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院通报银企合作司法保障与企业破产法实施工作情况来源:浙江法院网发布时间:2013-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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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长减速、深度调整、风险显露的经济新常态里,不少企业因各种原因成为“僵尸”企业后,关而不清、倒而不破,债权债务关系长期悬搁,大量土地设施多年闲置。去年以来,浙江全省法院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对涉困企业的差异化处置,通过司法程序化解银行不良资产921.7亿元,盘活企业存量资产225.3亿元,释放土地资源1.5万亩,厂房等房屋面积809.9万平方米,一批可淘汰的“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为实现“腾笼换鸟”、兼并重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副书记王辉忠批示认为,用法治方式解围,思路和做法很好。副省长毛光烈、朱从玖要求各地会同法院积极处置“僵尸”企业。
法治方式“解围”,省委省政府齐推对接
随着经济结构深度调整,部分中小企业因盲目扩张规模导致资金链断裂、停工、倒闭,企业主更愿“跑路”,而不申请破产保护。“这与一些地方党政领导观念落后,认为破产不光彩、有损地方形象也有很大关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说。
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及时处置“僵尸”企业,浙江高院多次争取党政支持。
2013年,在防范和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银行不良资产风险工作中,浙江高院提出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处置金融风险,重视差异化处置企业风险及政府主导的前期风险处置和司法程序的对接,改善企业破产审判的外部环境等,多项意见被省政府采纳,写入《关于有效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意见》。
作为民营企业大本营的温州,随着观念更新,不再对“破产”二字讳莫如深,大量破产案件涌入法院。这也鼓励了司法处置的信心。去年9月,浙江高院党组向省委专题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提升依法对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的优胜劣汰重要作用的认识;要强化政府属地责任和司法程序的对接协调,完善对企业差异化处置的甄别机制;要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中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给予企业税收、融资、工商登记等政策支撑。
王辉忠、毛光烈等领导高度重视,省经信委研究办理,并就政府风险处置和企业破产审判对接提出建议。
同时,全省各地法院积极行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财政设立200万元破产援助专项资金。鹿城、苍南、乐清等地政府建立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破产审判协同处置机制,为协调解决股权变更、税费调整等破产重整难题提供保障,外部环境日益优化。
先行先试,激活化解不良资产的“快车道”
“经济转型,需要化解金融风险,引导释放社会资金活力。”齐奇说,全省法院牢固树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置金融风险,积极参与地方风险处置,推动分类处置与协调处置以及帮扶机制与司法程序的协调和对接,推动将司法重整纳入兼并重组政策支持的范围,加强企业破产与不良资产核销的衔接,为银行核销不良资产提供更多便利。
同时,浙江高院先行先试积极推动新民事诉讼法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的审判实践应用,在全国率先出台指导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审理的地方性业务文件,对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和解答,并指导出台行业公约性质文件,引导、约束各会员银行在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时加强内部审查,坚持诚信自律。
临海市人民法院审结的首例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银行申请标的额高达1.3亿元,法院审理用时仅16天,且申请费用仅为普通财产案件受理费的一半。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发现,律师代理工作简单,代理费却高达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且属于担保优先受偿范围,使债务人负担更加沉重。为此,该院依法综合权衡,在民事裁定书中明确律师代理费2500元。浙江高院后与银行等沟通,及时推广明确此类案件代理费。
特别程序已成为浙江处置不良资产、优化金融环境的“快车道”,去年审理金融纠纷案件6.3万件,上升39.6%,标的额1585.7亿元;审理民间借贷案件13.2万件,上升14.9%,标的额896.1亿元,有效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朱从玖认为,浙江在金融司法上探索和积累经验,为“法治浙江”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张健华表示,浙江高院为保护金融债权做了大量创新工作,感谢法院大力支持。
破产审判常态化,全年受理307件破产案
对于“僵尸”企业,齐奇认为它不仅闲置要素资源,而且扭曲市场信号,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妨碍公平竞争市场体系的建设。“但死而不僵,与实践中缺乏困难企业甄别机制有关。”
浙江力图完善对企业的甄别机制,全面摸底各地欠薪、欠税、欠息、欠费“四欠”企业风险状况,形成分类名单,建立政府属地责任和司法程序对接机制,优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全省法院注重完善对涉困企业的差异化处置,对有市场有前景的涉困企业,积极运用集中管辖、活扣押、债转股等司法手段,帮扶企业维持生产、渡过难关,有效阻断资金链、互保链传递扩散风险。对符合破产条件的,及时引入破产重整程序,促进企业兼并重整,获得新生。对确无帮扶价值的“僵尸”企业,通过“出售式重组”等破产清算方式,盘活存量资产,淘汰落后产能。去年以来共受理破产案件307件,审结219件,一批应淘汰企业退出市场,为实现“腾笼换鸟”、重大项目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2007年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浙江法院稳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企业破产审判工作,去年还建立完善破产管理人动态管理机制,由14家律师事务所和8家会计师事务所组成的省级管理人履职资料库,参与全省各地重大疑难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的竞争,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法治导航作用。
尖山光电股份公司曾跻身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当光伏行业寒潮袭来,也因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全面停滞,企业濒临破产。2013年年底因债权人申请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审计后显示账面资产14.4亿余元,全部变现预计仅为5.4亿余元。119个债权人确认债权17.3亿余元。
海宁市人民法院在全省率先尝试以公开招标方式引入重整投资人。公告发布后,有3家投资人报名竞标,竞价程序启动,最终通联公司以5.05亿元的报价方案被确定为重组投资人。尖山光电及其关联公司在美国有1.5亿元资产,尽快盘活海外资产成为更大的挑战。主审法官发现,根据美国法律相关规定,外国破产企业可以向美国当地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请求其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的破产裁定。
于是,海宁法院以此为思路指导管理人委托美国律师,直接向美国地方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去年8月,美国当地破产法院裁定承认海宁法院破产裁定。这是国内法院破产裁定首次获得美国法院承认。今后,国内法院向美国法院申请承认国内破产裁定变得有例可循,对于国内跨境破产司法实践的意义不言而明。
破产案件简易审,40天清算“僵尸化”16年企业
目前实践中存在着一种观念,似乎只有破产重整才是配置资源,法院往往首先试图走重整程序。如果不顾实际条件,这样做反而容易不当耗费社会资源,甚至债务人借破产重整逃避债务。
浙江高院强调,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前者保持企业营运价值,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后者淘汰落后产能,盘活存量资产。
温州市雅尔达鞋业有限公司是一家1997年即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僵尸”企业,一直关而不清,债权债务关系长期悬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适用简易审理程序,用短短40天即促成停产倒闭16年的雅尔达公司债权债务人达成破产清算和解协议,裁定确认无争议债权46.5万元,债务人股东代为清偿债务23.25万元,实现50%的普通债权清偿率。
40天,也创造了浙江法院审结破产清算案件用时的最短纪录。
为让企业破产制度起到资源配置的“过滤网”和“反应器”的作用,浙江法院大力推进破产案件简易审的常态化。最近,绍兴市上虞区政府向省政府提交防范企业融资风险体制机制创新试点方案,将推行企业破产案件简易审纳入其中。
要完善企业破产制度,齐奇认为应加快修订企业破产法,明确政府在企业破产中的相关职责。要加大对企业破产案件配套政策的扶持,设置专项周转资金,督促税务、电力等部门对破产企业积欠的税费、电费,严格按企业破产法顺序清偿,不得提前强制征收;对破产企业的工商登记变更、土地权属变更变性、银行不良债权核销、档案移交等相关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草坪上,一座生动的五牛雕塑显得生机勃勃,离草坪不远的厂房前,许多货车正排队等着装货、卸货,厂区内一片繁忙景象。这是日前记者在浙江省杭州市溢佳香公司看到的情景。
谁能想到,就在3年前,这家公司因资金链断裂,经历了债转股、工厂复产、重组失败等一系列困境,债务达13.97亿元。
让溢佳香公司浴火重生、恢复生机的,是司法重整。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导下,通过执行以股抵债的破产重整计划,经过各方不懈努力,公司业务逐步恢复并走上正轨,重新获得了生机。
如果说危困企业是“重症患者”,那么司法重整就是浙江法院对他们实施救助的一剂有效“强心针”。
11月1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浙江企业司法重整报告会。“总结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我省法院司法重整经验,传播司法救助危困企业的理念,对在当前形势下提振企业家信心,进一步发挥司法职能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具有积极意义。”浙江高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说。
敏锐把握 前瞻引导
今年1至6月,浙江新增中小企业5万多家,消失1万多家,尽管浙江省工商局表示,在浙江80多万家企业中,非正常倒闭的只有244家,但公众的注意力还是放在那消失的1万多家上。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大本营,温州今年前三季度有42家企业老板跑路,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些债权人及企业员工哄抢财产,部分员工围堵厂房、堵塞公路甚至游行。然而,温州两级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却很少。浙江高院调研发现,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经营者对司法重整的意义和功能认识不够,一些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的积极性不高,司法重整案件的数量与实际可通过重整挽救的中小企业数量相比,只占较小比例。
在今年初全省法院院长会议上,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前瞻性地提出:“要关注可能出现的新一轮困难企业的涉案问题,在办理涉及困难企业的案件时,考虑在司法主导下,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点、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兼顾各方利益的企业破产新路子。”于是,浙江高院专门增设《涉企信息专报》,指导全省法院切实提高司法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动性,积极探索通过司法重整途径挽救危困企业。
依托市场 破茧化蝶
在重整案件审理中,浙江法院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注重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入战略投资者,力求实现企业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在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充分尊重债权人、职工等利害关系人的意思自治,迄今尚无一例由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
“管理人是司法重整工作顺利推进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司法重整工作走市场化导向道路的重要体现。”章恒筑说。浙江高院高度重视发挥管理人的作用,确定第一批48家机构进入名册,今年年底还将启动第二批管理人评审工作,扩大非中心城市管理人名额,并积极协调解决管理人履行职责中的具体问题。
宁波华辰君临房地产公司从2006年起涉足民间借贷,2009年被申请破产时,涉及债权人642人,额度高达20多亿元,而其资产评估值仅9.97亿元。宁波市北仑区法院会同区政府招商部门在“搜狐网”发出讯息,吸引投资意向者。后来,宁波富邦集团承诺注入3亿元资金。在法院组织下,经多次磋商,而今华辰项目更名为富邦世纪商业广场,工程全面复工,项目布局、业态环境、项目档次均得到提升。
债权转股 绝处逢生
危困企业的重整,往往需要战略投资者的资金注入。如果一时找不到接盘者,渴望咸鱼翻身的企业就危在旦夕,特别是那些有良好基础和市场前景的企业,就此清算未免可惜。
位于杭州市文三路天苑大厦的南望集团,曾连续五年位列全国软件百强,生产的远程图像监控设备曾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被称中国安防业巨头。
然而,这位“巨人”却因急剧多元化扩张,在2008年资金链断裂,累计负债23亿元,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纷纷起诉。
在南望集团重整案受理之初,曾有投资公司抛出橄榄枝,但终被巨大债务吓退。后因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短期内也没人愿意“输血”。尽管不少股东和债权银行一再表示,“其实这家企业主营业务非常好,如果能渡过资金关,重组非主营业务,还是非常有盈利前景的。”
南望集团重整草案一度搁浅。经过各方主体数次谈判、杭州中院沟通与协调,最终依照“主业保留+原股权清零+债转股”的思路,重整方案获债权人会议通过。
到今年2月,南望集团的重整计划全部执行完毕。这个拥有国内外专利66项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0项,并拥有省级技术研发中心的安防“巨人”仍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创新司法 化繁为简
“重整是挽救危困企业的有效途径,但其程序相对复杂,难度较高,往往需要更多司法手段创新。”绍兴中院副院长钱武生说。
曾入选“中国企业500强”的大型民营企业纵横集团位于绍兴市袍江新区,一度因资金链断裂濒临倒闭,门庭冷落。纵横集团及其五家子公司分别提出重整申请,但六家公司关联度高,“人、财、物”高度混同,分别重整几无可能,而破产法又未明确规定合并重整。面对困境,绍兴中院创造性地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机制确认合并重整事项,成功实现合并重整。此举不但破解了分别重整的僵局,而且大大简化了债权债务结构,成为关联企业合并重整的第一例。
经破产重整,纵横集团如今已由精工集团入主更名为佳宝集团,去年实现销售收入52亿元。
像这样的司法手段创新,还包括自2008年来,浙江高院对资金链断裂引发企业债务重大案件实行集中管辖。至今,已先后指定相关中院集中管辖台州飞跃集团、绍兴江龙控股、丽水银泰集团等32家涉资金链断裂的企业债务纠纷案,涉及案件3000余件。其中,部分企业的债务纠纷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后,转为司法重整程序处置,为维护当地经济社会秩序发挥了良好作用。此类案件实施集中管辖,体现了浙江法院在金融危机过程中针对危困企业解困司法应对措施的区域性特点,也是浙江法院推进企业破产案件审判的积极探索。
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浙江法院共受理34件重整案件,数量居全国前列,审理效果良好,没有出现一起因处置不当引发群体性上访的事件。

5月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律师、注册会计师、银行业、企业家等省行业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银企合作司法保障与企业破产法实施工作情况,发布2012年浙江法院企业破产审判报告,并就企业破产法实施与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的相关知识以问答体编制量身定做了使用手册,为企业主、互保企业、投资者、债权人等各方主体答疑解惑。
随着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效益下降,偿债能力减弱。民间融资活动引发局部金融风险,部分地区出现中小微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蔓延的趋势,陆续出现企业主“跑路”现象。同时,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开始向银行系统传导,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连续14个月“双升”。
浙江高院针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积极倡导银企合作理念,推动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朝适应企业破产法要求的理念转型,加强全省法院破产案件审理的业务指导,建立管理人动态管理制度,2007年依法编制由48家律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组成的第一批管理人名册,2012年又完成由222家中介机构和23名个人组成的第二批管理人名册的依法编制工作,为企业破产法的深入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浙江高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介绍说,2012年,全省法院共受理企业破产案件143件,同比上升85.7%,破产企业资产总额120亿余元,负债总额243亿元,涉及企业职工1.1万余人;审结企业破产案件89件,同比上升64.8%。截至2012年底,全省受理过企业破产案件的法院已达71个。2013年一季度,全省法院已正式受理或审查受理65件企业破产案件。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呈现新特点,金融债权在企业破产债权中占据较高比重。调查全省12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债权超过73亿元,占破产债权总额243亿余元的30%强。通过破产程序实现金融不良资产有序处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012年全省法院企业破产审判秩序总体平稳,没有发生因破产案件受理引发或扩散群体性事件。重视职工债权、民间借贷债权、金融债权等各类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维护。通过破产清算淘汰落后、剩余产能,助推经济转型升级。2012年受理的143件企业破产案件中有94件直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占65.7%。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纺织、造纸等行业的产能落后企业通过破产清算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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