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民法 婚姻家庭继承 遗嘱
[ 导语 ]
遗嘱自由是民法私法自治原则在继承领域的集中体现。个人财产、理性与善是遗嘱自由的物质及人性基础。遗嘱处分的法律效力根源于个人财产权在遗嘱人去世后的延伸,是自然法与实在法共同作用的产物。然而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人的有限理性及其家庭属性决定了遗嘱自由应有必要的限度。该“限度”的把握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法律发达史、文化习俗、经济水平、社会保障程度等因素;取决于立法者对家庭伦理的理解以及对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社会利益的界分;还取决于人们对遗嘱自由的“容忍”程度。[
内容摘要 ]
对于遗嘱自由的限制主要有两种立法本位与立法模式:个人本位下的遗产扶养制度与家庭本位下的特留份制度,前者注重遗嘱自由及遗产的扶养功能,后者则强调法定继承人继承权的满足及遗产的身份意义。[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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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继承法;修订原则

遗嘱自由与限制研究

人都有生老病死的时候,人在死后遗留下来的财产等是需要有人继承的,这就涉及到了继承人的问题,当我们的法定继承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承应该继承的财产时,法律上就会让代位继承人出来继承财产,应在放宽代位继承的适用条件,适当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等方面进行代位继承制度的完善。那么到底如何进行代位继承制度完善?下面我们来听听小编的看法。

[摘
要]:
在启动民法典编纂的前提下,继承法的修订应遵循体系化,重视传统,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家庭、家族和社会和谐的原则。继承法的修订应从民法典的体系上考虑继承法的内容,继承法的规定应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继承法中的各项规则不能相互冲突。继承法修订时对于优良的历史传统或民间习俗应予以坚持,对现行法的规则能不改的就应不改,对各民族的习俗应予以充分尊重。继承法应最大化地保护私有财产权,凡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应规定为遗产的范围,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在遗嘱制度的设计上应最大限度地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减少继承权绝对丧失的事由。继承法中应规定特留份,承认继承合同,应规定继承权的放弃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被继承人不得以处分财产来规避债务清偿。

段伟伟

我国代位继承的完善方向

[关键词]:民法典;继承法;修订原则

法律出版社

立法建议基于尊重死者意志,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原则,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完善我国代位继承制度的立法建议:以下建议论述过程都过于简单。特别是第五点没有理论论述。

我国现行《继承法》颁布已经30年。最近几年法学界一直呼吁修订《继承法》。2010年全国人大会上梁慧星教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提出修订继承法的提案,笔者也在《法制日报》上发文,建议立法机关应及时对继承法进行修订完善,并提出修改完善的主要问题包括:关于继承权制度、关于遗产范围、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关于代位继承、关于遗嘱形式、关于特留份、关于补充继承、关于遗嘱执行制度、关于遗赠制度、关于继承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关于遗产分配制度、关于债务清偿等。[1]在2014年民法学年会上笔者提到继承法修订中有三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关于遗产的范围;二是关于法定继承;三是关于遗嘱继承。[2]可以说,最近几年学者对于继承法修订极为关注,有许多研究成果。然而,对于修订的内容,具体制度的完善、补充和构建也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各种不同的观点难有对错之分。具体采取何种意见决定于修法的价值目标。笔者认为,在启动民法典编纂的前提下,修订继承法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方能修成一部“良法”。

2019-7

(一)放宽代位继承的适用条件

一、体系化原则

段伟伟,1978年9月生于湖南省娄底市,201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民商法学博士学位;现任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法学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与亲属法。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中规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由此可见,我国继承立法是采用了“代表权说”的主张。代位继承中的“代表权说”存在诸多缺陷,且当今国际立法也大多趋同于“固有权说”。我国应在立法上采纳“固有权说”即明确规定代位继承人是基于自己的固有权利,放宽代位继承的适用条件,以防止本应该最大限度掌握在公民手里的私有财产流入国库,让国家背上与民争才恶名。这样一来可以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二来也适应国际立法趋势。

继承法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有民法典的国家,继承法均为民法典的一部分,在潘德克吞式立法模式中,继承法更成为民法典的一编。我国的继承法也不例外地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是以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的民法草案中的继承编为基础制定的,然而,由于《继承法》颁布时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一部民事法律,因此,或是为了需要,或是因无其他法为基础,《继承法》在内容和制度设计上并未从整个民法的体系上考虑。自1985年《继承法》颁布以后,我国又相继颁布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民事法律,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时,编纂民法典再次被提到日程上。在这种现实的法律环境、立法条件下,修订《继承法》就应特别注意坚持体系化原则,而不能仅就《继承法》的修订谈修订。体系化原则,要求整合不同的法律渊源,从而实现条文适用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坚持体系化原则,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章遗嘱自由与限制的历史源流

(二)代位继承的发生原因应包括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者丧失继承权的情形。

一是应从民法典的体系上考虑继承法的内容,不应由继承法规定的不予规定。例如,现行《继承法》第8条是关于继承权回复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规定。该条中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这一将诉讼时效期间表达为“提起诉讼的期限”显然不妥,应予修正。而因这里规定的“继承权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同,因此,从体系上考虑,修法时对于继承回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则不必规定,也不应再规定,除非立法者认为该诉讼时效应属于特别诉讼时效。现行《继承法》之所以规定诉讼时效,与当时并无《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制度有关。再如,被继承人死亡后受孕的胎儿可否继承和受遗赠,对此有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笔者是持否定观点的。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胎儿的主体地位(权利能力及利益保护),还涉及亲子关系的认定。只有从胎儿的法律地位及亲子关系的认定上统一考虑,才能就被继承人死亡后受孕的胎儿可否继承得出较合理的解决方案。按照体系化原则的要求,这部分内容应于总则主体制度和婚姻家庭法的亲子关系中一并规定,而不应在继承法中规定。再如,众所周知,提出《继承法》修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继承法》制定的时代相比较,私有财产数量、种类、范围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行《继承法》已不适应这一变化。最近的胚胎第一案还提出胚胎是否为遗产、可否继承问题。如果仅就继承法的适用而言,修订《继承法》需要对个人财产的变化作出回应。但从民法体系上考虑,有关财产的类别、范围等涉及的是权利客体,这应由民法总则规定。还有如死亡推定等问题。我国现行司法解释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3]这一规定采取死亡在先和同时死亡相结合的原则,虽有利于避免出现无人继承的现象,但不完全符合自然人死亡的自然法则,因此,学者也提出应予以修正,如改为:“死亡人辈份不同的,若晚辈未成年,则推定晚辈先死亡;若晚辈已成年,则推定长辈先死亡。”[4]从体系上看,死亡推定与自然人主体资格的终止相关,应与总则中关于自然人死亡宣告的规定相协调。

第一节西方遗嘱自由与限制的历史演进

根据民法的基本原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继承人自死亡时起,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主体资格消灭,以主体资格为依归的继承权亦随之消灭,继承法律地位当然不复存在。因此,不管被代位人是死亡还是丧失继承权,其代位人都不可能去代替一个实际上已不存在的法律地位进行继承。“固有权说”主张代位继承人系基于自己的固有权利而继承,可以有效克服代位权说的这一矛盾。

二是继承法的规定应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我国在已有基本民事法律的情况下,之所以提出编纂民法典,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克服现行单行民事法律重复、重叠、不统一、不衔接等体系性缺失问题。[5]因此,现在修订《继承法》,要从民法体系化上着眼,使民法各部分的制度相互衔接,不冲突。例如,遗产是继承权的客体,关于遗产的规定是修订继承法的一个重大问题。继承法中关于遗产的规定不能与总则中客体的规定以及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法等的相关规定相冲突。在修订《继承法》的讨论中,关于遗产的争论重点之一就是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房产是否可继承。对此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6]但如从《物权法》上规定的物权属性来考察这些权利,其作为遗产应不会有多少疑问。因为,物权法上的物权,除专为特定人设定的物权[7]外,在任何国家都为权利人的财产,可以继承。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为用益物权,如继承法上不承认其可为遗产,则与《物权法》的规定相冲突。至于农民的房产,如认为城镇居民可以继承,但不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且不说没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屋所有权是否能称得上房产,就是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却不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观点也与《物权法》上“地随房走”或“房随地走”的制度设计不一致。现行《继承法》第4条的规定显然与《物权法》的规定相冲突,应予删除。再如,《物权法》上关于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时间的规定与继承法上关于继承开始、遗赠效力的规定应相一致,而现行《继承法》并未规定受遗赠何时发生效力。受遗赠是否也是于继承开始时生效,就是修订《继承法》或《物权法》时应从民法体系上考虑的问题。另外,现行法上的遗赠扶养协议,应与《合同法》的规定相衔接。作为法定继承人的亲属应与婚姻法或家庭法中的亲属规定相衔接。并且,《继承法》上规定的继承开始的时间应与夫妻的共同财产制一并考虑。按现行法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继承的财产构成夫妻共同财产,而继承人从继承开始就当然取得遗产所有权。现实中,有的夫妻在离婚期间甚至在判决离婚而判决尚未生效期间,一方的亲属死亡而可继承取得大笔遗产,这笔遗产就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可予以分割。这非常不合理,也与被继承人的意思相悖。这类问题,只有从体系上考虑,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当然,这里所说从体系上考虑,是就民法典编纂而言的,并非就是说《继承法》修订时应以其他法的规定为基础,而是说在这些制度的设计上要从整个法典体系上考虑。

一、古罗马法中的遗嘱自由与限制

在采纳“固有权说”的情况下,代位继承人的代位继承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能力,既然是自己固有的权利能力,父母的继承权是否丧失与代位继承的发生也就毫无关系了。死亡父母因为违法和犯罪行为而丧失继承权的,其子女不用承担不能继承被继承人财产的不利后果,这显然更符合于现代民法自己责任的原则,也不违背我国法律保护子女合法权益的精神。我国继承法应当把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的情形作为代位继承发生的一种。

三是继承法中的各项规则之间的关系、安排应从体系上考虑,相互间不能冲突。如遗产债务的清偿与有限继承、遗赠等的关系不能冲突等。修法讨论中有人提出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继承顺序,这就与代位继承相冲突。

二、西方中世纪法律及近代法中的遗嘱自由与限制

(三)应适当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

第二节我国遗嘱自由与限制的历史演进

被继承人的子女为被代位人时,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为被代位人时,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与被代位人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应作为代位继承人。

一、我国古代法中的遗嘱自由与限制

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规定直系血亲、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晚辈直系血亲都可以代位继承,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建议将属于同一亲系的(外)孙子女、其他直系血亲和子女列为同一继承顺序,亲等近者优先。前亲等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后亲等代位继承。

二、我国近代法中的遗嘱自由与限制

(四)明确规定代位继承的法律效力,代位继承人的应继份额应学习美国采用按人均分说与按股均分说相结合。

本章小结

当被继承人的同一亲等血亲继承人,没有全部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采用按股均分说,对此世界各国规定一致。被继承人的同一亲等的血亲继承人全部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直系卑亲属应采用按人均分说。代位继承若采用“固有权说”是否就应采用继承人均分继承份额,而不是继承被代位继承人的应继份,这主要取决于该国采用的是亲系继承制还是亲等继承制,与“固有权说”不冲突。因此,我国可以在采用“固有权说”的基础上实行按人均分与按股均分相结合的制度。这样可以体现出亲等不同与亲等相同时继承份额的差别。在维护和保障直系血亲卑亲属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利益方面和维护被继承人合法权益方面,体现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公平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民的私有财产份额也在不断增加,完善代位继承制度对公民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当学习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制度,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和体系。

第二章遗嘱自由的理论基础

代位继承制度的含义

第一节遗嘱权的哲学根源

代位继承作为继承法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继承法体系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早在古罗马法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规定,罗马市民法规定,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受家父权免除的子之子,取得其父的应继份,这种直系血亲卑亲属代位继承的制度逐渐延伸,扩展到旁系血亲。

一、遗嘱权的财产基础

近代各国立法几乎都对该制度加以了沿用,但大多数对其作了一定的限制。多数国家把代位继承权限制在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血亲和亲属范围内,但也有少数国家,如法国,允许兄弟姐妹的直系血亲享有代位继承权。我国在制订继承法时,充分地借鉴了外国继承法中先进的理论,也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也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代位继承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不仅体现了法的继承性和某种意义上的合理借鉴,而且显示出积极地有效地赋予了代位继承制度与以往原有含义完全不同的一些崭新而实在的社会意义,亦即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和继承法上的养老育幼原则。

二、遗嘱权的人性假设

我国代位继承制度的法律规定

第二节遗嘱权的效力来源

我国《继承法》第11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由此可见我国的代位继承制度具备一些条件:

一、遗嘱权效力的既有学说

第一,被代位继承人只能是被继承人的子女,而不能是被继承人的其他亲属。被继承人的子女包括生子女、养子女和形成扶养关系的子女。

二、对既有学说的评价

第二,代位继承人只能是被代位人的晚辈直系亲属。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的限制,被代位人的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等,均可作为代位继承人。代位继承人包括被代位人的晚辈直系自然血亲和晚辈直系养亲,即被继承人子女的生子女或养子女可作为代位继承人。

第三节遗嘱自由的功能分析

第三,被代位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并且必须有继承权。代位继承人只能继承被代位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根据我国司法解释,我国的代位继承人不是基于自己固有的继承顺序直接取得继承权,而是基于代替被代位人的地位取得继承权。因此,被代位人必须有继承权,代位继承人才有位可代。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并且,代位继承人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代位继承人有2人以上的,则由数个代位继承人共同继承和分割被代位继承人应得的遗产份额。

一、弥补法定继承缺陷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了如何进行代位继承制度完善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人死后留有遗嘱,那么则需按照遗嘱继承其死后的财产等物,遗嘱是有法律效应的,这就是法定的继承人,如没有遗嘱,或者法定继承人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继承遗留财产时,则需要代位继承人继承财产,“代位继承”是一种继承制度,这是属于法定继承的一种特殊的情况。

二、减少遗产继承纠纷

延伸阅读:

三、激励人们努力工作

代位继承权的范围是怎样的,代位继承需要的条件有哪些?

四、促进家庭和睦幸福

代位继承的法律份额是多少,哪些人可以代位继承

五、促进公益事业发展

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那个优先?

本章小结

第三章遗嘱自由的限制

第一节遗嘱权限制的理论基础

一、自由的限度

二、有限理性人

三、遗嘱权限制的原则

第二节遗嘱权限制与继承权

一、继承权辨析

二、继承权的根源

第三节遗嘱权限制的家庭模式与立法本位

一、家庭模式

二、立法本位

本章小结

第四章遗嘱自由与限制的域外法考察

第一节大陆法系国家遗嘱自由与限制

一、法国法中的遗嘱自由与限制

二、德国法中的遗嘱自由与限制

第二节英美法系国家遗嘱自由与限制

一、英国法中的遗嘱自由与限制

二、美国法中的遗嘱自由与限制

第三节域外遗嘱自由与限制立法之比较评析

一、遗嘱限制模式

二、遗产权利人的范围

三、遗产权利人的条件

四、遗产保留数额

五、遗属权利的保障

本章小结

第五章我国遗嘱自由与限制的立法检讨及完善

第一节我国遗嘱自由与限制的立法现状及不足

一、立法现状

二、立法不足

第二节我国遗嘱自由与限制的立法完善

一、立法原则

二、立法模式

三、必留份权利人

四、必留份份额

五、生存配偶的特别保障

六、临时保护措施

七、必留份权利的保障

本章小结

责任编辑:汪文珊 助理编辑:王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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