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关系到破产法自身的生存,关系到破产法功能和价值能否真正发挥出来,因此该原则在破产立法的设计上得到体现。从债务人财产价值保值增值的原则出发能够更为清晰地理解现行破产法中看似特别的具体机制。

估值问题是破产实务界的国际难题,但我国立法和司法似乎忽视了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重整程序对估值的处理通常采用评估方式解决估值问题,评估的对象则是资产价值,即以资产负债标准确定企业价值。从偿债的角度来说,凡是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的财产,均应当属于资产的范畴。[2]问题是评估可以测算资产价值,但不一定可以测算企业整体价值。同时,企业破产法没有赋予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救济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十三条虽然规定异议人可以参照民事证据规则提出异议,[3]但显然不足以解决如此重大事项的争议。对此,建议本次修改破产法或者未来制定司法解释中对估值问题的处理方式及救济程序予以完善。

最大利益原则,是指重整计划必须保证每一个反对该计划的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都至少可以获得他在清算程序中本可获得的清偿,其目的在于保护对重整计划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的利益。我国《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3项对此做了规定:“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对于该原则,美国《破产法》第1129进行了规定:“依照重整计划,将接受或者保留该债权或权益在重整计划生效日当天的财产价值,但不得少于如果债务人在同一天按照清算程序进行清算时该债权人或股东能够获得的数额。”通过比较可见,我国破产法仅将该原则适用于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程序,而美国破产法则将该原则适用于强制批准和正常批准程序;我国破产法所规定的最大利益原则只针对普通债权人,而在美国破产法中包括股东及担保债权人在内的所有索取权人都可以得到最大利益原则的保护。此外,按照我国破产法的上述规定,只要单个债权人所在的表决组已经通过了重整计划,单个债权人就不得要求自己所获的清偿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被批准时所能得到的清算价值,这与设立最大利益原则的根本宗旨相违背,剥夺了少数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机会。由上可见,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深刻理解和认真探究隐藏在具体法律制度之后的价值和理念,尽管我国现行立法表面上确立了最大利益原则,但实际上远未实现该原则的初衷。

债务人财产横向张力

[10]澳门新葡萄京所有网站,山本和彦著,金春等译:《日本倒产处理法入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

[5]武卓:《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2018年7月25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破产法 法的适用 [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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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法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破产法中没有确立该原则,进而导致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缺乏内在精神,破产司法实践缺乏必要的依据和标准。本文认为该原则应在我国立法中确立,并且在破产程序中作为法院审理、管理人履职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优先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内容摘要 ]
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法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破产法中没有确立该原则,进而导致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缺乏内在精神,破产司法实践缺乏必要的依据和标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优先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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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计划一般通过减少债权数额、延长清偿期限或者变更清偿方式等,直接修改了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重整计划生效后,对债权人产生约束力,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尽管意思自治仍然是破产重整程序所坚持的理念,但强制批准作为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重要方式,是重整程序区别于其他企业拯救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将主要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对比借鉴国外的破产立法成果和经验,对我国立法上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原则性要求,对程序和条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破产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虽然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是破产法中的基本原则,但是也并非没有限制。破产法的实施不能超越合法性的框架,不能用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或者保护债权人利益无限的扩展破产法的适用。

据观察,中国的企业已经从传统的重资产企业向轻资产企业转化,在中国当今“现金为王”的阶段,资产和现金流相比,现金流对困境企业恢复经营能力更为重要。因此重整企业在估值过程中如果按资产负债标准估值,资不抵债企业的股权可能是负值,但按现金流标准估值,同样的企业股权有可能是有巨大价值。所以,重整程序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债权人、股东、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是各方在估值问题上的矛盾,其次才是清偿顺序的矛盾。如何在破产程序中公平公正地检验企业价值最终达成各方共同认可的“平衡价格”,既是债权人的权利,也是解决破产程序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

也就是法院把重整计划“强塞”给持反对意见的组。我国《企业破产法》第86条第2款规定了正常批准重整计划制度,第87条第2、3款规定了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制度。

例如,在甲房地产企业破产的案件中,债务人甲已经将A房屋出售给乙但是尚未办理更名过户手续,买房人乙实际交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房款,同时该房屋A上为债权人丙设定了抵押担保他项权利证明。商品房买卖发生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前一年以外,且破产程序启动时房屋A的价值已经大幅度升值。在此案例中,首先可以确定房屋A应当属于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在买房人尚未缴纳全部房款的情况下,应当适用《破产法》第18条确定为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那么管理人应当如何履职?是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将该房屋交付给甲,并要求甲按照原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房款?还是依据《破产法》第18条规定,并遵循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解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收回房屋给别除权人丙优先受偿?本文认为应当是前者。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进行表决。《破产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时,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11]本条规定基于我国破产法设置出资人表决组的设计将权益受到调整的股东也与债权人一并同等对待。遗憾的是司法解释并未考虑资不抵债情况下绝对优先原则在表决机制中的适用,股东在资不抵债情况下的表决规则仍未能予以明确。关于资不抵债股东的表决机制,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不少声音呼吁剥夺资不抵债企业股东的表决权。[12]笔者认为,是否保留股东权益和是否保留股东的表决权是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分别处理。

在美国破产法上,根据第1129条(b)(1)的规定,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前提条件是重整计划首先要符合正常批准的条件。只有符合这些条件后,法院才能按照强制批准要专门适用的规则,对持反对意见的组进行“强塞”(cram
down)。由于我国企业破产法对正常批准的条件语焉不详,所以在强制批准时也就没有首先要符合正常批准的条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强制批准条件只对持反对意见的表决组提供保护,而对持反对意见的个人不能提供必要的保护。例如,我国《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项规定:“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其中“或者”这一用语表明,只要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那么,即使重整计划所规定的清偿比例少于清算清偿比例,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也没有反对的理由。因此,我国立法应当在明确规定正常批准的条件的同时,应当把正常批准条件对债权人的保护也适用于强制批准的情况下对持反对意见的个人的保护。

齐明,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5]刘敏、池伟宏:《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实务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0期,第87-88页。

[4]李志强:“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批准制度的思考”,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3期。

建立健全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破产法内在和谐统一成为有机的整体,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中其他法律法规适用性的问题,有效解决现行破产法和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问题,为法院审理破产案件和破产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依据并确立评价标准。

相对于美国破产法对绝对优先原则的重视,日本在破产立法上一贯不采纳绝对优先原则的适用。在日本,更生计划的批准需要“重整计划的内容公正且衡平”,尽管就“公正且衡平”的理解存在一些争议,但一般认为“顺位靠前的权利人不能比顺位靠后的权利人承担更多的不利结果”[10],因此,无须完全消灭劣后顺位权利,这也就是现在渐为通说的“相对优先原则”。笔者认为,从域外法对绝对优先原则相对化的趋势来看,至少在超过清算价值的重整价值的分配规则上,围绕着公平、公正的涵义仍有充分解释的空间。

正当程序是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听审的权利。[6]正当程序的价值在于通过确保利害关系人有充分参加程序的机会,一方面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另一方面对司法权力进行约束,限制其可能的恣意。[7]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法律均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制度中,给利益受损的当事人提供了基本的程序保障。例如,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28条的规定,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必须举行听证会,听取各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法院不能不经听证而批准重整计划。德国《支付不能法》第245条也规定,在法院批准支付不能方案前,应当听取管理人和债务人的意见,在选任有债权人委员会的情形,并应听取债权人委员会的意见。[8]日本《公司更生法》第232条规定,在法院对重整计划做出裁定时,管理人、公司、债权人、股东、因更生而负担债务者或提供担保者,以及监督公司业务的行政官署、法务大臣及财政大臣,可以就更生计划的认可或不认可陈述意见。[9]

破产法的历史沿革经历了“债权必须实现”到“债权人保护兼顾债务人救济”的过程,我国破产法也规定了“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最终目的不是债务人保护,而是为了债权人整体利益保值增值原则。在我国现行破产法中规定了破产宣告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后债务人财产被称之为破产财产,破产财产是用来给债权人进行破产分配的财产。因此,保护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价值不是为了债务人自身,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达成这样的共识是意义深远的,一方面我国传统债法文化要求破产法专注保护的对象应当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另一方面我国破产法规定的债务人仅限于企业法人,只需要妥善解决职工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必再对其施加人文关怀。本文认为即便是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保护与债务人救济二者也不能本末倒置,甚至尤其是在企业破产程序这一诸多债权债务关系能面对的最后一道解决的司法程序中,更应当明确立法对债权人保护的态度。

既然绝对优先原则适用本身并不是绝对的,新价值理论的合理性和边界尚待界定,并且一些域外法在探索相对优先原则或折衷做法,我国也可以结合本国实践,探索或推行适合本国的制度。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平、公正的要求。笔者认为,保障清算价值即符合最佳利益原则的前提之下,当债务人具备超过清算价值的重整价值基础,只要保障先顺位权利人优先,对后顺位权利人保留一定权益,符合公平、公正标准。这种标准不仅适用于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同时应当作为强制批准要件之一。

一、 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原则性要求

尽管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贯穿破产案件的审理始终,但破产程序是司法程序,需要在合法性的框架下开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盲目、无限制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导致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当贬损。

原标题: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
作者按: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是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之一,在我国立法上尚属于不完善,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采取何种立场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

破产重整程序——作为一种债权人集体参与的程序——为了实现债权人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对个别债权人的权利行使进行约束,这在重整计划表决制度中就体现为采用多数决原则。例如,我国《企业破产法》第84条第2款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这就意味着多数债权人可以强迫少数债权人接受表决的结果。但是,从投票反对重整计划的行为本身我们可以推知,对重整计划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不利的对待。由于法院的批准是重整计划生效的条件,所以法院对重整计划的批准与法院对其做出不利的判决无异。从正当程序的角度出发,法院在批准重整计划前应当给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表达意见或异议的机会。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统领破产法规定、机制、制度,以及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缺位一方面导致现行破产法的立法和司法缺少灵魂,另一方面导致传统民商事法律原则在破产案件中的适用,结果导致破产法本身所追求的价值和功能无法体现。

对于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股东权益调整的内容和程序,我国立法对此态度是暧昧模糊的,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进行表决;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标准之一是,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但是重整计划草案是否必须调整出资人权益以及公平、公正的标准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排除或者限制股东行使表决权等等问题均留下立法空白。这一问题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用比较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在美国、德国等破产法体系中,绝对优先原则是企业破产法理的核心,是贯穿整个重整程序的基本理念。[1]但是,绝对优先原则是不是一个应当绝对遵守的原则呢?围绕这一主题需要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绝对优先原则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限制

[12]董璐老师也撰文认为,“当企业在重整评估状态下仍然资不抵债时,否决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具有正当性。”董璐:《资不抵债下股东在重整程序中的表决权排除》,载天同诉讼圈“破产池语”专栏,引自_-bgg,时间2019年9月11日。

[10]
[美]大卫G.爱泼斯坦等:《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在本案中,如果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可能会损害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但是该原则不能对抗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买房人乙在该破产案件中享有优先于建设施工人的优先权,当然也就优先于担保债权人。破产程序是充满利益冲突的法律程序,破产利害关系人通过运用优先权对抗他人权利以实现自身权益最大化。本案中在买房人依法享有优先权的情况下,管理人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司法解释的限制无权解除该合同,只能决定继续履行,并将房屋收回的尾款给予担保债权人丙优先受偿。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3条规定,处理破产财产前,可以确定有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破产财产进行评估,债权人会议、清算组对破产财产的评估结论、评估费用有异议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破产重整,是指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破产原因但又有再建希望的债务人,在法院主持下,通过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强制调整各方法律关系,进行债务人营业重组与债务清理,以挽救债务人、避免破产的再建型债务清理法律制度。[1]
重整计划是企业重整程序中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重整程序实际上就是围绕重整计划的制定、提出、表决、批准和执行展开的,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是其生效的必要程序和条件。

基于破产利害关系人权益实现、破产中的债务人自身商业信用需要补强以及破产法自身成本的需要,破产程序中产生了债务人财产横向扩张的需要,其直接作用对象即破产程序中所涉及的案外担保物和保证人的财产。

“破产池语”栏目由池伟宏律师主笔/主持,每周四与“建工衔评”栏目交替发布。我们致力于为“破产圈”学术界、实务界提供分享资讯、碰撞观点、广泛参与的学术平台,为关注“破产圈”的投资者、债权人、债务人提供一个了解破产法、理解破产法的实务平台。如您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点击文末留言。

[1]王欣新主编:《破产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破产法》第40条规定了破产抵销权的禁止。权利人之间互负债务在等额的范围内行使抵销权本无争议,同时也保证了抵销权作为形成权在破产程序中的行使。但是破产法根据债务人的债务人所持有债权的时间点确定了限制抵销权形式的制度,也就是说虽然债权在破产程序中仍然可以自由流转,但是后获得的债权不能够与先形成的债权进行抵销。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债权流转并允许行使抵销权的话,那么必然导致债务人财产的减损。破产案件中抵销权的行使一般使债务人财产遭受损失,因此破产法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管理人不得主动主张行使抵销权。

资不抵债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理论上直接涉及美国破产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所谓绝对优先原则,是指清偿先顺位的权利未获得全额清偿之前,后顺位的权利人不应得到清偿或者保留权利。作为强制批准要件时,是指除非重整计划表决中未通过的表决组获得完全清偿,顺位较其更低的组别不得基于申请前债权或股权获得或留存任何财产(2)(B)(ⅱ),(C)(ⅱ)条)。这就意味着无法保留资不抵债股东的权利。[8]但笔者也注意到,美国《破产法典》和实务界对绝对优先原则的适用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之下,重整计划认可保留资不抵债股东的权利。首先,从规定绝对优先原则的上述法条的结构来看,作为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要件,当先顺位的债权人组多数通过时,不适用绝对优先原则。其次,在《破产法典》颁行之后,实践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顺位更低的组别是否可以“基于”其对重整债务人的新价值出资获得或留存一定财产。[9]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为理清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国发挥着弥补债务人财产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缺位所导致的不足[]的重要作用。通过在立法上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司法上加以贯彻,能够在客观上强化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必要性,进而可能推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财产具备独立主体资格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

[11]企业破产法第82条规定,下列各类债权的债权人参加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依照下列债权分类,分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债务人所欠税款;普通债权。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决定在普通债权组中设小额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第83条规定,重整计划不得规定减免债务人欠缴的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该项费用的债权人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项要求,“所规定的清偿顺序不违反本法第113条的规定”。或许有人认为,这个规定就是我国破产法上的绝对优先规则。但是,《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的破产清算中的清偿顺序,是以债务人不能清偿全部债务为前提,没有涉及普通债权人和股东间的分配顺序问题。正是因为立法的这一疏漏,可能给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例如,一个企业的负债超过了企业的价值,而重整计划削减了债权人的债权数额,并同时保留了股东的权益,那么从字面上并不违反第87条第2款第项的规定。只要符合其他条件,法院可以强制批准这样的重整计划。然而,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将使重整程序变为逃债的合法手续。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贯彻破产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本原则,也是破产法的基石原则。然而现行破产法没有在总则中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甚至没有确立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致使破产立法缺少了灵魂,也使破产法的司法实践失去了方向,导致我国现行破产法不能体系化地为破产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同时,未确立该原则也导致破产法的理论研究缺乏必要的基础,难以系统化地开展。

[6]许德风:《公司融资语境下股与债的界分》,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96页。

没有确立绝对优先规则

现行破产法赋予了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进行管理、变价、处置和分配的重要权力。这些权力一方面能够保证管理人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破产案件中所涉及的事务工作,履行管理人的职能;但是另一方面也给管理人履职带来较高的责任风险。在此情况下,如果不给管理人行使权力确定标准和原则,那么极可能导致管理人的权力滥用,或者导致管理人过于保守并怠于履行职责。基于破产案件的复杂性,为管理人行使权力确定明确、具体的标准可能会束缚管理人的手脚难以保证其灵活机动的处理具体问题,因此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为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确定了行为标准和行为框架,一方面限制了管理人权力滥用,另一方面为管理人履职确定评价标准和依据。

[4]公司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关于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尽管我国现行立法借鉴了不少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在弥补原有制度不足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创新,但从其与国外立法的比较中,我们还是会发现一些疏漏与待完善之处。

破产程序是充满利益冲突的司法程序,破产利害关系人通过自身权利对抗其他利害关系人权利以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破产法中规定的债权人会议的职权,债权人会议在破产程序中享有较大职权,但是破产法并未将所有破产法权利都赋予债权人会议来决定,而是强调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主导地位。例如,破产法分别在第65条[]和第87条规定了法院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权对债权人会议表决不通过的方案行使强制裁定批准权。破产法规定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的更换和薪酬只有提出异议的权利,而没有决定权。由此可见,破产法一方面对债权人施加保护,另一方面也对债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

[1]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6、489页。

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法院强制批准制度的研究

其次,法院和管理人在对破产案件进行重大事项的决策中应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依据。破产程序是法院主导下的司法程序,法院权力的行使在破产程序的启动、路径选择等不同的节点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如果破产程序的启动及时,那么可能就会使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保护,实现保值增值,而如果破产审查立案阶段久拖不决,可能会将债务人企业拖垮,使债务人财产受损。再例如,我国破产法在规定了对于欺诈性转让行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同时,也规定了只有在欺诈性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一年之内方可被撤销。如果受理破产的裁定滞后则可能导致应当被撤销的交易行为难以被撤销,进而影响到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增值。除此之外,现行《破产法》第65条,《破产法》第87条规定了法院对于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事项可以直接下裁定予以通过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强裁的权力。该权力在破产程序中行使的正当性应当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判断标准。

[9]查尔斯.J.泰步著,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8-1289
页。

可行性原则

在破产重整中,同样需要遵循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与破产清算程序不同,破产重整程序一般会引入战略投资人参与挽救企业的程序,战略投资人投资索取的一般是重整后企业的控股地位或者可以确定的远期收益。我国破产法明确规定了制定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主体限定为破产管理人或者债务人,除此之外均不可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破产管理人引入投资人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所确定的分配率既涉及忠实义务的履行,也涉及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例如在实践中,破产管理人引入了战略投资人甲,经过协商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中确定的普通债权的分配率为25%,在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前,债权人乙提出该债务人企业本身具有较高建设资质,债务人企业的壳具有较高价值,自己愿意作为战略投资人出资,保证普通债权的分配率为45%,并愿意先缴纳保证金。破产管理人拒绝引入乙作为战略投资人,并强行将该重整计划草案拿到债权人会议表决,由于我国破产法规定的重整计划草案属于一次性表决,因此债权人面临要么通过要么清算的困境。本文认为,管理人的行为既是对破产规定忠实义务的违反,也是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违反。因为战略投资人投入的资金必然首先流经债务人财产资金池,因为其锁定甲拒绝乙而导致债务人财产价值减损,违反了该基本原则。

本文共计4,136字,建议阅读时间8分钟

[11]
[美]大卫G.爱泼斯坦等:《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其次,二者地位不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破产法的基石原则,是关系到破产法作为集中处理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制度能否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得以实现的关键。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由于我国破产法将债权人保护作为破产法所保护的目标,但是并非唯一目标,因此不排除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用作债务人保护或者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就体现为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优先性。

[8]查尔斯.J.泰步著,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8-1289
页。

[8]《德国支付不能法》,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再次,二者立法体现不同。该原则体现在破产法的立法设计中,如前所述,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破产法独特之处大多基于该原则产生。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破产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设定了破产法的次一级追求目标。以我国破产立法为例,除破产重整中规定了担保物权在破产重整期间暂停行使、债权人会议表决制度等之外,基本上没有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其他立法体现。

一、重整程序的主要矛盾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现实价值并不完全决定于其资产与负债的比例,更多的是取决于企业的营利能力和在市场中的综合资源占有情况。所以,一些资不抵债的企业、价值为负值的股权,在市场经济下仍然具有其市场价值,尤其是在重整程序中。如上市公司的股权由于其公司具有在资本市场融资的壳资源价值,所以即使是在资不抵债、股权价值为负值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具有一定的市场价格。一些资不抵债企业由于拥有专有技术、销售渠道、地理优势等市场资源,也同样具有市场价值。所以,不仅在债务人仅有发生破产原因可能时,即使是在其已经发生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对债务人及其出资人的正当权益也应当予以重视和保护,充分发挥他们在重整程序中的积极性。正是基于此,国外立法均对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时出资人权利的救济进行了规定:如德国《破产法》第253条规定,债务人和各债权人有权对认可或不予认可重整计划的裁定提出即时抗告。美国的破产法第1144条规定,在确认命令颁布后的180天内应利益当事方的请求,经过通告和听证程序后,只有在该项命令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时,法庭可以撤销该项命令。然而,在我国的重整计划强制批准制度中,却并未规定对出资人权利的救济途径。笔者认为,由于重整计划草案经法院强制批准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为了确保对重整计划持异议的出资人的利益,应当为维护其权益提供救济的途径,如赋予其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但复议期间不停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如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强制批准的裁定违反法定条件,应当裁定撤销该裁定,并由受理法院重新做出强制批准的裁定。

首先,二者针对的对象不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针对的是债务人财产资金池的收集、管理和处分;而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则针对其他破产利害关系人和债权人个体。当债权人整体利益与其他破产利害关系人或者与个体债权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债权人整体利益。

[2]同上,第107页。

对出资人权益的保护不足

美国破产法虽然没有直接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但由于美国债务人财产制度建立在信托法的基础之上,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作为法定受托人,依据信托法对债务人财产当然负有使其保值增值的义务。我国有学者提出,美国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可以提炼为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有效率地处理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以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相比之下,我国尽管理论界期待通过信托法关系理顺法院、债务人、债权人、管理人和债务人财产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财团法人制度的缺失和现行破产立法的规定导致债务人财产相关的法律关系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变现,进而影响到破产案件的效果。因此,尽快建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对我国破产法顺利实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标题: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

重整计划 强制批准 原则要求 程序权利 利益保护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直接关系到破产法的自身生存问题,是破产法生命力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破产程序不是唯一处理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程序,如果破产程序的启动不能给申请人带来比其他债务解决程序更优的效果,那么就不能够吸引其启动破产程序,破产法也就行将破产。显而易见,破产程序之所以能够提供给债权人利益保值增值的制度保障就是要尽可能地把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收集在资金池中,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妥善保管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并进行分配。否则,破产程序将被债权人和债务人所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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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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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资人权益调整和股东表决权

最大利益原则名存实亡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约束破产法立法者、司法者、管理人以及债权人会议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首先破产立法应当在法条、机制和制度设计上防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贬损,并尽可能地提升债务人财产的实际价值。在立法政策上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客观中立的评价过度负债和债务不能履行现象,摒弃有罪破产主义和破产惩戒主义的思想,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主线统一破产法法条、机制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分工协作。现行破产法的内部机制以及制度设计上的内在思想并未统一,追求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实用主义与对债务人进行追责的破产惩戒主义之间存在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破产程序的启动和应有功能的发挥。

注释:

法院批准是重整计划生效的必要条件,它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尤其在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制度中,首先要遵循基本的若干原则,还应当为认为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提供异议的机会,保障其程序权利,同时应当设立完善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法律标准,作为法院在强制批准重整计划时必须遵循的条件,防止法院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的滥用和误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的重整计划强制批准制度存在许多不足,不能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要求,通过借鉴国外破产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以期对完善我国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内涵

从立法论角度,笔者倾向于改变现行立法模式,即修改立法现有模式,规定在债务人资不抵债情形下,程序上不设立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保留股东权益。因为,笔者前面所主张对资不抵债股东保留一定权益的情形,是基于对重整价值的新价值理论的灵活性理解或有利于维持企业价值和先顺位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不影响确立清算价值下否定资不抵债股东表决权的原则。在现有立法模式下,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可以参照证券监管规则中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做法,在出资人组中分设小额出资人组,或者采取出资人组通过和中小投资者通过这一双通过模式等,防止大股东滥用表决权,灵活地处理股东表决权问题。

没有对持反对意见的个人提供保护

四、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司法适用

结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和重整程序的实践,笔者认为至少两点上,应当承认可以对资不抵债股东保留一定权利:一是保留原有股东的一定权益,可以维持企业运营价值,包括维持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的情形。此时,即使不考虑壳价值,维持企业经营稳定在维持企业价值和先顺位债权人利益最大化都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很多具有经营价值的重整企业,其控股股东和管理层对企业重整的早期启动和重整成功中发挥的潜在作用是无法否定的。这就如同,为什么需要DIP制度来鼓励债务人继续经营重整企业,这是重整程序的内在驱动力。既然因重整的早期启动和有效推动维护了营业价值并减少先顺位债权人的损失,是否也可以将相应的利益分配给股东。

公平对待原则是指如果一组债权人或出资人反对一项重整计划,该项重整计划就要保证这些持反对意见的组获得公平对待,即根据破产法处于同一优先顺序的债权人必须获得按比例的清偿。破产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避免了强制执行程序所可能造成的债权人受偿上的不公平。债权人平等受偿,是破产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使破产程序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债务清理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平等对待同一表决组成员原则要求,处于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应该得到平等的、按比例的清偿。得到平等对待是债权人的重要权利,也当然地成为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条件之一。该原则不妨碍具有更高清偿顺位的债权人的优先受偿,也不妨碍债权人自愿接受更低比例的清偿。我国《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4项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第5项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就是对公平对待原则的落实。

在破产法的实践中必然涉及破产法和非破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破产法的原则和规则都要在不违背破产法或者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前提下适用。“除非基于特殊的政策考量,原则上不应对非破产法规范进行变动;除非法律作了特殊规定,原则上应遵守实体法的有关规范。”也就是说除非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已经体现为破产法的规定,否则破产法原则不具有超越其他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的效力。

[7]齐明:《我国上市公司重整中出资人权益强制调整的误区与出路》,载《法学》2017年第7期。

法院对重整计划草案的批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称为法院正常批准,是指经过关系人会议的分组表决,重整计划获得各表决组的通过,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而批准该重整计划。第二种情况是指当一项重整计划被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后,未被各表决组一致通过时,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由法院强制性地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而使重整计划生效。美国学者形象地把这种批准称为“强塞”(cram
down),即“重整计划是被硬塞进反对者喉咙的”。 [2]

六、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张力与限制

作者按: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是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之一,在我国立法上尚属于不完善,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采取何种立场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用比较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本文基于重整制度深处的商业逻辑出发,强调“绝对优先原则”的相对化。本人曾在2019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首次主办的第三届长白破产法论坛就此问题作主题发言,本文在发言稿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

[7]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上看,债务人财产与破产程序之间的关系不是破产程序产生债务人财产的概念,而是破产程序以追踪债务人财产的线索开展。因此,破产法在沿着债务人财产产生和延续的时间轴上产生了先前的追溯力和向后的延展效力。这种时间上的追溯力和延展力破坏了破产法与公司法原本清晰明确的法律适用上的界限,使破产案件中的公司法适用问题和公司法中的破产法适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国家发改委、最高法院等十三部委发布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明确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权利界限,合理发挥债务人在重整程序中的作用”,本条意见规范的对象是管理人,实际上落脚点在债务人,意在通过界定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和职责边界,鼓励债务人在维持重整企业运营价值和重整价值方面发挥作用,防止管理人、债权人过度干预重整企业的营业事务,激活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潜在价值。《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赋予重整程序中的新融资优先受偿的权利,为重整投资人积极投资重整企业,为重整企业提供新融资建立保障机制。上述规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债务人、投资人在重整程序中的权利。重整前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在重整程序启动后就变成股东、债权人和投资人之间的三角关系,重整程序的利益冲突和平衡基本上围绕着新旧股东、股东和债权人、投资人和债权人这样的三角关系展开。此处有一个重大问题可能容易被法律界所忽略,那就是重整企业的估值问题,因为估值问题直接关系到股东权益是否应当保留和债权人清偿率的测算,这就是美国破产法中所谓的“平衡价格”。

可行性原则是指法院在行使强制批准权的过程中,必须对其在将来有无实现的可能性做出一定的判断,只有那些具有可行性的重整计划,才能得到法院的批准。重整计划如果获得批准,将会对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做出重新调整和划分,因此其是否在将来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并实现其预定的效果就显得意义重大,如果法院批准一项没有可行性的计划,不仅在执行的过程中会浪费大量的人力、时间和金钱,而且很有可能会产生不小的负效应,将原本就比较复杂的破产法律关系推向更加难以控制的境地,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使所有当事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我国《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6项对可行性原则也做了规定:“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尽管可行性原则非常重要,但是从国外破产重整的司法实践来说,与之相关的案例也不多见,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真正的可行性问题己经在债权人、管理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法院外谈判过程中解决掉,大多数情况下,在提出重整之前都已经对可行性的问题做出了判断,而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债务人一般不会做出其在将来无法实现的承诺,它们往往更倾向于提出一个更容易实现的重整计划,这使得有关可行性的问题大大减少。即使这样,可行性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在强制批准权的行使过程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为重整制度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保障。[5]

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内涵和价值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公平公正的标准

[9]《日本商法典》,王书江、殷建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4.我国现行破产法在立法上删除了关于单一清算组的规定,而是设计了破产管理人制度,与原有的清算组形式相比,破产管理人显然从称谓上就显现出强调“管理”而非“清算”的职能。破产法规定了破产管理人负有“忠实、勤勉”义务,那么忠实和勤勉义务指向哪个具体对象呢?这是个问题。通过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适用,该问题能够得以解答。也就是管理人依法执行职务应当对债务人财产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即一方面不应造成债务人财产价值的不正当贬损,另一方面应当尽最大所能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标准之一是“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标准的解释也直接影响着正常批准应当适用的标准。问题是企业破产法没有规定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平、公正的标准。一般认为,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债权人利益应当优先于股东利益得到保护,重整计划仅对债权进行调整而不对出资人权益进行削减显然有失公平。[4]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曾提出“重整计划草案可以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但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包括对出资人权益削减等调整的内容。”[5]有学者指出,“从目前各国的规定上,在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股东对公司不再存在资产权益,原则上在重整后不能继续保留公司的股份”,“出资人的权益在破产开始后自动归零,若出资人无力在破产程序中提供新资金或其他资源,或有债权人愿意与其交易,则无权再对公司主张股权。”[6]另有学者质疑重整语境下“资不抵债”作为判断股东权益为负的立场,强调“资不抵债”不仅仅是账面价值,还应考虑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能力等因素。[7]

[6]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破产法》第18条和第53条确定的破产程序中带履行合同的处置规则。《破产法》第18条规定在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有单方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权利,而第53条则明确规定了把合同相对方由于管理人单方解除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列入普通债权。从破产法的立法上看,明显表现出一种立法政策上对债务人的倾斜,其立法政策考量只能够通过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得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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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法院强制批准制度的疏漏及完善

最后,司法适用中的地位不同。债务人财产作为破产程序中的核心问题,债务人财产保值和增值是保证破产程序启动和正常开展的基础。因此,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可以作为破产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基本原则加以适用。相比之下,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不能在司法实践中扩大适用。

原创: 范昌龙等 破产重整那些事 2019.07.06

所谓债务人财产的保值与增值就是指在破产立法过程中通过破产内部机制和整体制度的设计与完善,法院裁决、管理人履行职务和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在破产程序启动过程中、进行过程中以及在破产程序最终变现分配过程中防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贬损,并尽可能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以更好地保护破产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破产法的目的。

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直接影响到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反对重整计划的债权人大有人在,可能造成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法院在批准计划前,通知所有利害关系人,特别是对重整计划持反对意见的人,通过举行听证会或开庭审理的方式,给各方对重整计划所涉的权益调整和商业判断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且在必要时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发表意见,弥补法院商业判断知识和经验的不足,这是一种体现程序公正的制度安排。由于在重整计划批准后,我国企业破产法没有给当事人提供上诉或者复议的救济途径,因此,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前给相关债权人以程序上的保障尤显必要。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确立有利于破产法的理论研究和破产法司法实践之间的有机结合,并且为下一步完善我国破产立法实施有利探索。应该说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很好地解决法院、债务人财产、债务人、管理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财团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直接规定,结果导致英美破产法中解决破产管理人法律定位和确定相应法律关系的信托理论难以在我国适用。由于目前我国管理人的法律定位和相关法律关系难以确定,管理人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无法理顺,甚至破产法确立的管理人管理债务人财产机制难以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相融合。

最低限度接受原则是指至少有一个或几个权益受到损害的表决组已经接受了重整计划,法院才可以批准重整计划。如果没有任何一个表决组接受该重整计划,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就带有专制色彩。这个条件的设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对债权人意思的尊重和权利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于法院滥用重整计划批准权的一种制约。对于至少有多少表决组已经通过了重整计划法院才可以给予批准,各国的规定有所不同。美国破产法第1129条(a)
(10)要求至少有一个受损害的表决权组接受了重整计划,德国《支付不能法》第245条要求有过半数的表决组通过重整计划。我国《企业破产法》第87条规定的强制批准,适用于“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情形,也就是说至少要有一个表决组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我国现行破产法的宗旨确立为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必须在破产程序中得以体现,但是破产程序是法院主导下的司法程序,现行破产法并非以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单一制度价值。“从目标上看,破产法的立法者与司法者从来就不拥有一元与多元之间的选择。”因此,在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和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之间存在着联系和区别。通过对二者之间联系和区别的理解,一方面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破产法理论和立法规范,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解决破产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公平对待原则

为防止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一定时期内债务人任意处分财产的行为导致债务人财产不当贬损,各国破产法都对欺诈性转让行为作出了可撤销的规定,进而把破产法的适用时间向前追溯到了破产程序正式启动前的一定时期[]之内。也就是说虽然对可撤销行为的审查和提出撤销申请是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后进行的,但是审查的内容却是在破产程序真正启动之前。由此可见,破产法施加给债务人企业审慎处置自身财产的义务,否则其财产处置行为可能在破产程序中被撤销。

[3]王欣新、徐阳光:“破产重整立法若干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1期。

从我国现行破产立法条文和机制设计来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立法上随处可见。很大程度上破产法法条、规则和机制的特殊之处,甚至看似不合理之处都源于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贯彻,也只有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视角能够解释这些破产法法条、规则和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现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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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绝对优先原则是指如果任何一组债权人或出资人反对一项重整计划,该重整计划就必须保证,只有这个组的成员获得充分清偿后,在优先顺序上低于这个组的其他组才可以开始获得清偿。该原则的宗旨就是,破产法对清算程序规定的优先顺序,在重整程序中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组必须同样地适用。[3]该原则只在强制批准时适用,在普通债权人通过了重整计划时是不适用的。最常用的规避该规则的方法是通过与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组进行谈判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因此,该规则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督促债务人积极与债权人进行协商谈判。它为债权人进行谈判提供了一个基准,对债务人的行为构成强有力的规制,是重整程序中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关键措施。[4]这在我国《破产法》中第87条第2款第1、2、5项中有所体现。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能够解决诸多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并为其提供法律依据。“当公有财产未分配之前团体的成员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时,为了财产价值的维持和最大化,就需通过一定的程序界定各自的权利份额。”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确立财团法人的民事主体类型,但是不妨碍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确立。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能够切实解决如下系列问题:

强制批准是对债权人自治的一种限制或否定,法院更深地介入到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调整,其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比正常批准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也就需要设定更为严格的条件为债权人提供更为充分的保护,避免司法权力的滥用或误用。因此,法院在将要强制批准重整计划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二者之间的联系较为明显。尽管破产程序是充满着不同破产利害关系人以及充斥着利益冲突的法律程序,但是在全部破产利害关系人中债权人是最为重要的保护群体。一方面,破产程序启动、推进以及最终的财产分配围绕着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开展。一般而言,破产分配是债务人财产的最终归宿,债务人财产能否保值增值直接决定了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能够获得分配的份额,也直观体现出特定破产案件对债权人保护的程度。另一方面,破产法围绕着最大化保证债权人的权利实现设计破产法制度和相关机制。随着破产原因的产生,债权人的权益将要遭受损失成为必然发生的事情,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债权人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考验破产法功能的重要标准。在此情况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必然对此有所体现。

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重整计划批准的程序包括:重整计划制定人提出申请、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时限、以及批准后的公告等内容。而对法院应当以何种方式审查重整计划则没有提及,使法院对重整计划的批准处于一种不透明的状态。事实上,在我国新企业破产法的制定过程中,对法院审查重整计划的方式是有过考虑的。2000年6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与重整法草案》第10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本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做出裁定前应当开庭审理,听取管理人、监督人、当事人及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种程序保障要求在最终通过的新破产法中没有得到体现,这就导致了对债权人程序利益的忽视。

三、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立法体现

最低限度接受原则

债务人财产问题是破产中的核心问题。破产程序能够吸引广大破产利害关系人启动并且参与到破产程序中是因为能够保证其破产权利的实现。破产权利实现的基本方式是破产分配,如果没有债务人财产那么这一切都无法进行。破产法的立法者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关键环节,因此在我国的现行破产法中确定破产程序的启动和正常进行的前提是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在一定的范围内。

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法院强制批准制度的研究

该原则在破产程序的启动问题上为决策行为提供判断标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渗透到对破产申请的实质审查环节,凭借是否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标准决定破产程序启动的时间、破产程序进行选择的路径、破产程序启动后债务人企业停业或者继续经营等因素。

美国破产法第1129条(b)(2)规定了针对无担保债权类别进行强制批准的条件,美国学者将此规定称为绝对优先规则。绝对优先规则的适用,是要求“如果一个次级类别可以得到一定的清偿,那么方案就必须向持反对意见的类别提供全额的清偿”。[10]它主要适用于无担保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它确立了普通债权人和股东间在重整计划中分配利益的顺序,即重整计划应保证,在普通债权人得到完全清偿前,股东不能得到任何清偿。绝对优先规则是破产法所规定的清算程序清偿顺序在重整程序中的体现,同时也是公司制度的基本要求。股东是企业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股东不能在债权人之前从公司得到利益。绝对优先规则只是在强制批准时适用,在普通债权人通过了重整计划时是不适用的。最常用的规避该规则的方法是通过与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组进行谈判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因此,该规则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督促债务人积极与债权人进行协商谈判。[11]它为债权人进行谈判提供了一个基准,对债务人的行为构成强有力的规制,是重整程序中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关键措施,我国立法应当确立这一规则。

其次,债务人财产价值应当低于总负债,不仅在决定是否启动破产程序、做出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的时间点需要考虑债务人是否满足破产界限的问题,而且在整个破产程序进行的过程中债务人财产的价值都应当低于总负债。如果债务人财产的价值高于负债,那么启动破产程序对债务进行清偿和对财产进行分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容易引起破产欺诈等不公平事件发生。

[2][美]大卫G.爱泼斯坦:《破产及相关法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首先,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应当高于破产费用,也就是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应当高于进行破产程序进行所需要的成本。如果债务人财产低于破产费用,那么意味着破产程序启动的成本都无法满足,这种情况下兴师动众地启动破产程序一方面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浪费了债权人和其他破产利害关系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不具有正当性。

二、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程序性要求

1.自动冻结制度。自动冻结制度是美国破产法中的一项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启动时自动施加给债务人财产的破产保护。我国破产法吸收借鉴了一部分内容,例如破产程序启动产生解除已经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的法律效力,中止已经开始的执行程序和诉讼程序等,但是并没有引入反破产歧视等制度。

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法院强制批准制度的研究原创: 范昌龙等 破产重整那些事
2019.07.06 …

我国现行破产法对案外抵押财产和保证人采取了不予豁免的严厉的立法政策。破产法分别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和破产清算中对保证人责任分别进行了规定。确定了即便是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调整,也不减轻保证人责任。而在破产清算程序之后,保证人仍需就未获清偿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显然破产法突破了担保法的规则和原则,将更多的财产归入了供破产利害关系人进行分配的资金池中。

本文作者:范昌龙,男,扬州大学法学硕士,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具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破产管理人资格,临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会员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指破产立法和实施中需要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以尽可能增加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和价值的方式设计破产立法,并在合法性框架下以此为原则实施破产法。一方面破产法自身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破产程序来更好地保证各方面权利实现,另一方面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体现在破产立法的方方面面,解释了破产立法的主要的特殊性。

这是指一项重整计划必须保证,每一个反对这项计划的债权人或出资人,在重整程序中至少可以获得他在清算程序中本可获得的清偿。该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护对重整计划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的既得利益。新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3项规定:“普通债权依照重整计划草案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普通债权在重整计划草案在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

管理人履行职责应当贯彻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破产管理人应以此作为标准贯彻忠诚和勤勉义务,并将该原则作为履行职务,做出重大破产决策、利益得失的标准。“债务人财产的增值对于债权人来说,远比债务人企业的最终命运重要得多。”例如破产法规定管理人有权在法院的批准下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这是一项重大的决定。如何决定在破产程序中停止或者继续债务人企业的经营需要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需要为判断标准。如果经营中的企业每天都在亏损,那么继续其经营就变得毫无意义,每经营一天都是对债务人财产价值的贬损。例如《破产法》第18条规定了破产管理人有权利决定继续履行或者主张解除待履行合同,但是没有规定管理人继续履行或者作出解除合同决定的标准。管理人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判断标准作出继续履行或者解除合同的决定;再例如《破产法》第31条规定了在破产程序启动前1年之内,债务人企业以“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的财产处分行为,管理人有权主张撤销。在实践中“明显不合理”显然包括低买高卖和高买低卖两种情况,因此从字面上理解《破产法》第31条这两种情况下管理人都有权主张撤销,但是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来看破产撤销权是单向的针对高买低卖损害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因此管理人一方面不能够利用司法资源或者动用自己的权力撤销低买高卖的交易,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既违反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也违反了管理人的忠实勤勉义务。

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

一、引言

与二者之间的联系相比,二者之间的区别更值得我们关注。如果对二者不加区分,那么将混淆破产法实施的多元化功能,降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作为破产法基石原则的地位,并且将动摇破产法依法实施的基础,使破产法的实施陷入任意创新的怪圈。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基于破产法自身的需要而产生,是最大限度保证债权人权益、其他破产利害关系人权益实现以及破产法功能实现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呈现出破产程序启动和终结时间轴前后以及破产程序中横向的张力,表现为破产程序不同于其他民商事部门法的溯及力。

来源:《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 北大法律信息网

债务人财产时间轴上的张力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价值

五、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关系

从我国现行破产法对别除权人的规定来看,别除权人不等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而是用债务人财产来担保的债权人。可见,破产法对案内抵押财产和案外抵押财产进行了区别对待。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理解破产法特殊性的切入点,也是约束破产法张力的基本框架。破产法产生于其他民商事部门法之后,一方面在物权法、公司法、合同法等非破产法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基于其自身追求的独特制度价值和目标,突破了非破产法体系。基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破产法条文中设计出一系列类似于带履行合同规则、撤销权、禁止抵销条款等相关的机制,这些规则突破了非破产法所设定的体系,使破产法的外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缺乏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理解和对破产法的深入研究,那么可能会将破产法视为不可理喻的洪水猛兽,致使破产法被污名化。各方破产利害关系人也可能会过分强调破产法的特殊性,以破产法特殊为由,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而曲解破产法。在此情况下,应该看到破产法的特殊性规定基本上都是源自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同时也只有符合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特殊规则才具有合理性。

为了防止债务人财产在破产程序中被遗漏,我国破产法规定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发现的可供债权人进行分配的财产仍然有权对其进行追回,给权利人追加分配,因此破产法的效力被延展到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的时间。

责任编辑:李萌 助理编辑:贺舒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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