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5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法 法人性
公司法的特征 [ 导语 ]
在我国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商法向民法靠拢成为一种极具路径依赖的惯性选择。《民法总则》包含了大量公司法条款,《公司法》如何修订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诸多观点主张删除公司法中与《民法总则》重复的条款,将该部分交由民法调整。南京大学法学院范健教授在《公司法改革中的泛民法化风险——兼谈颁布后的修订》一文中,批判了“公司法减负”或“民法适用优先”的泛民法化改革思路。他指出此种改革方式看似节约成本,实则可能需要更大的社会成本,并会面临不同法律部门理念冲突、规范重心失调、应有体系瓦解以及伦理基础动摇等一系列问题。
一、公司制度的风险性与民法的人本性

2019年10月2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民法总则 民商合一
民商分立 [ 导语 ]
《民法总则》在世界范围内最新一次尝试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这一中国模式并无比较法上的成例,中国民法典能否以及如何纠正《民法通则》“名为民商合一、实为民商不分”的突出问题,并由此生成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民商合一体例,值得期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李建伟教授在《〈民法总则〉民商合一中国模式之检讨》一文中,以《民法总则》提供的商法规范为支点检视民商合一立法的成败得失并总结经验教训,为后续民法典总则编修订提供具体意见,也为合同法编等分则编的商法规范设置提供方向性指引。
一、《民法总则》民商合一的主要制度规范的分析及显性缺陷

我国是一个法治社会,任何人都需要去遵纪守法,同时法律也会给每一个人赋予应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不仅个人每一个企业单位、组织等都也要遵守法律规定,也就是其法律代表法人要遵守一切法律规定,那民法总则规定法人分类是什么?下面小编就详细介绍相关内容。

公司法的改革只有“不忘初心”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公司制度的本质是对风险予以合理安排,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投资人、经营者以及债权人进行风险上的分配。

商法渊源体系

一、营利法人

公司制度的风险性

《民法总则》完成了被视为民商合一的标志性立法任务,确立了解决商法的渊源体系及适用位阶,即商事特别法—民法—习惯,明确商法规范作为特别法优先于民法而适用。但是商法学界认为商法规范与民法规范之间还有商事习惯的适用,相应立法论上的渊源适用应该是“商法—商事习惯—民法”。所谓“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的公式忽略了商业习惯法的缓冲作用,根本上否定了商业习惯法在商法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商事习惯优先于民法规定的位阶安排,更有利于商法独立性的实现,此外,这是对商事主体意思自治即商事自治原则的严格贯彻与最大尊重,也是“形式上民商合一、实质上民商分立”民商合一体例的必然要求。

第七十六条
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利法人。 

创设公司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商业领域风险的分摊与防范。公司制度的另一特点,是对风险利益的肯定及对追求风险利益特殊手段的认同。公司股权制度所奉行的以容忍对赌为本质特征的商业道德,并不具有社会的可普及性,因为可能会导致全民道德标准混乱甚至整体性社会风险。

商事主体制度

营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
【条文释义】 本条规定的是法人分类中的营利法人。
法人是指自然人以外由法律创设得为权利义务主体之组织(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其中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其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利法人。
传统民法将法人依其目的的不同,分为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所谓营利,是指积极的营利并将其所的利益分配给其成员。

民法:以人为本的社会规范体系

《民法总则》关于民商合一的着力点落在了民商事主体的合一,由第二章“自然人”之第四节“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第三章“法人”、第四章“非法人组织”,包括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等组成的民事主体制度包含了规模性的商事主体制度规范,从形式上完成了民商事主体合一的制度构建,同时营利法人之定义厘清了营利法人的内涵和外延,解决了商事立法长期未能解决的核心范畴问题。

其一,此处营利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而非以营利为结果。例如,股东设立公司,连续亏损,但仍然是以营利为目的。

民法始终以“人”作为其核心调整对象,追求人的平安和社会的平稳。民法的人本主义色彩还浓重地反映在与“民”的联系上。特定范畴下“人”的权利、财产、婚姻以及家庭构成了民法的核心内容。

但是《民法总则》对于单行特别商事法的援引未加节制,尤其第三章“法人”对《公司法》的直接援引已经到了抄袭的程度。一般法规范与特别法规范的大量重复,减损了法典化的价值功用,伤害了民法典的基本法地位,同时还动摇了商事单行法早已形成的内在体系,虚化了其特别法规范的应有地位。究其原因,不仅与立法指导思想上以民法规范之名行过度追求民商合一有关,同时暴露出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不成熟。

其二,此处所说的“营利”,不是指法人本身营利,而是指法人为其成员营利,仅法人本身营利,如果不将所获得利益分配给成员,而是作为自身积累,则不属于营利法人。
所谓以营利为目的,是以投资人是否以取得经济上的回报为判断标准的(史尚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例如基金会等财团,虽有投资保值增值之盈利,但没有股东出资人,也不可能分配利润,当然属于非营利法人。
区分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意义在于其设立所依据的法律、程序及国家对法人所进行的规制不同。两者的

公司的风险性与民法的人本主义相冲突

商事登记制度

主要区别在于:

公司法背后所代表的物文主义,与民法人本主义相对立。作为一种极具风险性的营利组织,公司的存续与民法所要追求的社会稳定相冲突。此外,两者逻辑存在差异:公司制度往往从“经济人”的逻辑出发,其本身并不附加道德色彩;而民法更加强调的是公平原则。

商事主体有别于民事主体的标志性特征在于,需经过商事登记才能取得商事主体资格以及营业资格。《民法总则》奉行民商事主体合一,涉及商事登记的有10余个条文,确立了商事登记的主体范围并规定了商事主体的登记事项,较好地恪守了应有的立法边界,既架构起商事登记的基本制度规范,又为后来的商事登记专门立法留足空间,可谓为民商合一的典范。

 第一,设立的依据不同。营利法人通常要依据特别法而设立,如根据《公司法》而成立公司,而非营利法人大多要依据民法的规则设立。 

二、泛民法化:公司法改革中的可能倾向

对《民法总则》关于商事登记的规定的质疑是其过于原则,规范的不周延性突出,造成规范冲突,这是商事制度规范的立法碎片化现象在商事登记领域的体现。比如,登记公信效力针对不同商主体作区别对待,仅规定了法人登记的公信效力,但对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其他商主体的登记规范,却没有明确此登记的公信效力。这究竟是《民法总则》意在针对不同商主体的登记公示的公信力设置不同的规范,还是有所疏忽,立法者对此也没有回应。

第二,设立的原则不同。对于营利法人的设立一般采取准则主义,而非营利法人一般采取许可主义。 

虽然民法与公司法在价值、功能、作用、原则与目的等诸多方面寻在差异和冲突,但过去的改革却忽视了二者的界限。《民法总则》出台后,公司法改革向民法靠拢的趋势更加明显。

商事权利的宣示

第三,设立的目的不同。区分这两类法人的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实现社员本身的利益或者说是否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葡]平托:《民法总论》,澳门大学法学院、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1999年版,第155页)。
第四,法人的能力不同。营利法人可以广泛从事各种营利活动,而非营利法人只能从事非营利活动。
第五,组织形态不同。营利法人原则上只能采取社团的形式,但也有特殊的一人公司存在,而非营利法人可以采取社团,也可以采取财团的形式(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民法总则》出台后《公司法》的空洞化及其对应

第五章“民事权利”之第125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寥寥十几字的“圈地式”规定,宣示股权等商事权利归属于民事权利体系,由此被视为在民事权利领域实现了民商合一。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民法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与公益法人,但这种分类有不严谨之处,对于营利法人与公益法人的分类,中间尚存灰色地带,有的法人类型并非非黑即白,所以有的学者主张在二者之间还应有一类中间法人,即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以公益为目的的法人,如同学会、同乡会等(洪逊欣:《中国民法总则》,我国台湾地区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31页)。 

《民法总则》大量“复制”《公司法》条款的做法,使得公司法出现了大量与民法重复的条款,这些条款很可能成为“僵尸条款”。尤其造成制度设计上的巨大漏洞:其一,非营利性法人等组织的制度设计在民法总则中仍是空白,出现了民法总则挂一漏万、制度规则方式不一致、不协调的尴尬格局。其二,公司和营利法人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其三,民法总则对公司法人规则的复制不具有完整性或严密性。

民法典实现民商合一,不仅是要确立民事财产权利、商事财产权利在同一层次上的定位,明确权利体系的归属,更重要的是要确立商事财产权的一般性规则。依托上述18个字能否完成“规定商事财产权利的一般性规定”的立法任务、从而“有助于实现财产权利的民商合一”,实值怀疑。

为解决出现既不属于营利法人,也不宜于归入公益法人的中间法人的问题,有的学者建议采用以德国和瑞士为代表的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划分方式。这样就可以将中间法人归入非营利法人之中。我国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采纳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划分,避免出现中间法人的概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从理论上讲,最理想的方案是改革《民法总则》,不过考虑到《民法总则》刚颁行不久,改革《公司法》将成为协调冲突的唯一选择。公司法的改革方案有两种:一是民法优先,直接删除《公司法》重复内容;二是维持《公司法》独立性,即便是重复的内容也应进行取舍,尽量在公司法的体系内解决争议。

引入商事组织法上的决议制度

我国《民法总则》立法采取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二分法,没有采取公益法人的概念。
营利法人包括公司制营利法人与非公司制营利法人。公司制营利法人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包括两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制营利法人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大多经过改制之后改造为现代公司制法人。
公司的概念依大陆法系民商法学通说,公司者,为以营利为目的,依照《公司法》组织登记成立之社团法人也。其含义有四方面:

总体而言,当前的主流观点较为提倡“公司法让位于民法”,或在法律适用上置后,或删除其被民法所吸收的内容。

决议行为是商事组织法上“特有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商事组织形成团体意思表示的主要形式。《民法总则》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第一节“一般规定”之第134条,规定决议乃民事法律行为,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将决议统一纳入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体系,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范,有助于实现民商事法律行为的规范合一。

(1)公司应为法人;

貌似合理实则偏差的改革思考

存疑的商事代理制度

(2)公司应为社团法人;

如果采用《民法总则》优先的模式,在公司设立、公司解散等问题上则需要首先寻求民法上的依据,超出民法的部分又需要回归公司法,无形中增大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违反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法人的规范内容受民法基本理念和原则所调整,由此产生的民商价值冲突将会带来高昂的制度成本。

《民法总则》没有涉及间接代理、隐名代理,更没有全面规定商事代理以体现民商合一,仅在第170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这表明《民法总则》既没有完全舍弃商事代理,也没有提供一个内容完整或者退而求其次的轮廓完整的商事代理,而是规定了一个法律性质不明、内容不完全的商事代理。对此,可通过民法典合同编“分则”补强商事代理的规定,进一步完善民商合一的代理制度。

(3)公司应为营利社团法人;

三、泛民法化思路的潜在风险

二、商法规范体系的隐性缺陷

(4)公司应依本法组织登记成立(张国键:《商事法论》,我国台湾地区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116-118页)。
也有学者归纳为三特征:社团性、法人性、营利性。应当说,我国主流公司法学者还是继承了大陆法的公司法传统,这与我国民商法制继受欧陆、苏俄的历史传统是一致的。但也有学者基于对现代公司制度的最新变化,对大陆法传统公司理论进行反思、修正,认为随着西方国家一人公司的地位逐渐为许多国家法律所承认,公司也逐渐失去其社团性的特征。
我国公司法承认了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因此,把社团性视为公司固有的法律特征就值得推敲了。所以,我国公司的概念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传统西方国家的公司概念。

无论是民商分立或是民商合一国家,几乎都选择了公司法相对独立的模式。一旦采用当下主流观点所推崇的“公司法减负”或“民法适用优先”思路,我国的公司法规范就会走向“民商共治”模式,背后隐藏着诸多风险。

商法基本原则之牺牲

因此,学者将公司概括为新的四个要素:

制度风险:法人与公司的制度性混同

民商合一体例要求民法典总则提供规范民商事关系的共同基本原则,但是《民法总则》没有将诸如营利性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等商法基本原则规定于民法典中。如循立法机关的意见,不在《民法总则》基本原则一章规定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而将之移到“营利法人”一节,这样的规定至多将维护交易安全如同社会责任一样对营利法人提出宣示性要求,并不周延。如循“民法典+商法通则+单行特别商事法”的商法规范体系,这些原则自然规定在商法通则,但在目前“民法典+单行特别商事法”的商法规范体系下,不适用于民法全领域的商法基本原则却难寻安身之处。由此观之,商法基本原则之立法表达及模式在未来仍值得思考。

(1)依法设立;

“公司是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存在法人拟制说和契约说。法人理论说认为,公司完全是法律的产物,公司本质上就是法人。而在西方制度经济学看来,公司的目的在于克服市场中高昂的交易成本,公司本质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公司只是人们经商的工具或者手段,公司成为法人仅仅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应然。

民商法共同规范未实现体系化

(2)以营利为目的;

从历史实证的角度来看,虽然公司与法人在法律人格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其背后的规范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公司需要法人人格,在于实现存续期间的经营便捷,是一种法律的特别授权。而法人早期的原型则更多是封建领主和教会财团,其法律人格的取得是以服从管理为前提的,制度内容也更强调登记和审查。

民商法共同规范的碎片化体现在商事主体与商事行为这两个基本制度领域。第一,民商事主体规范未成体系,没有树立有效贯通民商事主体的统一法概念,导致商事主体规范碎片化;第二,民商事法律行为规范未成体系,未明确商行为与法律行为在规范上的联系与区别,同时商行为概念无法为各类具体商事行为提供统一的概念支撑与规范指导。

(3)以股东投资行为为设立基础;

将公司制度置于民法中法人的框架下适用的改革方式,无疑是一种制度上的混同。其直接后果是将法人的管理性强加于本应强调自治性的公司法规范,也必然会引发新一轮公司法规范的强制化。

商法基本制度规范的缺位

(4)独立的企业法人。(江平、方流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5页)。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将公司法的内容与法人的内容进行了融合。不过考虑到其国内存在强调管制的历史传统,且在公司制度上可借鉴的内容乏善可陈,因此不宜作为我国参考的对象。

商法基本制度规范,是指除了规定商法渊源与基本原则的商法一般条款外,构成单行商法的基础规则及共通适用的主干规则。但是这些制度规则的抽象程度较低,或者仅适用于商法领域,不能成为普遍的民法规则,因此为保持民法体系的自洽性,没有被纳入《民法总则》。那么,商法基本制度规范将安放于何处,商法学界的主流方案是另定《商法通则》,由此形成“民法典+商法通则+单行商法”的商法规范体系。

还有学者干脆简化为两个特征,即营利性与法人性(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可见,公司法人是营利法人的主要形式。
此条法人的分类与原来《民法通则》采用概念有根本不同。《民法通则》上采取的是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的分类。企业法人是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因此,《民法通则》中的企业法人其实相当于《民法总则》中的营利法人,改为营利法人的概念实为与传统民法中“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分类接轨。

道德风险:营利观扩大对社会伦理的减损

三、《民法总则》民商合一之立法价值检讨

二、 非营利法人

除了引发制度上管制扩张抑制创新的风险之外,向民法靠拢的改革思路也可能在道德层面引发危机。一是因为如此立法安排隐含了鼓励投资的制度设定,商业的营利性将会对一般的社会伦理产生冲击;二是对公司制度的风险性预估不足,其制度内容盲目进入民法规范可能引发社会伦理的动摇。

并非“杞人忧天”的担忧

第八十七条
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

四、体系独立思路下的公司法改革

如果民法典分则各编的编纂继续遵循《民法总则》式的民商合一立法思路与技术,最后可能导致民法自身规范体系与逻辑遭受破坏。同时面向一个残缺不全、因略显任意而顾此失彼的商法规范群落,科学的商法立法体系路径将被阻断,这有违民商合一倡导者的初衷。因此中国私法体系应奉行
“形式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与实质意义上的民商分立”。

 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
【条文释义】 本条规定非营利法人的定义。
所谓非营利法人,就是指不以社员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法人。此处所谓的非营利性,是指不向其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的利润,而非指法人不从事营利性活动,例如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法人。非营利法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鉴于法人制度与公司制度并不能完全等同,且民法与公司法在制度理念和制度重心上存在差异,盲目以《民法总则》的规定取代《公司法》的规范内容是不慎重的。公司法改革方式应在尊重其体系独立的基础上,根据实践需求完善已有的规则。

未完待续的使命:民法典分则各编的民商合一之路

 第一,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而成立。例如,事业单位法人并非无偿服务,而是从事有偿的活动,只不过没有股东,其所获得的收入不能作为利润分配,而只能作为积累盈余用于单位的存续和发展;再如基金会,除了从事公益事业,基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也对外进行营利性的投资活动。

尊重公司法的体系化与完整性

民商事立法虽然围绕经营者及其经营行为而展开,但不分民商事规则使得相应立法既没有很好地体现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要求,也没有很好体现商人交易便捷与交易安全保障的要求。因此,总结《民法总则》在民商合一上的成败得失,意在为起草中的民法典合同法、物权法等分则各编更好贯彻民商合一体例提供镜鉴。

 第二,非营利法人所获得的利益不能对股东或捐资人分配利润,例如,基金会是财团法人,根本没有股东,捐资人也不得分配基金会利润,投资获益只能作为积累盈余依照基金会章程运用。据此,仅法人本身营利,如果不将所获得利益分配给成员,而是作为自身发展经费,不属于营利法人,而属于非营利法人。(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事业单位等非营利法人与公司等营利法人的区别在于,营利法人是以出资人营利为目的,所赚取的利益是要给出资人分配,这是两者最核心的区别。
非营利法人可以再分为公益法人和中间法人。公益法人是专门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法人,如慈善机构、福利院等。传统民法的分类为公益法人与非公益法人,但发现还有非公益也非营利的法人,被称为中间法人。中间法人既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以公益为目的,例如行业协会、商会、同学会、俱乐部等。有立法例不承认中间法人,中间法人亦非为各国立法例所普遍采纳,承认中间法人的有《德国民法典》第22条、《瑞士民法典》第60条,但《日本民法典》第34条则不承认中间法人。
有学者认为广义解释“公益”自可涵盖“非营利”,如王伯琦认为“所谓非营利者,亦未始不可解为公益。故在我国民法,即无承认中间法人存在之必要”。但我国通说认为非营利与公益是两码事,公益是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中间法人可能是特定群体的内部互惠组织,但不涉及对社会的公益,此类组织应当予以区别。而非营利法人包括公益法人,也包括中间法人,统统归于非营利的范畴。《民法总则》采纳了该说,即本条规定的“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公益目的”是指公益法人,“其他非营利目的”是指中间法人,统称之为非营利法人,与上一节的营利法人区分并列。
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其中,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新中国成立后即存在,是1986年《民法通则》确认的非企业法人类型;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创设的新非营利法人类型。

保持公司法体系独立,是首要且必要的。体系性缺失在制度层面的直接后果是不同制度的功能错位,最典型的就是营业登记与法人主体登记混同的问题。由于《民法通则》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并未区分法人的设立登记和公司的营业登记。后来的《公司法》立法亦延续了这种思路,由此造成了我国公司登记中制度混同的局面。直到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展开,这种混同的做法才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

四、结论

 1、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第1款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坚持风险固化与风险防范的基本立场

较之《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在落实民商合一立法体例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并未提供一个清晰图景的成功范式。建议在未来立法中:其一,搁置形式意义与纯粹观念上的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之争;其二,列出清单,将现行法上的民商不分、民法过度商法化、商法不当民法化等现象网罗殆尽,精确理解商事关系的特殊性,找寻商法规范的恰当表述;其三,充分理解商法的特殊性、独立性,给一般商事立法留下足够空间。

 2、社会团体。《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第1款规定,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近年来,全球出现了降低公司设立条件的趋势。但是发展经济绝不能在忽视风险防控的状态下进行。我国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失控,就非常值得警惕。

文献链接:《〈民法总则〉民商合一中国模式之检讨》

3、基金会。基金会法人最早依据的是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当时国家对基金会管制很严,仅有少数的国家兴办的基金会,例如宋庆龄基金会、希望工程基金会等;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民间基金会蓬勃发展,各种公募私募基金会迅速涌现,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一类非营利法人。

凸现公司本质与公司特征

[ 参考文献 ]

 4、社会服务机构。原来叫民办非企业单位,依据是1998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主要是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科研机构、民办博物馆、民办体育俱乐部等民间实体。这类机构更早叫民办事业单位,但后来国家统一规定事业单位只限于国家举办的,民办事业单位就改称民办非企业单位。2016年《慈善法》把民办非企业单位又改称为社会服务机构。

我国在民法法人理论下建构的公司法商事属性不足,过分强调其管理属性,忽视公司营利冒险的制度特质。公司不等同于法人。这不仅是因为法人中存在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分,更为重要的是,法人制度的核心在于法律人格的获得,而公司制度的核心则在于风险的分配。

本文选编自李建伟:《〈民法总则〉民商合一中国模式之检讨》,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李建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三、特别法人

文献链接:《公司法改革中的泛民法化风险——兼谈民法总则颁布后的公司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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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条
本节规定的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

[ 参考文献 ]

【条文释义】 本条规定的是特别法人。
特别法人就是前面两节“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无法涵盖的法人类型,主要包括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这四类法人,大致相当于大陆法系的公法人。

本文选编自范健:《公司法改革中的泛民法化风险——兼谈民法总则颁布后的公司法修订》,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范健,南京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一、公法人
大陆法系的法人分类首先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但根据什么标准分类,各种观点颇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应以目的事业的公私为标准,或以是否对国家负有实现其职能的义务为标准([日]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我国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85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法人设立的法律根据为标准进行分类。依公法设立的法人为公法人,如县、市等,依私法设立的法人为私法人,如公司、企业等([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公法人、私法人区分的意义在于两者的法律依据不同,是否行使公权力不同,以及涉诉时的救济程序不同。虽然基于公法和私法的分类标准一直存在争议,因此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区分标准也不很明确,但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区分仍然是法人的首要分类方法(葛云松:《法人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再探讨——以公法人概念为重点》,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我国的立法传统,早在《民法通则》时即将法人分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法人,虽然没有采取传统民法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分类,但是各级国家机关法人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的公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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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别法人的特殊性
机关法人在设立依据、目的、职能和责任最终承担上均与其他法人存在较大差别;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变更和终止,管理的财产性质,成员的加入和退出,承担的职能等都有其特殊性;合作经济组织既具有公益性质或者互益性,又具有盈利性。对这些法人单独设立一种法人类别,有利于其更好地参与民事生活,也有利于保护其成员和与其进行民事活动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单玉晓:《<民法总则>草案三读新增“特别法人”分类》)
《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征求意见期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有关部门、地方和基层代表提出,实践中有些法人与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在设立、终止等方面有所不同,难以纳入这两类法人,建议增设一类特别法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根据中国实践情况,机关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可归入特别法人类别。
这四类特别法人在《民法总则》中予以统一规定,以前作为概念散见于宪法及各部法律:

(1)机关法人来自《民法通则》;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在《宪法》上有规定,并在《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中存在这个名词概念;

(3)合作经济组织法人来自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4)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宪法》上有规定,分别见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同时,专门设定特别法人一类就是为了对机关法人、还有一些自发组织的群众法人进行很好的管理。想了解更多法律知识或者有任何疑问,详情请咨询律师365专业为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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