能简单被称为“比较优势”或整合的劳动力市场,或橄榄型社会,不能无视这么多人的血汗经历。(详见黄宗智2009c)
当然,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个有利条件,配合地方政府的无视国家劳动法规,更加如此,但我们要同时看到其(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的)“剥削”的一面,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的“奇迹”是以广泛的社会不公来换取的。也就是说,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其实来自同一根源,即地方政府不顾劳动剥削和环境污染而积极招商引资。(黄宗智2010d,
2009a)
近年来,由于三大历史性趋势的交汇——生育率的下降终于在世纪之交体现于劳动力绝对量的递减,快速的城镇化(包括大量的农民工非农就业),以及由于收入上升而导致的高值农产品(蔬菜水果和鱼肉蛋奶)的需求增加,促使单位耕地面积上既是更多资本也是更多劳动力的投入(例如,拱棚蔬菜和秸秆养殖)——在今后几十年间有可能可以消除劳动力过剩的“内卷化”问题。(黄宗智、彭玉生2007a)
与舒尔茨的认识不同,我以上的论点不是来自任何单一的理论,而是来自中国的实际经验,展示的不是从理论到经验拼凑、再返回到理论的典型新自由主义研究方法,而是从经验到概念、再返回到经验的研究方法。在对经验证据的理解上,我借助(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来形成自己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
作为以上思路的延伸,这些文章兼顾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借以讨论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对错。首先,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教条,即发展必须由市场+私有资本主义公司来推动,我指出,在中国的发展“奇迹”中,地方政府显然起了极大作用,和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干预最小化的教条完全不同。同时,地方政府的作为
——为了招商引资而无视劳动和环境法规——也是当前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黄宗智2010a,
2009b)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必定会导致欧美式的橄榄型(即由庞大的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我论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其实是烧瓶型的,新精英阶层人数和比例确实有所增加,但仍然只占全人口的绝对少数,不会超过5~15%(确切多少的关键在于对“中产阶级”如何定义);占绝大多数的则是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的非正规经济,多达全人口的85%。他们处于中产阶级之外,做的是最脏最累的工作,拿到的是普遍远低于城市正规职工的报酬,基本得不到劳动法规的保障,并且没有或只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如此的城乡差别以及分配不公,乃是今天中国最最突出的问题(黄宗智2010d,2009c,
2008c) 批判形式主义法学
法学领域的状况和经济领域十分相似。形式主义法学影响最大的理论家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西方法律乃是“形式主义理性”法律,与非西方社会的“实质主义”法律十分不同。西方形式主义法律的依据是来自古希腊传统的、被认为是世界文明中西方所独有的演绎逻辑。如此的形式主义理性乃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其法律、现代科层制治理,乃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这种观点被改革时期的中国的法学界广泛接受,形成现今法学的“主流”认识(虽然,常有只得其皮毛、不得其真髓的理解和运用。下面还要讨论。)
首先,针对形式主义思维方式,我指出:它片面强调逻辑和理论,忽视经验和实践。同时,它自以为是普适的,基本无视时空环境,也因此既是现代主义的,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即便是在美国和德国,都兴起了长期与之抗衡、拉锯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法社会学传统。他们强调,法律是应时而变的,需要适应现实与实用。实际上,我们如果摆脱纯理论性的视角而考虑到法律实践,便可以看到,即便是现代西方本身在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其实也并不是纯形式主义的,而是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拉锯而形成的产物。(黄宗智2007b,
2009a)
至于中国,我对韦伯建构的理想类型的批评首先是,在中国的法律实践(区别于其“表达”)中,其实含有实用和“理性”的维度,绝对不符合韦伯建构的“实质非理性”或“卡迪法”理想类型,而更接近于他讨论不多的“实质理性”模型。同时,它绝对不像韦伯所建构的纯经验性或回顾性法律,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法律。它所依赖的不是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密不可分的“权利”前提概念,而是儒家的“仁”与“和谐”伦理。同时,其所使用的法律思维十分不同于形式主义的完全偏向抽象概念和理论,而是特别强调连接经验与概念,并带有强烈实用倾向的思维方式。(黄宗智2001[2007],2003a[2007],
2009a, 2010c)
此外,我指出,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理解,需要摆脱其简单的官方表达,而看到表达与实践既矛盾又抱合的基本特征(即,法律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合起来则更是另一回事);韦伯所看到的其实只是其表达层面。(黄宗智2001[2007])对现代和当代的法律理解同样。以离婚法为例,毛泽东时代的法律不能仅凭其表达来理解,更要看到其带有古代传统特征和现代实用性的方面。这尤其可见于其离婚法实践中的调解制度。它既继承了传统的社区互让调解传统,更加上了现代革命的、依赖国家法规和政策的“干部”和行政调处与调解。此外,还创建了中国独特的法庭调解制度。在继承-赡养法、侵权法、财产法等方面,我们都能够在司法实践中看到古代、革命中国和西方的多元共存以及融合与矛盾,绝对不能依赖简单的“形式主义”思维或“全盘西化”意识形态来理解。(当然,也不能仅凭“本土资源”来理解或总结。)(黄宗智2006,
2009a, 2010c)
同时,我更指出,国内的移植主义法律有许多地方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并且是来自对西方法律的错误理解。譬如,《取证程序的改革》一文论证,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离婚法领域中,盲目移植西方“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缺乏配套制度,其结果是在实践之中,导致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程序以及违反法律条文本身意图的司法实践。(黄宗智、巫若枝2008b)再则是《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一文,同样说明,盲目移植被误解的西方“修复性正义”,导致牛头不对马嘴的“刑事调解”司法实践运动。这就类似于教条性地提倡西方的“米兰德原则”,而实际上与中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实践水火不相容,乃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谈。
鉴于以上总结的研究成果,我特别强调,要纠正形式主义法学片面关注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缺点,我们必须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我因此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进路,赖以纠正脱离实际运作的法学和法史研究。更具体地说,就是从诉讼档案出发来研究中国的法律,对过去的古代和革命时代如此,对移植西方法律的中华民国时期和当代中国改革时期同样如此。唯有通过对司法实践的研究,看到其与法律表达的互动,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国法律在实际运作中的实质内容,才有可能更贴切地理解过去的法律以及其现代的动向。《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一书汇集了我在美国所培养的十多位中、青年学者的文章,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黄宗智、尤陈俊编2009d;黄宗智2009a)
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践一定是正确的,表达一定是错误的。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实践之中也多有错误的经验,譬如,在离婚法中已经被广泛运用的“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在刑法中被误解为“恢复性正义”的“刑事和解”,更无庸说常见的“刑讯逼供”等。这些是今天司法实践中亟需改革的缺陷。其中关键在于要看到实践的后果,而不是沉溺于理论和条文的空谈,因为那样的学术研究最终只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对真实的理解和恰当的立法都无济于事。
以上对形式主义法学的批判的根据,和对中国农业的理解同样,是来自从实际运作出发的学术,由此概括并建立新的概念,逐步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理论,然后再回到经验来检验。这是对当前的形式主义法学和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批判。
现实关怀与建树性学术之必要
以上是以批判为主要目的的学术。但是,我深觉,我们的学术不能停顿在批判层面上。哪怕只是在“象牙塔”的学术层面上。我进入不惑之年后,对自己学术的一贯要求是要做创新性的经验研究,同时从新的材料中得出新的概念。理论的用途不在真理,而在提出问题;我们要借助理论来建立新概念,而不是简单地应用/证实现有理论,或简单地证伪现有理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建符合中国实际、带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概念。
更关键的是,我自己对现实的越来越积极的关怀。作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相对美国国家和社会来说,只可能是比较边缘的学者,对美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和社会问题缺乏发言权。如果关心现实,一般最多只涉及美国中国政策等类型的问题。即便心向中国,也只可能采取消极的关怀,不可能积极关怀或参与其中。但是,近十年来在中国教学的环境则很不一样。在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开课,我发现,自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的学术,有什么具体的、关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重要问题的贡献?在国内,面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现实,当然需要反思和批判。问题是,在批判之上还要建树。中国的现实固然需要批判,但是仅凭批判和否定,对改变现实实在无补于事。
由此,便在自己的“从哪里来?”的学术之上,不可避免地加上“到哪里去?”的问题。两个问题的结合,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自己这十年来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仅凭想象,脱离眼前的事实而借理论之名来做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空洞论说。我个人认为,一个有用的研究方法是从过去和最近的实践之中来探寻可供今天所用的资源,以用来回答: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出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依据的资源让我们从这里走到那里?
回顾和前瞻性的实践历史研究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我认为:要同时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与后现代主义轻视经验研究的弊端,一个可行方案是在实践历史中探寻可供今天之用的实用智慧。一方面,可以摆脱只重话语、轻视实践/经验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倚赖已有的经验和实际基础来确定今天的改革路径,避免毫无实际根据的空谈。
我对“实践”的理解包含三种含义。首先是相对于理论的实践,主要指行动,和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解基本相同;同时也是相对于表达的实践,区别于官方表达或话语,这是我研究清代法律得出的概念框架;再则是相对于制度和结构的实践,主要指实际运作的过程,乃是(我开设的课程所纳入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家布迪厄的基本观点。上面提到的形式主义只重理论/概念、忽视实践,所指的是第一种含义。再则是清代的极其高度道德化的话语/表达,与其相当实用性的实践形成鲜明的对照(如,由社会自身来处理“细事”纠纷的理念表达,和州县衙门由于实用需要而惯常处理“户婚田土”细事纠纷的实践)。这是第二层的含义。最后是诸如当事人必具“甘结”要求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则明显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才可以看到的知县们的司法“实践逻辑”,这是布迪厄的概念。(黄宗智2009a:
第1章;黄宗智2005a, b)
我提倡的是,在建树性的现实关怀下,可以在通过过去这些方面的实践来探寻其中的实践智慧,由此来建树今天可用的方法。所以说,我所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绝对不是纯回顾性的,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价值观念的。可以直言,我个人认为,做学术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而不仅是一己之利益、地位、声誉、权力或报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假设利己即最佳的公益途径,实质上是不顾社会公平;这也是我们需要探寻另一种选择和可能的重要原因。但我提倡的不仅是纯理论/哲学/抽象性的探讨、不仅是对未来图景的凭空设想,而是基于实践的回顾和前瞻,借以回答“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
法律与法史领域
我2009年完成的民法研究第三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提倡的是:在中国的法律/司法实践历史中探寻立法原则和具体立法的可行途径。上面在总结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已经提到,回顾中国的法律传统,可以看到其一贯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始终连接概念和经验,并照顾到实用需要。我论证,这是可资今天所用的思维方式,并且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多有呈现。例如,在继承法上,独特地把赡养老人的义务和继承的权利连接起来(“对被继承人尽了抚养义务.
. . . . . 可以多分。 . . . . . . 不负抚养义务的 . . . . . .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法》第13条),和作为中国现代立法楷模的德国民法十分不同。这是照顾到中国家庭关系和伦理的实用性创新。又譬如,在侵权法方面,既采用源自西方个人权利逻辑的侵权概念,强调必分对错,又十分实用性地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多有不能区分对错的涉及损伤的纠纷,并立法处理如此的实际情况(“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负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这样的立法体现了在采用西方形式法律之上,实用性地照顾到经验实际的思维。再譬如,在婚姻法中,虽然部分采纳了西方的权利和契约概念,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核心概念其实是人际关系(“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1980年婚姻法,第25条),而不是契约或侵犯个人权利的逻辑链。这些都是促使舶来的形式法律适应中国现实的做法。我个人认为,这些是实践之中所展示的明智的立法抉择,虽然已经个别地被采纳为法律条文,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迄今还没有得到正式认可。它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今天的法学和立法。(黄宗智2009a;亦见黄宗智2010c)
以上的一些做法和古代的实用道德主义法律思维方式其实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中国法律传统一向拒绝完全抽象、脱离时空的法律思维和立法,坚持要通过实际经验情况来澄清法律条文的含义。古代的法律因此惯常寓抽象原则于具体事例。这是个优良的传统,并在民国立法中得到一定体现。即便是在中国的革命立法、甚至是今天的移植立法中,也有所体现。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可的法律传统。
同时,中国法律传统绝对不仅仅是经验性和回顾性的、像韦伯假说的那样缺乏抽象和前瞻性的法律。无庸说,中国传统法律不像西方法律那样从个人权利前提出发,而是从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出发。在古代法律中,在法家的思想之上,加上了所谓“儒家化”,借助于儒家的“仁”、“和”、“礼”、“孝”等伦理概念来指导其实用性的法律。这个传统也可见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尤其是其对德国法律在赡养父母方面的修改,也可以见于毛泽东时代之援用传统调解(强调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使用“和”的理念,特别鲜明地体现于离婚法纠纷中的“调解和好”,要求唯有在调解不成之后,方才允许离婚),并由此发明民事法律中的普遍依赖“法庭调解”的制度创新。即便是在改革时期的立法中,也可见于1980年的婚姻法之确立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原则的条文,以及1985年的继承法明确把“继承”和“赡养”相连接等条文。这些创新都在当代法律中体现了传统的伦理观念。
今天的主流“形式主义”法学其实多有机械地移植西方法律的错误。首先,忽视了西方法律中形式化表达和其实际运作之不同,忽视了与形式主义占几乎同等地位的法律实用主义和法社会学传统。有时候在“与国际接轨”的大口号下,更出现只得其形式、不得其真髓的盲目引进,无视条文背后的主、客观条件。近年简单的取证程序改革以及所谓“恢复性正义”和“刑事调解”等便是很好的例证。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立法,既脱离了西方法律的实质性内容,也违反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诸如此类的立法和实践方面的谬误,应该明确面对并引以为戒。(黄宗智2010c,
2009a, 2003a[2007], 2001[2007])
最后要说明,这里提倡的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对立观点,像现今国内影响较大的“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对立那样,而是要求在确认两者缺一不可的历史现实下,探索超越性的融合。西方权利思想确实可以赖以纠正中国法律的不分对错、“和稀泥”倾向,更不用说今天参与全球化经济的与国际接轨现实需要。但同时,我们需要具备清醒的历史视野,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法律只可能是三大传统——古代、现代革命、移植西方——的结合体,缺一便脱离历史实际。我们要建立的是既继承中国古代和现代革命传统优点的、也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我们要做的是既具有前瞻性也具有实践性/实用性的法学研究。(黄宗智2011a,
2010c) 农业经济与经济史领域
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所谓“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农业发展的必须条件是明晰的私有产权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它想象的最终图景是享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一如在农业人口只占10%以下的发达国家那样(美国、德国、英国的只占2%)。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最近十几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想借以“带动”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相当普遍的共识是,要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最终只能在更高度、更快速的城镇化下,走上农业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道路,就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
针对如此的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我论证,中国的实际是,在人多地少的现实以及承包制的均分土地制度下,农场规模一般都只有劳均七个播种亩。今天和可预期的将来只可能主要是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我们需要探寻的更是小家庭农场发展的出路,不是大规模资本主义公司和高度机械化的产业化规模生产。后者违反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不符实际。经过对现有统计材料的系统梳理和计量,我们发现,迄今如此的资本主义农业规模生产只占到农业总劳动投入的约3%(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妄图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农村无产化——像印度那样,农业雇工占到农村人口的45%,贫苦人口占到全人口的42%。如此的社会形态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的问题,更不可能减轻今天的贫富悬殊问题。(黄宗智2011a,
2010a, 2010b, 2010d)
在近中期中,中国农业的发展必定将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的发展,并且应该如此。我们必须正视小家庭农场的经济特征和发展潜能。根据近年来的“隐性农业革命”的内容,真正需要扶持的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从事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小家庭农场。它们借助结合不同产品的“范围经济”效益(例如过去的“桑基鱼塘”和今天的“种养结合”),而不是规模经济效益。另外则是(因为劳动力外出和土地流转而达到)适度规模的粮、棉“旧农业”小家庭农场。这两种小农场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所在、所必须依赖和照顾到的经济主体。在那样的基础上,可以在“纵向一体化”中,适当采用“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如,小家庭生产、成规模加工与成规模销售)。(黄宗智2010a;
2010b)
最近的经验表明,虽然在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地支持“龙头企业”的现实之下,农村的合作社和“社会化的”(即由政府组建的公共)专业市场,起了出人意料之外的积极作用,“带动”了将近一半的“纵向一体化”的新农业。这些新型小农场面向市场,生产高值农产品,并且,由于新农业的资本和劳动力双密集化的特征,一般能够做到适度规模和“全就业”。(譬如,从事拱棚蔬菜,一个劳动力只需要一亩地,而从事旧的露地蔬菜种植,则需要三、四倍于此的土地;“秸秆养殖”则可以在5亩地的农场上,饲养10头猪或更多,远远超过过去一个家庭农场只散养一两头猪的模式)。这种“新农业”的兴起,意味农业可以一反过去几个世纪的内卷化/过密化。当然,也意味每劳动力所获报酬的增长,亦即真正意义的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它已经帮助可能将近一半的中国农民进入“新农业”生产,问题是剩下来的一半以及怎样促使所有农户的进一步发展。在处于偏远地区、土地贫瘠和交通不便的村庄,这个问题特别艰巨。(黄宗智2010a,
2010b)
过去,只有城郊农民才能分享到城市建设用地增值的收益。针对这个问题,重庆市政府近几年建立了全市的“地票交易所”,使偏僻地带农民也能进入地票交易。2011年7月,一亩宅基地(从非农用地改成农耕用地)的地票(因为可以借以获得一亩建设用地的指标)的市价已经达到15.5万元。对于意欲迁入城镇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可以用于创业或房子首付的资金。对于从事耕作的农民来说,它带来了融资的可能。所在地方一旦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贫穷的旧农业农民便可能转入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
重庆市政府最近启动对农民的“三产”(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作出系统的市场价值估计、出具证书,并引导金融机构接受这些产权为贷款质押,动员该地的金融机构在三年之内为农村小家庭农场提供650亿元(等于平均每户一万多元)的借贷。这是一个意义可能相当深远的举措。过去,小农们无法向正规金融机构筹资,只能依赖亲朋的非正规借贷,农业的“资本化”因此受到极大限制。同时,“小农”面对大资本主义企业或当地政府或经营能人,因为缺乏谈判条件,一般都只能受人摆布。农村因此也不太可能组织出真正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借合作之名来获得政府的资助或税收优惠,但实际上则是由极少数人操纵、逐利的“伪”合作社相当普遍。这是今后亟需克服的一个问题。重庆的新举措也许能够通过赋予农民实质性的谈判筹码,而由此促进真实意义的合作社的兴起。市政府最近提出要在五年内引导农民组建2000个股份合作社。我们论证,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特点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与印度的经验相比,差别尤其鲜明。重庆的新举措可能会为这样的农业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制度性基础。(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
此外,重庆近几年更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可能具有很大潜能的公平发展道路。它特别关注农民工问题,为他们大规模建造廉价公租房,并通过地票交易所,为可能迁入城市的农民提供了一个可以以合理价格出售自家宅基地的平台。更有进者,市政府利用国有企业的资产的市场增值来为农民工建设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投资,借以推动全市的经济发展。其中关键是在市场经济的“第一只手”和国家调控的“第二只手”之上,更建立了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第三只手”,由这三只手相互搭配、竞争。这个所谓“重庆经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自己一直希望看到的,通过实践而探索出实用可行的道路和模式。它可能会对全国起示范作用。为此,我撰写长文仔细总结关于重庆经验的现有证据,再加以前瞻性的分析,并组织了一个中美学者的学术对话和辩论。
结论
最后,回到本文所提的中心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和我以往提倡的一样,我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既带有经验创新,也带有与之紧密连接的概念创新。在经验和概念方面,我们应该双手并用,不能只是碎片的堆积,也不能只是宏大的空谈。对于理论的使用,首先要求“去意识形态化”,对现存理论要带有一定的自省和批判,尽可能掌握多种理论传统,以经验证据来决定取舍。最好是借助与其对话来创建自己新的概念,更高的境界则是从多种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这才是建立真正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的途径。当然,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或一代人所能做得到的,但我坚信,这是个正确的方向。
由于当前意识形态化的形式主义理论占据了话语霸权,我特别强调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借以纠正形式主义偏向理论、轻视经验的缺点。同时,也借以连接理论与中国实际(因为实践乃是这样的连接的体现),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经过近十年来在国内教学的经验,我个人认为,学术应该既具有回顾一面也带有前瞻的一面。在这方面,我认为,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当然,每个人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我自己认为学术的一个可取的目标是民众的幸福。由于当今学术界和思想界偏向理论、无视实际,我特别提倡以如此的价值观念来从过去的实践经验中探寻今天的可用资源,提出有实际根据的、可行的前瞻性方案。目的是回答“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的问题。如此的实践走向,不是仅仅抽象空洞的建构,而是可供观察的经验实际。
Abstract: This essay reviews and reflects on my past ten years’
experience teaching in China and writing for a Chinese audience. First
is a simplified discussion of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traditions to day, neo-libe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and of the two
main secondary traditions, Marxism and substantivism. The emphasis is
not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these traditions, but rather on
their practical uses for scholarship today. Then,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 central question raised in this essa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how
do we treat theory, and what kind of scholarly work do we do? The essay
mainly draws on and summarizes my own experience in scholarly practice
to propos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post-modernism, Marxism, substantivism, economic history, legal history.
本文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感谢张家炎、尤陈俊、高原和王海侠的批评与建议。
正文所引用的笔者著作: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
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82~105页。
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第9期:5~32页。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载《中国乡村研究》,第8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载《中外法学》,第5期:721~736页。
黄宗智:《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第10期:134~158页。
黄宗智 :《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载《开放时代》第12期:78~88页。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第2期:51~73页。
黄宗智、尤陈俊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巫若枝:《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第1期:3-13页。
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1~1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67~287页。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74-88页。
黄宗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载《清华法学》,第10辑:67~8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载《开放时代》,第4期:5~30页。
黄宗智:《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4辑:1~53页。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85~95页。
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载《读书》2005年,第2期:3~14页。
黄宗智(2003a[2007]):《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井和一个问题》,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102-1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1[2007]):《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1992[2000,200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黄宗智(1986[2000,200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中国传统法律在近百年中经历了三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在列强逼迫下,为了重建国家主权而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法律。第二次则是在现代革命运动中,从解放区时期到毛泽东时代,既否定了国民党引进的法律,也再次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法律。前者被认作”资产阶级”法律;后者则被认定为“封建主义”法律。当时,旧传统的方方面面中唯一被肯定的是乡村习俗中的调解。第三次是改革时期,再次全盘引进西方法律,既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现代革命法律传统,也再一次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法律。“现代”被等同于西方;中国传统被等同于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前现代”或“非现代”。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 原教旨市场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 美国法律古典正统 形式主义
内卷化 后现代主义 美国学术制度 中国学术环境 实用道德主义 实践精神
表达与实践 第三领域 实践历史

经历了这样沉重的打击之后,中国的法律传统等于是被完全从当前的现实隔离了开来。它可能带有历史价值和中华民族的智慧,但它不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它可能有助于理解历代王朝,但对今天的现代化和市场化日程、对国家新的立法、对人民的实际生活,被认定为几乎毫无意义。

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联系问题,因为根据我自己四十多年学术生涯的经验,这是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共同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我近年来隔年为国内研究生开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研修班便以此为主题。本文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国内的研究生,目的是为他们把自己对这个问题多年来的一些想法做一个简单的提要。[1]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只可能日益衰落。当今全国各大法学院的课程和研究都只可能以西方的现代法律为主。无论是法理领域还是各部门法领域,所用教材和所作研究都完全以欧美法为主。与蓬勃发展和日益扩张的新法学领域相比,中国法律史日益被边缘化、所起作用日趋式微、在各大法学院所占人员比例越来越小。在青年法学者的培养之中,可以说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事实是,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今天正处于一个极端的困境,甚或可以说是个绝境。

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及其原教旨市场主义理论

与现实隔离的法律史领域

学术研究的首要要求是把意识形态置于一旁。后者一向是历史上的一个主要动力,而现今世界更是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其实比过去冷战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过去的两个“超级大国”针锋相对的世界之中,知识意识形态化的事实显而易见,无须赘述。同时,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制衡,不容许向单方的意识形态一面倒。但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权威压倒所有其他国家,而其新保守主义统治集团又十分有意识地试图建立美国一国在全世界的霸权,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也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霸权。[2]

经历了三次重击的中国法律史领域,幸存的基本只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主要是思想史和制度史。但是,首先应该说明,在这两个领域的范围之内,不少学者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对传统的法律思想家、论著、法典、制度设计等等都有相当严谨和细致的叙述和梳理,为进一步的研究积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有的学者更突出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强调礼仪、道德思想在中华法律系统中所占的地位,指出伦理在法律思想和制度中的重要性;有的强调中国法理中法律和情理的并用,区别于现代西方法律;有的说明了汉代以后中国法律传统在严厉的法家制度之中掺入了儒家仁政、和谐的理想,即所谓法家的儒家化;有的强调中国社会中的调解传统,强调其和谐理念的优越性,等等。当然,其中也有一定的民族感情性的表述,强调“伟大”的中华民族法律传统,体现了新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之中,一些隐藏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文明的偏激倾向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我们先看它的经济理论层面,也是我研修班要重点讨论的领域之一:它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唯有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最少的国家干预,才可能导致真正的经济发展和富裕。它认为这是西方自己经验的一个真实和准确的总结,今日则更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得到无可辩驳的证实。

但是,总体来说,这样的研究都缺乏现实含义,不能够超越中国传统法律百年来被一再否定的历史背景。受到的打击是如此之沉重,即便是法律史专业的人员,许多也在有意无意中基本放弃了自己对当前现实和立法的发言权。即便是强调今天必须继承伟大的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也多局限于一些宽泛的意见,没有针对现实或立法需要提出自己的具体的见解,也没有对当前的西方现代主义主流法学提出具体的质疑,结果等于是默认唯有西方法律方才适用于当前的中国。

我们需要明确,这是个不符历史实际的建构。首先,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扩张的历史之中,国家权威一直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与其说市场经济证实国家干预越少越好,不如说唯有在国家干预下才树立了现代的市场经济及其扩张。这个事实从中国的视角和历史经验看显而易见:我们只需回顾十九世纪西方各国入侵中国时所使用的放任自由市场和平等互利贸易借口,其实质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再则是中国自身改革以来的市场化,其间国家权威的推动和干预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法学与法律史都长期处于一种非此即彼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之中,也等于是说,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全是全非框架之中。当然,来自毛泽东时代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思维习惯肯定也是一个因素。无论如何,研究人员就连在研究过去的法律中,也常常很自然地放弃了自己的现实感。多年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多倾向于一种为思想而思想的研究,不多考虑到司法实践;或者是为制度而制度的研究,而且仅仅是设计意义上的制度,不是运作意义上的制度,不多考虑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最终几乎等于是一种“博物馆”珍藏品似的研究,缺乏对实践的关心,以及对过去和现在的现实感。

即便西方本身,其经济实践历史证明,也不存在像新保守主义及其新古典经济学所建构的那样的纯市场经济。首先,回顾西方现代早期,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的国家重商主义时期,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国家权力干预的关系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后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其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逐步妥协,是工人阶级争得部分国家政权,通过国家立法而得到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就近回忆一下美国由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全世界经济恐慌之后,在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新政”下,建立了众多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制度、工会的权力以及整套的社会福利制度,借此稳定了美国经济。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Keynesian,指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济理论伴之兴起,从193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占据了美国经济学主流。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学者甚至形成某种“珍藏品管理人员意识”,一方面坚持中华法律的伟大;另一方面,坚持中西法律非此即彼的完全对立,也就是说,传统法律与全盘西化的今天的立法现实完全无关。对于试图跳出这种二元对立框架的研究,以及把中国传统法律从博物馆搬移进入现实和现代社会的尝试,有时候难免会直觉地反对,甚或感到是对自己的珍藏品的一种威胁。

今天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新市场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国家干预虽然促使美国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但多年之后也显示了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些弊端,尤其是官僚化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日益高涨,使国家债务日益膨胀,因此成为古典经济学及其市场主义复兴的促成因素之一。到1973-75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stagflation,即经济停滞伴随通货膨胀)危机,便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取代凯恩斯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契机,随后形成所谓“里根经济学”,再其后则是新保守主(Neoconservatism;亦即国内外左派人士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

在我看来,如此的研究正反映了这个领域的特殊历史背景。说到底,这种学术领域的倾向乃是来自旧法律传统一再被国家领导者和立法者完全否定的结果。正因为中国现代的法律几乎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法律,新法律代表的是一种没有历史的虚无意识,而旧传统代表的则是一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的历史。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发出要振兴中国自己的法史研究和跳出这种绝境的呼声,甚至尝试了新的研究路径,但是,就法律史领域整体来说,仍然不可避免地被置于与现实隔离的基本状态之中。

事实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及其后对纯市场主义的反思,起码应该看作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划时代历史变化,但当今的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抹杀了这个历史背景,片面简单地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其实,前苏联的解体主要出于其内因,而不是一方“胜利”的外因),甚或是“历史的终结”。历史事实是,无约束的市场经济波动导致了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及其后的国家干预,绝对不是所向披靡的单一发展秘方。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在近20多年来的输出运用几乎完全失败,最显着的例子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治疗”的失败,而中国的相反的经济发展“奇迹”,则是在旧政权维持下,国家大力干预经济而获得的。另一个主要例子是新保守主义为拉丁美洲设计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已由诺贝尔奖金得主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等人论证。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推动之下,新保守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完全掩盖了这些历史背景。

法学今天在认识上和精神上的分裂状态

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和中国的历史背景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前的法学显示的是一种认识上和精神上双重意义的分裂状态。一是占据主流的所谓“现代”法学,把“现代”法律完全等同于西方法律;同时,研究法律历史的不关心或放弃对现代法律和对现实的发言权。正因为如此,两者基本互不对话,互不影响。在研究倾向上,两者同样倾向于偏重理论和制度,缺乏对实践和实际运作的关怀。我们如果以人来比喻社会,这等于是一个人完全拒绝把自己的现在和将来与自己的过去连接,把自己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这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分裂。

下面我们要转入由新古典经济学延伸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因为它是今日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在美国兴起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大潮流不可分割的。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常常以批评和修正古典经济学的姿态出现。以诺贝尔奖金得主诺斯为例,他开宗明义地说,真实世界中没有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完美的竞争市场,即人人都掌握完全的信息,人人都是完全的“理性”经济人,因为人们的行为不只决定于市场运作,而更重要地决定于“制度”因素,尤其是国家体制和法律。正是这些“制度”因素决定了人们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能够达到假设中的那样“零交易成本”(zero
transaction
cost)的完美市场。诺斯因此提倡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以及以产权为主的法律制度。[3]

另一层意义上的分裂,是感情与认识上的分裂。有的研究人员在感情上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充满爱国精神以及对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但是,在认识上,则完全认同于所谓“现代”法律和法学,认为西方现代的是唯一真正意义的法律。鉴于国家领导者和立法者百年以来的意见,大部分的研究人员也只可能属于这样的观点。这样,感情和认识对立,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深层分裂。上面所说的坚持中国法律传统与西方法律的完全对立,以及卫护中国法律的特殊性和珍藏品性,便是这样的分裂状态的一种表现。两种倾向其实是同一“情结”的两个方面。

我们应该明确,“新制度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批评姿态,绝对不是根本性的批评,而是一种对古典正统的修正和延伸,类似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它们和原来的正统仍然具有基本共识,其核心信条是认为,理性经济人配合放任市场经济乃是最佳的经济制度,会导致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和经济的最高效率。任何国家干预,尤其是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种干预,都是非经济的。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共同信条。[4]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只可能日趋式微。一方面,法学领域主流完全被源自西方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占据。另一方面,法史学界完全自我束缚于传统法律已经完全过时的基本信念,并因此也只可能在教学之中面对一代又一代越来越不关心中国传统法律的青年学生。

这里可以用另一位“新制度经济学”诺贝尔奖金得主舒尔茨关于农业经济的论点来做进一步的说明。舒尔茨(虽然承认国家在技术和教育提供方面可以对“改造传统农业”起一定作用)强烈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对市场主义表白坚定不移的信仰。譬如,他坚持在市场机制运作之下,不可能具有剩余劳动力,其逻辑是因为劳动力必定和其它经济要素一样,是个稀缺资源,而市场机制必然会导致稀缺资源的最合理配置。[5]显然,这样的建构完全不符中国最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即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包括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农村经济,其中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事实显而易见。舒尔茨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实质上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支流,是与之在同一大潮流上兴起的。我的《课程大纲》中所选的何秉孟等的论文比较详细地把他们的理论置于经济思想史和历史变迁的背景之中来理解。

建立新的视野

此外,我们还要指出,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它在中国所得到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首先,在美国,它的提倡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上的。以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为前提,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国家制度十分关键,尤其是其法律上的产权制度。他们认为交易成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产权,唯有清晰明了、无可置疑的私有产权制度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激发企业家和所有理性经济人的积极性,由此导致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佳运作。很明显,他们对于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机制的基本看法,是和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致的。

首先,应该说,这是个完全可以理解的状况,是中国百年来在内忧外患压力之下所导致的状态;但是,同时也要说明,它是个违反我们基本的历史感的状态,是个不正常的状态。历史当然既有断裂也有延续,但是绝对不可能是完全断裂的。好比要了解一个人,绝对不能忽视他前面的大半生。再剧烈的革命,也不能完完全全地割掉过去;再戏剧性的变化,也不可能完全改变一个人——亦即所谓本性难移。

中国改革环境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和美国的历史背景十分不同。中国经济学家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接受不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出现的,而基本是在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产生的。在那样的环境下,“制度”带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含义。在中国,制度所指首先是计划经济及其官僚“体制”下所形成的一个僵化了的经济。针对于此,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们特别突出产权问题,试图把财产从公有变为私有,借此改造“制度”整体。他们把产权理解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条件。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因为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把高度发达的市场作为前提的,他们的要求是明确私有产权,把国家干预最少化,让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自由运作,发挥它最高效率的功能。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则倒过来把产权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从历史实际的视野来看,中国今天的法律明显具有三大传统,即古代的、现代革命的和西方移植的三大传统。三者同样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实际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现实;三者一起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形成一个有机体,缺一便不可理解中国的现实。但今天的法学界主流把“传统”仅等同于古代,并完全与现实隔离,又把毛泽东时代的法律传统既排除于“传统”之外又排除于现在之外。也就是说,完全拒绝三大传统之中的两者,要求全盘移植西方法律。

这是个关键性的差别。众所周知,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造所导致的不是设计者所希望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商勾结和垄断,不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健全,而是畸形的非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由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建立的其它各种企业同样如此。

今天,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的状态,我们需要更清醒地认识,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法律和社会是一个不实际、也不健康的法律和社会。过去的脱离实际的认识是被逼出来的;今天中国已经完全有条件走出这种认识上和精神上的困境,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包括古代和近、现代的历史,不仅是为了要更好地认识过去,也是为了要更好地认识现在和将来。

最后,应该指出,我们必须区别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在1980年代和其后的1990年代以来两个时期的不同意涵。80年代初期,提倡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进步”的,因为它要求搞活一个僵化了的计划经济,改革、削弱一个权威过度渗透的国家机器,甚或建立民主自由,而它的客观背景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但是,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其激烈的变化,从世界上几乎最平等的国家转化为几乎最不平等的国家。其客观环境已经从80年代的相对平等转化为一个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6]此外,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提倡之下,“新制度经济学”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借以建立世界霸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不同历史条件下,提倡西方产权制度的意涵已经和80年代时很不一样。私有化和国家最少干预已经成为维护阶级分化以及上层阶级既得利益的思想。同时,它也是在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论争之中,赞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

我们应该承认,上述的困境,部分来源是中国法律史领域的自我束缚所致。要建立真正的自我认识,一方面需要对当前整个法学领域中的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需要对自己领域的研究倾向进行深刻反思。简单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对法律采取一种没有历史的虚无态度,乃是今天走到极端的现代主义的深层构成原因之一。同时,忽视过去的实践,虚构了一个没有活生生意义的法律史,怎能对极端的现代主义、全盘西化主义进行反思?从没有现实意义的基本前提出发的法律史研究,怎能构成中国自己在法律领域中的主体性?在这样的自我束缚之下,中国法律史研究怎可能不被完全边缘化?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应像今日国内许多经济学课程那样把新制度经济学当作一门跨时空、纯客观建制的“科学”来理解。和一切理论一样,新制度经济学有它的历史性,我们要通过它的特殊社会背景来理解它在不同历史环境之下的不同意涵。唯有如此,才能得到更符合历史实际的理解。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我们不应就此接受原教旨的市场主义,忘记中国自身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经历,认为市场是全能的和唯一的经济发展道路。

超越本土东方主义

美国法律的主流“古典正统”

接受百年来对自己的历史的拒绝,便等于接受一种本土的东方主义,认为中国传统只是一个“他者”,只适合用来突出西方现代法律的普适性。在研究中如果只试图说明中国自成系统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只为过去而论过去,满足于简单的思想史和制度史,即便是充满民族感情的叙述,最终的现实意义只可能是作为西方现代法律的“他者”。

美国法律中的所谓“古典正统”,亦即美国从1870年代一直到1920年代的主流法学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是基本并行的,虽然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终身制”,其变迁要滞后于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它把自己的学科看作一门科学,要求它具有同等的普适性和绝对性。这正是古典正统始祖Christopher
Langdell所提倡的基本精神。他把法律比喻于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亦即西方现代文明长期以来认为是其独有的、至为科学的演绎逻辑性的文化传统。它实质上是把特殊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法律制度形式化、科学化、普适化。[7]

正因为如此,中国今天要走出这个困境,需要推翻现在的这个前提性信念,重新塑造我们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认识,建立中国法律史对理解过去和今天的现实的必要性。首先要跳出不顾实践和实际运作的研究架构。如果简单地仅仅着眼于理论,中国法律史在近百年中所经历的确实是一再的巨变和反复。从以德国为模范的晚清和中华民国历史开始,到毛泽东时代的反封建、反资产阶级法律,再到改革时期的再度全盘模仿西方的经历确实是一个巨变的、断裂的过程,其中古代法律确实似乎不具有任何意义或正当性,而革命的现代传统则在改革时期被置于与清代法律同样的地位。光从理论和法律条文来看,中国近百年的法律历史确实似乎是一个完全虚无性的变化,没有什么历史延续和积累可言,几乎可以比喻于一个性情非常浮躁、易变的青年,谈不上经验和积累,更谈不上历史和传统。

虽是主流,但它自始便受到美国的第二主要法哲学传统——法律实用主义——的质疑。后者的始祖是Langdell在哈佛法学院的同事Oliver
Wendell
Holmes。他与Langdell的不同首先在于认识哲学上的不同,不承认可能有绝对的、超时空的普适不变的真理。他更强调实用,认为法律必须验证于实用。到1920年代,导致了从此衍生的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要求法律应时而变。[8]与要求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样,法律实用主义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大氛围中,取得了法律界的主流地位,长期在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中占有多数。与古典正统不同,法律实用主义更注重法律的社会效果,与新兴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紧密联结并更重视社会公正问题。这一切在我的《课程大纲》所列的《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一文中都有讨论。

但是,我们如果从法律实践的视角来考虑,近百年的历史展示的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图像,其中当然有变迁,但是,也有延续和积累。也就是说,现实有它一定的历史,并且不可脱离历史来理解。实践之不同于理论,首先是因为它具有主体性,不允许简单的全盘移植,而要求在实践中,也在法理中,适应中国的实际,包括人民的意志。第二,实践要比理论宽容。它允许中西合并、相互拉锯、影响、协调、妥协。而法律理论则不然,它要求逻辑上自洽。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如果限于理论/思想研究,便只可能与西方法律相对立,非此即彼,绝无可能相互并存、相互作用。但今天中国的现实不允许这样简单的选择,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脱离中国历史而全盘西化。中国现实所需要的,正是共存和相互影响。第三,最最关键的是实践法律史的现实意义。脱离了实践,只论理论,便谈不上中西的取长补短,更无庸说建立可以在现代世界中适合中国实际的、独特的法律。

很明显,美国实践历史中的法律制度其实产生于这两大传统的长期并存、拉锯、相互影响和渗透。这和美国实践中的经济制度一样,产生于反国家干预的古典市场主义和赞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拉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却完全无视两大传统共存的事实。与他们在经济领域的立场一样,片面地认为自家的意识形态乃是独一无二的真理,否认实践历史中两者的相互影响。近几年,在小布什总统的努力推动之下,保守的古典正统终于在最高法院再次取得九大法官中的多数。但是,在广大民众反伊拉克战争的大潮流中,民主党已经在国会重新占到优势。

这里要倡导的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关心实践和运作,也就是说现实世界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理由首先是实践历史要比理论历史贴近历史实际,而正是面对历史实际,我们才有可能跳出百年来中国的自我否定和历史之与现实隔离。我深信,唯有如此,才可能脱离当前的法史研究绝境,才可能把中国法律史从博物馆中挪移出来,重建中国法律历史的现实意义,重建中国法律历史在全世界的法学和法律中所应有的地位。本书的主旨便是要阐释和证明这一点,并试图在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中探寻能够适应当前所需要的、融合中西的自主性和现代性。

只有特殊的学术模式,没有普适的理论

同时,应该说明,我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乃是一种手段性,而不是终极性的建议。突出实践历史是矫枉过正的策略,是针对过去偏重理论、表达和制度,无顾实践和现实的手段。但这并不是说历史只是实践的历史,或者说唯有实践才是真实的。很明显,实践只是宽阔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部分,它绝对不能脱离理论和表达。它本身既可能是合理的,但也很可能是不合理的。而且,它本身缺乏前瞻性的理想、理论性的洽合,以及精确、系统化的概念。很明显,实践是需要道德理念和理论的前瞻性的,不然,它只可能是回顾性和经验性的。这也是本书特地突出中国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的理由之一。作为具备极其长期的历史生命的传统,它有一定的优越性,是我们今天可以继承的一面。另外,我的研究一直强调清代法律的基本性质绝不简单在于它的表达,也不简单在于它的实践,而是在两者的矛盾结合,其中既有张力和冲突,也有妥协和协调。它才是中国法律传统的长期持续的真正秘诀。我真正要提倡的是在宽阔的历史观和现实感中,确认历史既包含物质层面、也有思想层面,既有社会经济结构也有能动,既有制度、也有过程,既有变迁、也有连续,既有大的历史趋势、也有偶然性和个人的抉择。我们需要的最终是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和现实感来理解中国法律的过去和现在。

我在这里首先要突出的一点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和古今皆准的绝对、普适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通过当时的环境来理解。我们不要迷信所谓“科学”。在人文社会领域,我们研究的是有意志和感情的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对没有意志和感情的物质世界那种数学、物理似的科学方法去理解。前者与外因的关系是双向的、由客观与主观因素互动的,后者才是单向的或客观的。即便是生物科学,也不可能带有今日许多经济学家自我宣称的那种类似于数学那样的科学性、精确性、绝对性。其实,物理学本身也早已超越了牛顿物理学那种绝对的时空观。

我们如果回到法学领域来说,过去的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乃是重要的资源。它需要的是实践和现实的层面,以补其不足,但这不是要抛弃过去的研究。最终,我们所要的是实践和思想的综合,也就是说新研究和旧研究的综合。这样,中国法律史研究才会在新时代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上面已经讨论了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正统法学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这里不妨用我自己的“内卷化”“理论”来进一步说明“理论”的历史性。明清时代因为各主要河流流域的核心地区人口已经基本饱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要么导致了向边缘地区的移民,要么是核心地区的“内卷化”,即在按日报酬递减的情况下把农业生产进一步劳动密集化,例如,从一年一茬水稻转到一年两茬的水稻和冬小麦;更或从粮食种植转向蚕桑,以数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不成比例的收益。后者同时提高商品率,因此也可以称作“内卷型商品化”。

本文作者:黄宗智

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是家庭农场的特殊组织性。家庭成员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同时,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这样,在人口压力下,也就是说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农场会为生存需要而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力,逻辑上直到其边际报酬下降到零(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则会在边际报酬降到低于市场工资时,停止再雇用劳动力)。这个道理是前苏联的恰亚诺夫在俄国农业经济的大量经验证据上提炼出来的。

文章来源:爱思想

这种内卷趋势在民国时期持续下去,在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的趋势下,包括外来资本所建立的纱、布工厂,棉花经济进一步扩充,而花—纱—布的分离,大规模提高了农村的商品率,但过密性逻辑基本一致,农村劳力普遍种植少于自己劳动力在理想条件下所能耕种的面积。“内卷化”仍旧。

责任编辑:贺舒宇实习编辑:姬佩珩

进入人民共和国时期,现代科技因素的投入,本来可以像在许多其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那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去过密化,但是,面对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由于现代卫生医疗所导致的死亡率下降,以及政策上对生育控制的忽视),农业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复种指数大规模上升,结果是内卷化的持续。进入八十年代改制后的蓬勃农村工业化,在十年间吸收了一亿农村劳动力,但是,国家虽然采纳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农村工业的新就业仅仅吸纳了其自然增长的劳动力,农业仍然过密,农业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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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0年代,由于在“全球化”资本投入的推动下,一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连同乡村工业化,形成了历史性的两亿多农民的非农就业大趋势。进入新世纪,这个趋势正好与其它两大趋势交汇。一是生育率的下降终于反映于新就业人数的下降。另外是伴随国民收入上升而来的食物消费转型,从以粮食为主的模式转向粮—肉、鱼—菜、果兼重模式,并因此形成了对农业生产的不同需求,推动更高劳动投入和成比例和超比例价值农产品的需求。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正为中国提供一个历史性契机,可以走出长时期以来的农业过密化困境,提高农村土地/劳力比例,提高务农人口收入,使农民逐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见《课程大纲》中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以及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上面已经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家舒尔茨则坚持在市场机制运作下,不可能有劳动力过剩。事实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而今日的历史性契机则完全来自舒尔茨视野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显然,我自己的“内卷”/“过密”“理论”概念,自始便和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相连。它是从历史实际提炼出来的分析概念,是一个与经验证据紧密结合的概念。明清以来直到1980年代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农业是“过密”的,但在近年的“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下,未来的趋势很可能将是“去过密化”。显然,我的所谓“过密化”“理论”自始并不具有超越特殊历史情况的普适野心,也不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它从来就“只不过是”一个学术分析概念,不能超越时空。上述的这些结论可以见于我《华北》和《长江》两本书,以及上面提到的近两年关于农业的三篇文章。

我在《课程大纲》中之所以选择了汪晖先生的着作是因为它很好地显示了他所使用的思想史方法的威力:任何理论,无论它的提倡者多么想自封为超越经验证据的科学理论,都得放在历史环境中去理解。意图普适的理论,其历史背景都是特殊的,与特殊理论的不同最终只在于其话语权力。换句话说,汪晖先生的方法是把今天主宰学术界社会科学的理论思想化和历史化。这是破除迷信西方“现代主义”、“科学主义”的最好药方。也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追求任何超越实际的全能性理论,因为它只可能是通过强权而建立的意识形态。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其制度化表现

人们对绝对的、全能理论的追求有它一定的深层来源。和中国的传统不同,西方天主—基督教传统一直深信掌握绝对、全能真理的上帝。进入现代,伴随人们思想的世俗化,科学和“理性”很大程度上在人们的心目中取代了原来宗教中上帝所占的位置。现代哲学始祖Descartes之试图通过“理性”而论证上帝的存在便是两者关联的很好例证。理性和科学被建构为绝对的、普适的、超历史的。法国革命之后的恐怖统治之下,“理性”曾经成为新时代的宗教,具有近乎原教旨天主教教会的生死权威。

在西方现代文明中,这样的信仰尤其体现于现代思想的两大组合传统之一:演绎逻辑。从Descartes开始,达其大成于Immanuel
Kant,现代主义深信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演绎推理而掌握绝对真理。虽然,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演绎逻辑是和经验归纳同时并用的,并在科学实践的发展中显然缺一不可,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主义自始便具有强烈的偏向演绎逻辑的倾向,也就是后来在各知识领域中被称为“形式主义”或“形式化”的理论传统。

这种现代主义的基本倾向可以见于许多方面和领域。我们不妨就近并且具体地以美国今天一般大学对知识的组织制度为例。在它们一流大学的哲学系中,基本不存在西方文明之外的课程,占中心地位的是源自古希腊传统的数学逻辑和形式化推理以及西方现代早期以来的哲学家。因此,今天的哲学系,首先是不承认世界其它文明传统的哲学是一门哲学。譬如,一般哲学系中不开中国或印度或阿拉伯哲学的课;后者的讲授主要由历史系,或东亚、中东等语文系的思想史课程来提供,不算真正的哲学。

我个人有过这方面的具体经历。1985年,因Princeton大学的聘请,UCLA全力挽留,请我负责为UCLA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中国研究中心。(这是美国学术界高度市场化的一个具体例证:教授们一般唯有在“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下,才有可能得到校方的特殊待遇。)为此,我曾投入十年精力,尽一切可能想在各学科中增补中国研究专家,努力建立像美国五、六十年代成为风气的那种由多种学科组成的跨系中国研究中心。但是,我发现,当时的许多学科的发展趋势已经走向淘汰所谓“外国区域研究”,而哲学领域则处于这种大趋势的前沿。1980年代中期,美国一流大学哲学系的在职教员中以中国哲学为主要研究主题的总共才两三人。当时UCLA哲学系根本没有可能认真考虑聘请研究中国哲学的教授。

剩下来的是各门社会科学:经济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为此,我投入了很多精力与时间。一开始时,以为不会很困难,因为当时几个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如加大柏克利校区、哈佛、耶鲁等都有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学家。但我发现,真的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经济系,它们近年的主流倾向先是高度形式化或数学化的、脱离时空与实际的理论;次之,则是高度数学化的计量技术。UCLA当时的经济系主任甚至断言说,他们只愿考虑每年全国毕业生中数学本领最高的前100名博士;不然,不予以考虑。我曾经向他们建议当时一些其它着名大学和智库的中国研究经济学家,但全都立刻就被否决掉。后来只短期聘请了林毅夫博士,主要是因为UCLA经济系特别倾向芝加哥学派(因此被称为西岸的芝加哥,“Chicago
West”),而林正好是芝加哥出身的博士。事实是,今日美国经济学系已经基本没有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就以哈佛为例,在学历比我要高一辈的Dwight
Perkins之后,便已没有研究中国的专家。加大柏克利同样。至于其它学校,若有,如Princeton和Stanford,则多是偶然的,主要是因为系里某华裔经济学家,在本学科得到一定地位之后,出于对中国的关怀,而又具备阅读中文资料的条件,就连带研究中国经济。但这样来源的中国经济专家的看家本领多是某派理论和某种计量技术,对中国历史、社会、政治等等不一定十分关心,所做的研究主要是验证某一种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可能有关联,但也可能没有。

这样的趋势现在已经渗透到其它的社会科学领域。他们普遍的价值观是一个学科,越接近“硬”的科学,亦即模仿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绝对性和精确性,便越高明。越“软”,越接近某区域、国家的特殊性,不可普适化或计量化,便越低级,越得不到本行的重视。在各学科科研审核的要求中,在区域研究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基本不算数,要求的是在本学科主流和“硬”的刊物上发文章(例如,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类型的刊物)。作为一个中国区域研究刊物Modern
China三十多年来的创刊编辑,我对此也有许多切身感受。

这种区别也体现于教授们的待遇。一般大学之中,“硬”的学科的平均工资都要比“软”的学科来得高,这已经广泛地在院长和系主任级的行政人员中形成一种默契,虽然是不会见于明白说明的文字材料的默契。美国是个市场经济,学术人员的市场价格便是全社会价值观的最好例证。

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这种倾向,其根源即在我上面提到的现代主义追求知识绝对化、普适化、理论形式化。它是长时期积累下来的倾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体现的是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精神,今日在高等教育中已经越来越制度化、僵化,以形式和技术来替代实质性的学问。

这种学术的明显误区是无视理工与人文社会两个领域的主题在性质上的基本差异,前者主题是物质世界,后者则是带有意志、感情的人类社会,不容简单地形式化、计量化。这是一个人们普遍能体会到的常识(就凭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观察,人们的行为明显不是只受“理性”左右的,随时能受到理性外的意识形态或感情左右),但今天已经完全被现代主义的认识精神和方法掩盖,甚至不承认这是个问题。(这正是“科学主义”的意涵,本来就是西方现代文明本身的一个主要倾向,但是却被哈耶克等人建构成为共产主义“极权”国家的特征,与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市场主义对立。实际上,科学主义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是启蒙时代以来整个西方现代文明最基本的倾向之一。见《课程大纲》所选汪晖着作的有关讨论。)

我这里对现代主义知识体系的批评,并不来自我自己个人,而可以广泛见于西方现代传统本身,并且不限于西方“另类”传统,诸如批评资本主义的“左派”马克思主义传统,或近年的后现代主义。我这里提的批评可以见于西方自己产生的,本身也是西方“主流”或近乎主流的传统,尤其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上面已经提到,美国法学“古典正统”虽然高度形式主义化,但在美国法史实际中,长期与以实用为最高标准的实用主义传统并存、拉锯、相互影响和渗透。又譬如,现代科学的实践不仅包含演绎方法,也同时广泛依赖从经验证据出发的归纳方法,两者并用。但是,在理论上,对全能形式化理论和绝对知识的追求仍然可以说渗透全知识界、学术界,哪怕是最“软”的社会科学,也都试图向这种认识看齐。

相对来讲,历史学、微观人类学—社会学、区域研究以及其它跨系组织,比较重视主题的特殊性以及跨学科的总体性,对形式化理论和实证主义型的计量比较带有保留,虽然也有强烈的“硬”化倾向。但是,总的来说,宏大历史理论和计量史学在整个历史学科里仍然只是一个次级的支流。正因为如此,我个人认为它是纠正认识的过度科学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基地。微观人类学—社会学、外国区域研究和高等研究中心似的跨系组织同样。

西方现代主义的反面是后现代主义。应该先说明,我上面所写的许多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是出于后现代主义着作的启发和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本来对现代主义及其科学主义是很好的纠正,并且带动了文化研究,以及一些过去不太受到重视的课题的研究,如妇女、“少数民族”等。但是,同时应该指出,后现代主义受其“敌人”的影响深远,最终它自己与现代主义同样地高度意识形态化。针对现代主义对“理性”的、绝对的、客观的真理的迷信,后现代主义得出的是推向相反极端的结论:世界上没有科学的或绝对的认识,因此,一切认识最终只可能是一种主观话语或表象,而任何“事实”也只可能是一种话语,一种表象,只可能是某一方的观点。所以,后现代主义最终把所有事实都概括为“所谓事实”,对任何“所谓事实”都持怀疑态度。这是在后现代主义着作中常见的一个基本论调。《课程大纲》选了在国内影响较大的吉尔茨和萨义德的着作为例。吉、萨两人都特别强调表达/话语,萨并把它与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联结起来形成其“东方主义”的强有力分析概念,但是在此同时,两人同样认为所谓事实最终只不过是某种主观建构或话语。吉尔茨甚至把所有认识比喻为美国法庭上,都为其雇主卖命的敌对双方的律师。

在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在美国不太一样,多主要突出其“去西方中心化”意涵,把它当作批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把同样观点延伸到马克思主义,把它看作现代主义的一个侧面,并要求从唯物倾向转向唯心。但是,一般没有像在美国那样程度地质疑所有经验证据。在中国,它的核心更在于与民族尊严感情的连接(但是,真正踏实地把西方经验和理论置于西方历史背景中去理解的研究不多。)在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则最终在于它的认识论,显示出西方文明经历了对上帝和其后对理性的信仰的解体之后,在认识上的特殊焦虑。具体的表现就是上面所说的从绝对真理信念的极端走到了怀疑一切经验证据的极端。

在这点上,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知识界所起作用与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不谋而合。这是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多自视为激进保守人士。两者的联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现代主义特别强烈反对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及其对绝对客观性事实的信赖,但对现代主义传统中更深层而又影响更大的形式主义,则反而讨论较少,也因此对新保守主义批评较少。反倒是从唯心主义的认识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偏向批评较多,最终完全否定了旧的政治经济学,走到了极端的主观主义。同时,正因为其自身对任何“事实”都抱有怀疑,在这方面对新保守主义蔑视经验证据的意识形态的态度也比较包容。无论如何,结果是后现代主义不仅没有与旧左派联同抗拒新保守主义的极右浪潮,反而常常与新保守主义共同攻击老左派。有些自己前身是老左派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这方面尤其不遗余力(也许是因为人们常常对自身的“错误”过去会显得特别不耐烦)。至于年轻一代,对后现代主义的虚无认识论理论当然感到极大的诱惑,因为掌握时髦理论要比做踏实的经验研究容易得多。无论如何,总的结果是美国知识界在后现代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大潮流的影响下形成了普遍蔑视经验证据的学术氛围。[9]

再一次从我自己经历的美国大学的制度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我在加大头20年中的经验,当时校级关键性的为每次评职称或聘任新教授的专门委员会,在其运作之中,一般都相当严谨,普遍要求每位委员详细阅读有关资料,然后开会认真讨论,最起码也要两小时,一般三小时。讨论中会根据经验证据试图对申请人的学术做严谨、详细和客观的判断,而后根据那样的评价向校方和学术人事委员会(Committee
on Academic
Personnel,简称CAP)提出行动方案建议。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虚无认识精神以及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渗透全学术界,许多学校同仁都认为学术没有客观标准可言,不可能做出真正“客观”的判断,默认任何评价实质上只是一种政治或学派观点的反映,随着潮流越来越轻视经验证据。为此,学术评价制度也逐步转化,到90年代,已经不再要求评审委员会的成员认真阅读有关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断,在程序上干脆只把外校“专家”的来信复印转发给各成员,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开会则一般只开个把小时,草草了事,主要是由主任分配写形式化的总结报告的负担。这样,学术评价逐渐变成为一种人事权术活动(有的人甚至事先联系本行同仁,作买卖交易性的互诺:你今日帮我升级,明日我会回报)。许多没有认真做过经验研究的同事可以凭时髦理论的轻浮炫耀得到很高的认可。整个学术评价制度已经变成没有任何真正标准可言的制度。

后现代主义本来应该是对现代主义中科学主义的很好的纠正,但由于它的虚无认识态度,结果对美国学术界实际操作的影响反而加重了新保守主义把一切知识意识形态化的趋向。结果是,各学科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实际的纯理论。美国学术界今天因此正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危机,而中国今日广泛地没有保留地要求与之“接轨”的正是这个处于严重危机的学术制度。

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联合可以见于众多的学术领域,下面我们就以新近对18世纪中国重新阐释的学术为例。这股潮流的出发点是从原教旨市场主义来重新认识清代前期:认为它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而根据市场主义理论,人们在那样环境下的理性抉择必定会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据此,得出的结论首先是,在人口史方面,中国的变迁并不是像过去的认识那样由死亡率推动,而是和西欧同样地由人们的理性生育行为所主宰。中国人民其实长期以来就习惯控制生育,包括溺婴的“产后堕胎”手段。因此,18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压力程度其实不过与西方基本相似。同时,在市场机制和人们的理性抉择推动下,清代前期的经济实际上达到了与西欧同等的发展。

至于中国经济在其后19和20世纪的落后,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纯粹原教旨市场主义的,认为帝国主义把西方文明带到了全世界各个角落,落后国家一旦走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轨,便能得到西方似的经济发展;另一种观点同样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市场发展,但是承认帝国主义也许更多地为西方带来了发展,在落后国家则触发了20世纪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问题是后者走上了反市场、反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妨碍了正常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一直要到“改革开放”方才再次走上正途。

上述这种论点同时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姿态,把坚持18世纪西、中方基本相等表述为“去西方中心化”的论点,是否定西方现代主义目的先行历史叙述的观点。不少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因此认同了这种论点。在国内,不少学者这样理解:如果18世纪英国只不过和中国基本相等,那么英国后来的先进发展只可能从外因,亦即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解释。这样,便突出了西方现代发展的偶然性和强暴性,否定了西方中心化的历史“元叙述”。显然,这样的理解在此论点上注入了民族感情内涵。其实,这样的理解完全忽略了此论点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基本核心、无视它完全否定了中国自己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运动,起码从经济角度如此。

在经验证据层面上,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思路也基本一致:认为任何史学论争最终决于理论观点,经验证据并不重要。为此,我2002年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特别强调经验证据,总结了近二十多年西、中学术积累的翔实证据,说明18世纪英国经历的五大社会经济“革命”那样程度的变化——即农业、手工业工场、消费、人口行为和城镇化革命——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其实一个都找不到。事实是,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不能仅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外因来理解,它确实具有一定的源自18世纪的内因,哪怕是偶然性的。18世纪英、中所面对的人口/资源压力十分不同,英国煤炭业的特早发展也和中国很不一样。我们需要的不是中西哪一方更优越的感情性和意识形态性论争,因为那样只能再次陷入简单化的市场/革命,西方/中国的非此即彼选择。我们需要的是基于中、西双方复杂历史实际的踏实研究和概念创新。

今天国内,也许部分出于过去革命传统造成的思维习惯,在处理思想和学术理论问题上,同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当然也与古代长期一贯具有正统思想的传统有关(虽然儒家的中庸精神自始便比较能够包容其它思想)。无论如何,年轻一代的研究生们对待新接触到的理论,相当普遍地带有寻找绝对、普适真理的倾向。借用一位研究生给我的来信说,他过去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理论,企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后来放弃了这样的探寻,但因此感到十分困惑。)

同时,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今天的意识形态中矛盾重重。一方面,起码在官方话语中,仍然坚持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多已转用舶来的市场主义理论。在高等院校经济系里,后者实际上在各方面——包括学生录取标准、研究生培训、教员科研考核、评职称等等关键层面上已经基本取代了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正如一位最近重新就读研究院的博士生的来信中说的那样,她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现在则已完全改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当然,有的研究生完全跟随潮流,把舶来的新经济学当作真“科学”来学习。不少学生则抛弃理论而寄一切希望于技术,把学问等同于计算,完全接受了简单的实证主义认识方法。

法学和社会学也有类似的西化倾向。今日国内法学院所教所学多以西方形式主义传统法学、理论和法典为主。至于中国自身的法学传统则只有很少数教员研究,不大吃香。虽然,法学院师生群体中,也有强烈的“本土资源”呼声和意识,但是真正系统地在中国自己的法律、法学历史中挖掘现代化的资源的学术还比较少见。

至于今天的社会学院系,也基本都以西方文献为主。譬如,对研究生们的“开题报告”的“文献”讨论部分的要求,主要是与当前西方学术研究“接轨”,而所与接轨的常常限于二、三流的复杂繁琐的当前学术界的着作,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基础性的经典源流。这样,学生们的视野难免陷于庸俗,提出的问题多是次级的问题,不能深入到根本性的层面。当然,也有“本土化”的呼声,这是可用的资源,并且可以走向费孝通先生那种建新鲜概念于踏实的经验研究,并付之于实践检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方面的文献尚嫌单薄。

史学则多偏向纯经验研究。与日益理论化(要么是新古典经济学类的理论,要么是其相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西方史学相比,今天的中国史学则更多地倾向于简单的经验主义。这是一个对毛泽东时代高度意识形态化以及今天全盘西化潮流的一种反应,也是一个延续清代以来考证史学传统的倾向。如果说西方史学越来越倾向于单一只左手的使用,中国今天的史学则倾向于相反的单一只右手的使用。在那样的偏向下,研究生们所得到的培训缺乏概念锻炼,结果等于使他们脑袋里那块“肌肉”萎缩、退化,即使试图使用理论时,也多显得力不从心,不能精确有力地掌握、连接概念。客观地说,考证史学既缺乏经验主义中用归纳方法的概念提升,更没有与演绎逻辑对话的概念创新,实质上等于是全盘拒绝现代科学的闭关自守。

考证史学的反面则是意识形态化的史学。过去的是由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宰的史学,今天则是由其反面的原教旨市场主义主宰的史学。但我们需要的既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史学,也不是简单的经验积累,而是经验与理论的双手并用,是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从新鲜的经验证据提升新鲜理论概念的历史学。

在今天的转型期间无所不在的浮躁之风下,真正心向学术的青年学生当然会感到十分困惑。什么是真的学问?怎样去做?什么是正确的理论?怎样使用?在一次和某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们座谈的时候,我问了在座的十几位同学他们认为本系最大的长处是什么?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们说觉得自己在史料掌握上比较踏实,但是,作为新的一代,对老师们缺乏新概念和方法的研究觉得不太满意(据说,有的教授甚至积极抑制研究生们使用外来概念,排斥西方近几十年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史学趋势),但又不知自己该怎样去做。在另一次与某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们的讨论中,我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他们对前者的回答是学习自由,接触到许多不同理论和模式;对后者的回答则是,从老师们那里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指导或榜样,不知自己该怎样去做。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面对社会的众多诱惑与压力,有的年轻人难免追求速成,不能安心去做踏实严谨的学术研究。不少最聪明的学生选择轻浮炒卖时髦理论的“捷径”,要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真理”(多见于经济系,也可见于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要么是后现代主义的自觉“反思”与“去西方中心化”。另一种学生则完全依赖经验堆积,甚或自己的感性认识,自以为是,轻视任何外国的着作,但对本国的研究却缺乏真正的好奇和独立思考。这样,西化与本土化两大倾向同样陷于轻浮。难见到的是结合理论与经验的严谨研究以及有分量的学术交流。在近年学术制度官僚化、形式化的大潮流下(譬如,不可思议地定下硕士、博士生发表论文的数量指标),只可能更加如此。

以上是我个人注意到的今日国内学术环境中的一些明显的问题,但是,我这里要指出,今天中国的青年研究生们同时具有很多优点,也是我自己之所以愿意大老远来为他们开课的原因。首先,优秀的学生之中,不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社会、文化责任感,其中包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救国救民于苦难的精神。这种意识在美国学生中是看不到的。伴随这种意识的是某种“本土化”的学术倾向,虽然今日这种倾向多出于感情用事(例如自以为天生就懂中国而洋人则不可能达到同等认识),但它不失为一个可以用来纠正全盘西化趋势,建立独立自主学术的资源。再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历史感,哪怕是在西化的大潮流之下,许多研究生还是常常具有一种几乎是下意识的历史感,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认识自己本国的历史,就连偏重现实的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们也如此。这在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们中也比较少见。另外,研究生们对本国的社会现实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他们之中又不乏农民子弟,对中国农村的现实与危机有一定的体会,面对不符实际的理论,自然而然会感到有所保留。美国学生则相反。我们在美国执教的教授们,为学生讲授中国的时候,最难做到的是使来自美国生活环境的青年能够想象到中国的现实,包括农村的贫穷和危机。这可以说是我们教学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因此,更谈不上高层次的要求,譬如从实际中提炼新鲜概念,同时质疑美国主流思想等。最后,根据我在国内接触研究生的经验,哪怕是比较偏向理论的学生,许多还是具有一种中国长期以来偏重经验与实用的思维倾向,即便是在来势汹汹的西方形式主义理论潮流下,仍然不太会完全盲目地接受其理论,会要求验之于经验证据。而这样的态度正是我认为连接经验与理论问题中最最关键的态度。

实践历史中的实用道德主义和第三领域以及现代革命的实践精神

中国旧传统以及现代革命传统都具有可供我们今天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性学术应用的资源。首先是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我最近已经详细论证,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经验与理论这对范畴之中,偏重经验,但并不忽略概念。它要求的是抽象概念与具体经验情况紧密结合。与欧洲大陆法中可以用韦伯作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法律传统不同,中国法律一贯要求寓抽象概念和法则于具体事例,不像形式主义法律那样要求抽象出脱离具体情况的普适法则。譬如,在产权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没有像西方现代法律那样的私有产权抽象法则,而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立法取缔“盗卖田宅”(譬如,欺诈性地将他人土地或房屋当作自己的财产出售,或侵占他人田宅)、“擅食田园瓜果”等侵犯他人产权的具体事例以及“卑幼私擅用财”的事例。又譬如,它没有抽象出婚姻合同的概念,而是立法规定惩罚各种欺诈违约行为(譬如,“再许他人”或“有残疾者,妄作无疾”或“期约未至而强娶”、“期约已至而故违期”等行为)。在“民法”的另外两个主要领域,继承和债务,做法同样。

有的学者因此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只重特殊具体情况,缺乏抽象概念和原则,但这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法律之与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法律的不同,不在能否抽象、处理非具体的问题,而在于其对怎样连接经验和理论的不同思维方式。形式主义要求通过法律逻辑,建立脱离具体情况的普适法则,而中国传统法律则要求寓抽象原则于实例。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清代关于杀人的立法:全部有关法则其实是围绕一个十分抽象的范畴——意图——而组织的。杀人罪分六等,取决于不同程度的意图。惩罚最重的是“谋杀”,例如用毒杀人;次之是“故杀”,例如在愤怒的时候有意杀人;再次之是“斗殴杀”,在斗殴中杀人;而后是“戏杀”,譬如在拳击比赛之中无意杀了人;更次之是“误杀”,譬如在玩火或者玩射箭的时候杀了人;最低的是“过失杀”,是完全出于无意的,譬如在山坡上拉车失去控制而因此杀了人。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区分要比后来模仿德国法律的国民党法律的“故杀”和“过失杀”两分法来得细致(正因为如此,民国法官判案时常常转而使用清代法律的概念和区分)(详细分析与案例见Neighbors
2004)。它不是出于纯抽象的概念,而是把抽象概念与具体事例紧密联接起来。这些我已在《课程大纲》所列的《中国民事判决的过去和现在》与《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两文中详细论证。

同时,清代法律绝对不是一个仅仅具有回顾性,完全根据过去发生具体事例而建立的法律(有人据此批评美国法律实用主义,说它缺乏明确的立法日程,归根到底只是对古典正统的一种反应),而是一个具有强有力的前瞻性理想的法律制度。它对社会前景的设想寓于道德理念,譬如,认为在理想社会中(当然,儒家话语把这种理想等同于过去的圣王时代),人们将会基本没有诉讼,全凭道德解决纠纷,即使有诉讼,也将由地方“父母官”凭道德教化解决。

但是,在具备这种道德理念的同时,清代法律在实践中十分实用性地设立了处理所谓民间“细事”纠纷的司法制度,首先依赖社区或宗族调解,而后是社区调解和法庭干预间互动的“第三领域”,最后,如果纠纷仍然得不到解决,才是由“州县自理”的庭审来解决。而法官们在拥抱儒家治理道德话语之外,同时经常在实践中采用十分实用性的判决,明辨是非,依法判决。我称这种结合为“实用道德主义”,体现了中国帝国时期法律体系的基本思维方式(详见《课程大纲》所列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国民事判决的过去和现在》、《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

这种思维方式的部分特征可以见于毛泽东时代。当然,上面已经提到,毛泽东时代建立全能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其绝对性比西方现代主义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此同时,也有一个类似实用主义的传统,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践主义精神。其诞生主要出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经验,是对党早期的教条性马克思主义的反应。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根据地转向农村,也是当时大部分党员所不太熟悉的环境,因此造成重新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的契机。其后,在抗战时期,大量来自沿海地区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地区,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甚至于无法与当地农民“群众”交谈,造成党组织本身的一个危机:怎样去团结这两大群体。这就是“实践论”形成的部分历史背景。当时强调,首先要深入农村,获得“感性认识”,并认同于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而后经过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理论的提升,才有可能进入更高层次的认识,最后要验之于实践。基于这种现代的革命认识论,形成了全党内普遍的“调查研究”要求,成为一股风气。时至今日,许多国内的社会科学教师们仍然经常带领学生出去做实地调查,了解具体情况。这种精神国外绝少能够看到。这一点我已在《课程大纲》中的《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两文中讨论。

在法律领域,毛泽东时代相应特殊历史要求而在民间和社区调解制度之上广泛运用了法庭调解制度。后者的起源主要是为了处理离婚纠纷,在党早期对婚姻自由的激进允诺之下,面对农村的激烈反对,试图一起一起地通过调解来处理有纠纷的离婚申诉,消解党和农村人民之间的矛盾。我个人认为,这个现代革命的法律传统,今天可以配合中国法律中的由实际到法则到实践的思维方式来推进使用。西方形式主义法律从抽象权利原则出发,要求其适用于任何事实情况,因此造成必争对错胜负的对抗性法律制度。但是,真实世界中的纠纷既有附带过错的纠纷,也有不牵涉到过错的纠纷(在离婚法领域,西方本身到了1980年代已广泛改用无过错原则)。根据中国法律的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方式,今天可以考虑采用这样的区分:在事实情况不涉及一方过错的情况下,使用调解,包括法庭调解,因为这样的纠纷中调解成效较高;反之,则依法判决,维护法定权利,采用西方法律的优点。事实上,现今西方法律,针对其对抗性法制所导致的诉讼过度频繁的实际,正在试图摸索出一条补充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道路。中国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远比西方丰富,应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在《离婚法实践:中国法庭调解的起源、虚构与现实》、《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与《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三文中对这个方向做了初步的探讨。

最后,要对上面使用的“实践”概念做进一步说明和总结。本文对“实践”一词的使用主要包含三个交搭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意涵。中国革命所提出的“实践”是相对“理论”而言的概念。这和我自己在《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书中,主要是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概念比较接近但又不同。而两者应区别于布迪厄的主要是相对制度而言的“实践”。毛泽东的“实践”指的主要是应用,突出应用“普适”的理论于中国实际的问题,而我则更多强调了中国自己的“表达”和理论也会与其“实践”脱节,指的主要是行动。布迪厄则提出“实践的逻辑”的概念,要求到人们的“实践”过程中,亦即实际运作中,而不只是制度结构中,去挖掘一个社会的逻辑真髓,并借此超越西方长期以来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的问题。

事实是,西方现代文明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倾向,一再把认识推向非此即彼的选择。上面已经讨论了现代主义理论倾向,要么完全信赖“理性”演绎逻辑要么完全信赖经验归纳,要么完全依赖形式主义理论,要么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经验积累。而那样的倾向则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的反应,走到了相反的虚无主义极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同样。要么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完全信赖客观性,以为事实绝对客观,要么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完全信赖主观性,怀疑所有经验证据。

但是,西方本身的实践的历史并不像其理论倾向那么偏激,所体现的是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上面已经提到,现代科学的实践历史其实同时依赖演绎与归纳,形式理论与经验研究。美国的政治经济实践其实既非纯粹的市场经济也非纯粹的政府干预,而是两者的并存和拉锯。其法律制度的实践历史也同样,既非纯粹的“古典正统”也非纯粹的法律实用主义,而是两者的并存和拉锯。

上述几种相近而不同的“实践”概念都有助于理解中国实际,解决连接经验与概念的问题,而我这里更要突出“实践历史”,提倡从其中提炼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的分析概念。譬如,中国法律传统中的表达和实践虽然背离,但在法律整体的实践中其实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像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方式那样把中国法律简单地等同于其表达或其实践的任何单一方面。清代的法律其实应该这样理解:它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但是,两者合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也可以说:清代法律在“应然”层面上说的是一回事,在“实然”层面上做的是一回事,但是,两者连接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而其法律整体所包含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正体现了表达和实践结合起来的逻辑,不同于其中任何单一方面的逻辑。

我们可以进一步以中国治理实践的历史为例。西方现代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受它自己从法国革命开始,由于资产阶级争取自己权力的历史经验,造成深层的社会与国家对立、非此即彼的理论框架。这种思维方式可以鲜明地见于韦伯以来到今天的Jurgen
Habermas的社会学理论中。“国家”主要是指其正式的官僚体制,社会则主要是指其非正式的自发组织,不多考虑介于两者之间的半正式领域,也因此不符合中国治理的历史实际。中国治理实践中更多的是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直接统治范围之外,国家与社会互动或联合的半正式运作,体现于清代处于国家与村庄关键联结点上的,半正式纠纷处理,以及晚清兴起的半官方地方组织。其主要行政方法是简约的,准官员既不带薪水也不带文书,而国家机器要遇到纠纷或人事变更方始介入。这样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实践,既不同于正式官僚体制,也不同于非正式的民间组织,而是具有它自己的逻辑的治理方法。这一切我已在《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和《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两文中详细论证。

上述从实践历史出发的认识方法,与中国长期以来偏重经验和实用的传统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它体现的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由形式主义主宰的偏激认识观念,是一个可供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认识方法和理论所用的资源。它可以用来超越经验与理论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其关键在于经验与理论的紧密连接。一旦连接理论,便有可能超越经验的简单描述性、回顾性和纯特殊性;同时,一旦连接经验,便会承认理论的历史性,避免其超时空的绝对化或意识形态化。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经验是一回事,理论是一回事,但是连接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

————————————

基于上面总结的思路,我在研修班的《课程大纲》中,首先突出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必定要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当然有许多没有形成中心概念的着作,甚或主要是经验信息堆积类的着作,有的价值不大,但有的是十分珍贵的参考书。我这里关心的不是参考书的编撰,而是学术专着的写作),而为了精确地掌握一本书,也是为了锻炼自己概括能力与养成连接经验与概念的思维习惯,我特别强调读书笔记要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并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更有进者,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这样的读书习惯也是为自己做学术研究,写学术专着的一种锻炼。能够清楚掌握好的专着的设计和结构,才有可能自己撰写优秀的学术着作。

这样的读书习惯另外有一个很实用的考虑,就是为了积累自己将来研究和教学的可用材料。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看书之后,在个把星期到几个月之中,对一本书的记忆是比较清晰完整的,之后便逐渐模糊,几年之后便几乎不可能在脑袋里作详细的找回检索。因此,我们要在记忆清晰的时候,精确地总结这本书以备将来之用。而这样的总结,不是被动的摘抄,而是积极的消化,迫使自己在记忆最完整的时候,按照上述的方法精确地掌握这本书并对之进行系统思考。那样,将来可以随时找回检索使用。我自己要到30岁之后才清楚了解到自己的记忆的不可依靠,开始积累笔记。有不少在研究院时候读过的书,后来都得回去重看。

同时,《课程大纲》建议的是我自己经验中行之有效的理论学习途径。前人有众多的理论着作,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资源。我自己提倡的途径是要掌握主要不同流派的理论,作为入门途径。阅读时要求与之对话,而不是简单的死学。而对话、决定取舍的最好方法,乃是看它对组织、解释自己掌握的经验材料有用没用。

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寻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问题,较高的一个境界是在理论和实际脱节点上,或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上,提出问题,试图超越现存视野。另一用途是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分析概念。这样,理论更多的是工具或对手,而不是答案。

另一个有用办法是:区别经典理论与庸俗理论;前者较少,后者俯拾皆是。前者一般视野比较宽阔,提出的概念更清晰并强有力,后者则比较模糊繁杂,除非和自己的研究课题有直接联系,一般用途不大。这种庸俗模式的大量存在本身便是西方形式主义倾向的一个例证: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的是首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而与这样的模式“对话”,虽然可能会起点公关作用,但对推进和提高自己的分析概念不会有太大帮助。

最后一种可行的理论学习方法是:先在某一种流派之中,深入浸淫一段时间,作为入门方法,锻炼自己概括和连接概念的能力,然后进而学习其他流派。国内许多年长一点的学生,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惜的是其教学方法,大多是当教条死背,而不是活学活用地用来提出问题。但也有少数的学生,还是能够从其中得到概括能力的锻炼,这是宝贵的资源,可以当作学习其他流派理论的基本功。

《课程大纲》的最后部分是研究论文的写作。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设计这样的论文首先应要求自己能在经验层面作出前人所未做的贡献,因为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思想上多未完全成熟,若能老老实实做经验研究,最起码可以在那个层面上做出新的贡献。但这不是说要只作经验信息的简单堆积,因为那样无从区别重要和不重要的信息。优秀的学术贡献需要带有明确的问题,经验证据的目的是用来解决重要的问题,而问题的建立要靠经验与理论的连同使用,不可只靠单一方面。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新鲜的经验证据来提炼新鲜的概念,用以解决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所谓理论问题,上面已经提到,既可以是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也可以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点。另外,最好是自己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那样才会有驱动力,使自己作出长时期的持续投入。

这里应该说明,寻找自己最想做而又是最能做的题目常常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我当年便因导师的影响而选择了思想史的题目,并试图为导师而挑战当时占美国首席位置的Joseph
R.
Levenson。后来才发现,自己无论在感情上还是能力上,都更倾向于关注普通人民,而又比较喜欢解答有关人们实际生活的问题,更合适做经济史、社会史和法律史。但清楚认识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近乎不惑之年了。基于以上的经验,我自己一贯避免指定学生做某个题目,因为我认为这几乎等于是在替他们找对象。做学问是个长时期的磨练,十分必要找到自己真正愿意一生与之作伴的主题,但国内由导师包办的做法仍然比较普遍,亟需改革。

最后回到本文主题,亦即怎样在经验证据上提炼新鲜概念。上面已经提到,一个好的方法是从经验证据与现存理论的脱节点出发,与现存理论,尤其是经典性的着作,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概念。最好是跨越不同流派的理论,因为同一流派中的论证,多只关乎次级问题,而不同流派的交锋点,常常是最为基本和关键的问题。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掌握单一流派的理论已经不容易,要求同时与不同流派对话,可能是过分苛求。但实际上,只掌握单一流派,常常会陷于不自觉地完全接受其预设前提,久而久之,甚至会以为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真理”,因此陷入由意识形态主宰的研究。而且,通过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可以更清晰深入地同时掌握不同概念,并把自己的认识和问题提高到最基本的层面上。这方面中国的研究生其实具有比美国学生优越的条件。作为处于两种文化冲击下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研究生更能体会到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以及不同理论之间的交锋。今天中国的研究生,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双重文化人”(见黄宗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和美国一般研究生很不一样。若能既不迷信普世理论,又不迷信自己的感性认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可资学术使用的重要资源。最后是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与高层次的理论问题意识的探讨,来回反复连接,由此才可能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性的学术,并为全人类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学术传统。谨以此与国内的青年研究生共勉!

薛允升。黄静嘉编校。台北:中文研究资料中心。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2005.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China Country Office.

Coase, Ronald H. 1990. “The Nature of the Firm” and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son, Chalmers. 2003.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orth, Douglas. 1997. “Prize Lecture” , in Torsten Persson ed. Nobel
Lectures, Economics 1991-1995.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Hull, N. E. H. 1997. Roscoe Pound and Karl Llewellyn, Searching for an
American Jurisprud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ighbors, Jennifer Michelle. 2004. Criminal Intent and Homicide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tiglitz, Joseph. 2003. “Challenging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
interview with Lindsey Schoenfelder),”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9, No. 2 .

Wiecek, William M. 1998. The Lost World of Classical Legal Thought: Law
and Ideology in America, 1886-193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研修班课程大纲:“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此门课程的基本设想是把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设计的博士课程核心内容压缩到一年之内,主要分三部分:首先是阅读方法和习惯,然后是经验证据和概念的联系,包括学术理论的掌握、运用和建造,最后是具体研究计划的设计和研究成果的写作和讨论。有意申请参加此课的学生,请于2007年6月30日之前把附件“报名表”直接发给我(huang@history.ucla.edu),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参加,并附交一篇不超过两千字的关于我任何一本书的读书笔记。

此门课程的中心问题是事实和概念的连接,也可以说是经验研究和理论概念的媒介。这不是一朝一夕、一年半载的事,而是每一个研究人员终身面对的问题。它是每一个人需要通过研究的实践来寻找答案的问题,唯有通过具体去做才有可能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我对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或秘诀;这门课程只不过是把问题提到大家面前来,要求大家有意识地去寻找自己的答案。

根据我的经验,美国学生比较偏向理论,近一、二十年来尤其如此。经验知识需要长期的积累,而时髦理论则可以很快掌握。因此,越聪明的青年学生越偏向理论,每一代如此。我在那里强调的因此是经验研究那一只手。国内实证研究的传统比较强,倒是理论上的训练可能比较薄弱,起码历史学科如此。因此,我这门课程在设计上更强调学术理论传统的概念的掌握和形成,但是不可脱离经验研究。

我们阅读的书也是从这个角度来选择的。纯理论性的着作不大容易掌握,我一般的做法是把某一理论着作和使用那个理论的经验研究放在一起来读。那样,更容易掌握理论概念,也更容易进行判断,决定取舍。这门课程限于时间将主要阅读我自己的三本书,从那里进入那几本书中讨论得比较多的不同理论着作。这些着作不一定跟你最关心的专业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可以用锻炼自己理论能力的态度来读。我的几本专着比一般历史学着作更多引用理论,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向纯理论性着作的过渡。另一考虑是我要强调的养成精确阅读的方法和习惯:作为作者本人,我更有资格判断你的笔记到底精确与否,协助你养成高效率精确阅读的习惯。毋庸说,我希望课程前半部分的这些讨论会对后半部分大家自己的研究课题有帮助。

我个人认为,学术着作都应带有一个中心论点,而阅读那样的着作,首先是要掌握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总结的时候,关键在于不要摘抄,要用自己的话,因为那样才会消化,使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一个可行的阅读次序是先看首尾,掌握其中心论点之后才逐章阅读,每章看完之后用自己的话总结。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甚或更进一步: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至于比较纯理论性的着作,我们要问:它对了解中国的实际或你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什么用?这样的看书写笔记方法乃是一种思维上的锻炼,也是养成自己的思考、写作习惯的办法。关键在养成看后就写系统笔记的习惯,不可依赖自己的记忆,因为几个月之后肯定会变得模糊不清。笔记最好既不要太简短也不要太详细,应在一、两千字的范围之内。这样长年积累,随时可供将来的研究和教学之用。为了帮助大家养成好的阅读和写笔记习惯,请大家起码每两周提交一篇书面的读书笔记给我看。

我们将每周讨论一本书。上课时我将随时点名,请三、五人做10分钟以下的总结。班上讨论程序是:先把要讨论的着作精确地“放在桌面上”,然后才进行讨论。

  1. 黄宗智。2006[1985,
    2000]。《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5. ——。2006[1990,
200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6. ——。2007[1996,
2001]。《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

参考: ——。2007[2001,
2003]。《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

以下转入理论阅读。我个人认为,学习理论,不应限于任何一个传统或流派,而应从掌握各个主要传统的基本论点出发,用经验实际来决定取舍,按实用需要来挑选,完全可以同时采用不同理论的不同部分。更好的办法是从不同流派的交锋点出发,根据实际建立自己的概念和解答。也可以说,我们要从理论得到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下列书单是今日主要理论体系的一些入门性着作,阅读目的是建立基础,让大家今后可以自己按兴趣和需要继续深入。

7. 恰亚诺夫。肖正洪译。《农民经济组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参考:詹姆斯·斯科特。程立显、刘建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载《读书》,2006年第2,3期。

8. 舒尔茨。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参考: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三联书店,2003。

何秉孟、戎典新等。《新自由主义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载《读书》,2006年第10 期。

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9.韦伯。康乐、简惠美译。《法律社会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黄宗智。《中国民事判决的过去和现在》,载《清华法学》,第十辑,第1-36页,2007。

黄宗智。《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载《清华法学》,第十辑,第37-66页,2007。

_____
。《中国法律的现代性?》,载《清华法学》,第十辑,第67-88页,2007。

11.
吉尔茨。邓正来译。《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第73-17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

萨义德。王宇振译。《东方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1-144页。

12.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第1107-149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

  1. 布迪厄。《实践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参考:
张小军。《杨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载《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2003,第96-132页。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www.gongfa.com。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85-95页。

——。《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载《读书》,2006年第2期,第3-14页。

——。《中国法律的现代性?》,载《清华法学》,第十辑,第67-88页,2007。

在理论阅读期间,请写一篇简短的论文,讨论自己从我们阅读的理论着作中获得的心得。可以适当突出一个概念,或借用,或修改,或作为对话对象,尽量对该概念作出经验检验。

III. 研究计划/成果

请提交自己的计划/论文,讨论前发给大家,不要超过一万字。计划应该尽可能包括经验材料的讨论以及自己要解答的问题以及初步想法。论文则应具有一个中心论点,尽可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论点。

研究课题设计的关键首先是选择一个自己特别关心而在经验研究层面上可能有所创新的题目,通过新鲜材料的掌握,建立中层的新概念。应该避免空泛的理论探讨,以及没有问题意识的经验信息堆积。以下是几本示范性的专着: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上海书店,2003。

孔飞力。《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

[1]另外,一些在美国的亲友们问我为什么巴巴地老远来为学生们开课。按照美国的收入来说,等于是无偿地开这样的课。此文也许可以说同时是对他们的一个解释吧。

[2]
美国在9.11前夕,已在国境之外拥有725个军事基地,驻军共约25万。Johnson
2003:第1、6两章有权威性的详细论证。

[3]见《课程大纲》所列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亦见North关于“交易成本”概念,亦见Coase。

[4]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可以更明显地见于《课程大纲》所选诺斯理论支柱之一的哈耶克的着作;《课程大纲》所选是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此外,《课程大纲》所选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部分有关于哈耶克的精彩的讨论。

[5]
舒尔茨引用的“经验证据”是印度1918-1919年发生的流行性感冒疫症,当时使农村劳动力减少约8%,农业生产因此显着下降。舒推论说,农业中若真有“零价值”的劳动力,生产应该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但是,这样的推理明显不符实际。首先,他假定所有农户受到同等比例的影响,而实际不会如此,有的农户会全家病倒,有的不受影响。此外,农业劳动高度季节化,要看病疫影响是否在农忙季节,而后者即使显示全就业,并不表示在农忙季节之外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舒没有考虑这些经验细节,因为他主要是个理论家,关心的是纯理论问题,而不看重理论与经验实际的紧密连接。

[6]
譬如,中国的“基尼系数”(量度收入不平均系数,以零点为完全平均,100为完全不平均)已从1982年的0.30退落到2002年的0.45。后者在当年世界131国家中,排名于第90的低下位置。见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2005:第13页。

[7]
我课程大纲中没有选Langdell的着作,而是选了影响更大,思想更完密的韦伯来作为现代形式主义法律思想的代表。

[8] 虽然法律现实主义的两位主要代表人Roscoe Pound 和Karl
Llewellyn之间多有争议。见Wiecek 1998: p. 197ff; 参见Hull 1997。

[9]
正是在这种认识气氛之下,使美国在虚构的“证据”之上对伊拉克做出战争决策成为可能。Johnson对整个虚构证据的经过有精辟的论证。

作者题记: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感谢李放春、白凯、彭玉生、张家炎、王宁霞、汪晖各位同仁和朋友,以及屠凯、张婷、顾莉萍、陈丹梅、巫若枝各位同学为本文提的宝贵意见。特别感谢余盛峰、黄家亮两位同学在最后阶段给我提的深刻而又细致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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