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高院执行指挥中心打造三大平台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3-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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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九月的北京,秋高气爽。
“向孟书记汇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已到执行现场,请指示!”
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里,大屏幕上同时闪动着来自全国各地法院执行中心的实时画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正在实时连线进行执行任务的法官,交流执行工作进展。
这是9月28日至29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的一幕。
“现在连线三沙市三沙群岛法院。”在29日会议现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治良连线案件执行现场,通过三级法院执行指挥平台,传达执行指令。三沙群岛法院法官出现在会场大屏幕上,向参会代表汇报三沙群岛法院执行工作情况。
“同志们辛苦了!请转达我对三沙群岛法院全体法官的问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会议现场直接连线这个位于全国最南端的法院,并表达了对三沙群岛法院工作的殷切期待。
大屏幕上闪动着由数据、图表、文字、视频等构成的PPT,32位高院院长轮番登台,运用形象生动的图表展示、动态数据说明等,汇报解决执行难的工作情况。每位院长汇报控制在10分钟之内,其中不乏与基层执行法官的现场连线。
仅一天半的会议,为节约时间,分组讨论均安排在晚上进行,与会者感受到了清新朴实、务实高效的会风。
“大数据”“信息化”“规范化”“职业化”等词不绝于耳,“军令状”“集中执行”“打赢硬仗”等声音慷慨激昂。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这是人民法院的庄严承诺,也是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殷切期盼。
在会议上,如何将执行行为规范化,如何在执行过程中贯彻信息化,如何让执行举措更高效,如何让执行队伍职业化等话题成为了讨论的重点内容。
执行行为规范化: 节点信息“全程留痕”
“我们的总体思路就是在执行规范化上下功夫,在执行信息化上想办法,在执行改革上做文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万明表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法院全面实行“一案一账号”案款归集管理,执行案款做到明晰可控。为全市法院执行系统配置了360万个账号,立案时自动绑定到每个案件,要求所有款项往来都在此账号中进行,做到案件、账号自动挂接,到账信息同步推送,逾期未发立体警示。
“一案一账号”管理模式正是人民法院利用信息化方式管理案款的有益探索,目前已在全国法院推开。
财产处置、财产分配和发放,一直是当事人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违规违纪易发的环节。
打开淘宝网,“司法拍卖”页面格外吸引眼球。记者了解到,在江苏,司法网拍已做到“三个全部两个零”,即全省法院全部入驻“淘宝网”、需要变现资产全部网上拍卖、拍卖环节全部网上公开,司法网拍实行零佣金、实现零投诉。司法拍卖领域的违法违纪现象彻底杜绝。
在陕西,“阳光执行”成为核心要求。开展“执行开放日”活动,开设“直击执行”专栏,设立“12368执行服务专线”,实时向诉讼服务网推送执行案件信息,累计公开执行信息15.46万件,当事人查询量突破1万次。
在上海,高院统一研发的“执行案件综合管理系统”,具备执行数据自动生成、自动公开,执行案件全程网上流转、网上审批,重要节点提示、实时预警提示,执行质效管理等近100项功能,实现了执行案件管理的流程化、规范化、信息化、标准化,保证了执行工作信息的全面、准确、及时,执行办案全程留痕、全程可视、全程可控。
在重庆,执行流程全部纳入执行指挥中心。财产查控、评估拍卖、案款收支、涉执信访等全部节点信息“全程留痕”。针对“总对总”“点对点”财产查控不完全适合农村、库区案件的实际,发扬“好传统”,“该跑的腿跑够”。在偏远地区,用足用活线索举报、现场搜查、悬赏执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颗粒归仓”。推出节假日执行、夜间执行等适合库区、山区的执行行动,使老赖无法“躲猫猫”。
执行全程信息化: 积极探索智慧执行新模式
执法记录仪、执行单兵系统与网上办案平台融合,实时连线、同步指挥……几乎已经成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标配”。人民法院不断完善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全面整合网络查控、远程指挥、监督管理、信息公开等功能,已经基本实现了执行工作的统一指挥、信息共享和整体联动。
“在大数据、信息化应用方面,我们的目标是,能让机器做的事都由机器来做,让法官做精准执行的艺术家。”贵州法院正在着手研发“贵州执行阿尔法GO”,探寻解决执行难的新路径: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接相关的社会数据,对被执行人进行全面画像;对案件执行过程中的数据全程采集、执行全程录音录像;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建立执行案件时间、行为、结果偏离预警机制;由执行指挥中心对全省预警案件进行常态化管理等。
“漳州中院、华安县法院研发出的网络查询‘小帮手’软件,以自动查询代替人工点击,实现批量查询,在全省法院得到推广应用,仅一周时间即完成以往两个月的查询工作量,效率提高了8倍。”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表示,“互联网+执行”改变了“登门临柜”查人找物的传统执行方式。
在浙江省,执行实现了智能化,构建了以智能预警平台、智能通联平台、智能信用平台、智能辅助平台等“四大平台”为载体的智慧执行新模式。依托浙江高院和阿里巴巴联合推出的“审务云”,开发智慧法院移动服务平台,支持法官随时随地调阅案卷、查控财产、录音录像、远程指挥、录入信息、制作文书、上网公开等。
安徽建立“云计算”省级数据集中管理平台,开发专门的执行指挥应用软件系统,对全省法院审判执行数据统一管理、综合处理、科学运用。依托全省法院高速专网,推进远程指挥系统建设,全面配备使用执行单兵设备,实现异地执行、强制执行等全程可视、全程指挥、全程留痕。
执行举措高效化: 打好全方位立体化组合拳
在12306网站输入一位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身份证号进行订票,立刻弹出醒目对话框,显示“订票失败”。
9月28日下午,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当场向参会代表演示“老赖”是如何“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自2013年7月推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来,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强烈反响。9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标志着失信被执行人立体的、全方位的联合信用惩戒体系已经形成。目前,已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511万例。
江苏高院院长许前飞表示,江苏省执行信息查控系统已覆盖金融、工商、国土、房管、税务、公安、住建、出入境管理、证券交易、交通运输、支付宝、余额宝、芝麻信用等多个领域。江苏高院已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开发江苏法院“执行云”,以彻底消除“信息孤岛”和“信息拥堵”。江苏省全省法院累计向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推送信息63.66万人次,约占全国总量七分之一。
天津高院将失信名单、限高令推送到天津行政机关信用联合惩戒系统,实现天津市57家具有行政执法权的单位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与市公安局协调解决了困扰基层法院的拘留难题;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工作指南,对983人采取拘留措施,对176名拒不执行甚至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追究刑事责任。
在河南,163个基层法院执行局全部加挂中院执行分局牌子,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受中院执行局直接领导,辖区所有执行案件由中院统一登记分配、统一执行标准、统一调配力量、统一下达执行命令,有效整合资源、凝聚合力,形成全省法院执行工作“一盘棋”格局。特别是对被执行人为当地党政机关、村委会、办事处、名人名企以及有可能产生地方保护的重点案件,一律由中院指定异地法院执行。
在甘肃,以互联网为依托,充分利用法院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公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高清照片,使“老赖”们无所遁形。通过“信用甘肃”平台,每天向50多个部门推送全省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执行效果。
执行队伍职业化: 继续深化审执分离改革
以法官为主导的团队化工作模式,是执行队伍职业化建设方面作出的新尝试。
去年7月,唐山法院正式实行新的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中院执行裁决庭纳入审判序列管理,执行局下设五个执行分局,管辖基层法院执行工作,实现执行机构、职能和人员与基层法院彻底“外分”,从隶属关系上脱离基层法院,构建上统下分、裁执分离的执行工作新格局,执行实施案件结案率和执行裁决案件总量同比大幅上升。河北高院院长卫彦明表示,明年将把唐山法院执行体制在全省推开,为全国法院审执分离改革积累有益的经验。
上海建立了以法官为主导的执行组办案模式,明确了法官是执行案件办理主体,保留执行局法官员额,推行“1+X+1”,即由1名执行长+若干名法官助理、书记员+1名执行司法警察组成的执行组办案模式,确保办案质量和效率。
江西高院要求全省各级法院执行干警必须占正式干警数量的15%以上,下级法院执行局长任命前,必须征得上级法院的同意,把“精兵强将”配备到攻坚克难第一线。积极推动执行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在执行机构配备法官、法官助理、司法警察等,构建法官为主导、分工协作的执行团队,强化执行工作警务保障。开展执行实战技能培训,加强教育培训针对性,不断提升执行队伍执法办案水平。
广东高院在全国率先设立破产审判庭,集中办理涉执行诉讼案件和涉实体权利的复议案件,探索“执转破”案件审判工作。执行局内设机构不减,按深化实施权和审查权分离改革要求调整职能。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深圳推行执行团队办案模式,突出法官主导执行实施,推行全市法院执行查控事务集约办理。汕头、茂名调整基层法院执行机构设置,建立统一管理和指挥的新型体制。广州、深圳、佛山等地采取招聘执行员助理、政府雇员、与联动单位联合开展专项活动等方式,努力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老赖”找法官要求把名字从失信名单撤下重庆法院执行攻坚战打出组合拳形成强大威慑

耳聪目明 指挥畅通 服务多元重庆执行指挥中心打造三大平台

□本报记者吴晓锋战海峰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出台了《执行指挥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将立足“信息平台、指挥平台、服务平台”三大功能定位,整合全市法院执行力量,拓展联动范围和深度,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科技化。

在重庆垫江县人民法院近日开展的深夜猎“赖”行动中,一些“老赖”在睡梦中被找到,有的因拒不履行义务被直接送进了拘留所。

重庆高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执行指挥中心将立足信息平台建设,整合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以及公众服务网执行系统三大系统信息,确保指挥中心“耳聪目明”。重庆高院将在与18家商业银行协议建立“点对点”网络查询专网的基础上,研发“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同时将“点对点”网络查控网络扩展至国土、建委、工商、公安、交通、机场、铁路等部门。研发公众服务网执行系统,整合“老赖曝光”和“财产线索举报”栏目,在案件查询系统中增加执行案件的查询信息。升级执行案件流程系统,增加执行工作三级业务功能,实现关联案件信息检索和业务公文流转。

近年来,为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重庆法院执行干警“深夜执行”成为常态。

同时,重庆高院还将着力建设执行定位指挥平台,畅通三级协调机制。高级、中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以执行指令的形式,统一调配下级指挥中心的力量和资源,指挥和协调重大执行活动。履行应急快反职责。中级、基层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将对本地区重大执行案件的指挥、协调和监控,对紧急执行事项、因执行行为引发的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进行快速反应处置。

据统计,自“基本解决执行难”战役打响以来,重庆法院受理执行案件685451件,执结642688件,执行到位金额1188.61亿元。“14.866亿元!重庆“晋愉江州二期”拍卖了。”这起网上拍卖高于起拍价1000万元,创网络司法拍卖单笔成交新高。当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对“晋愉江州二期”土地、房屋及在建工程按现状依法进行网络公开拍卖成功,债权人纷纷奔走相告。

在服务当事人、服务一线法官方面,执行指挥中心将以“环境良好、功能齐备、布局科学、人员到位”为标准。指挥中心服务功能将涵盖:办理外地法院来渝执行相关手续和下级法院出市办案手续,接洽市内外法院的协调事务办理;负责“点对点”查控系统信息管理,协助一线法官进行公民企业身份信息、银行账户及不动产信息查询,协助传送“限高”法律文书;接受当事人案件进展信息查询,接受公众对执行线索举报,公众对“老赖”信息的查询、公示信息异议处理等。

去年,重庆全市法院着力开展司法拍卖工作,成交10322件,成交额165.71亿元,溢价率23.44%。

重庆市委高度重视执行工作,“基本解决执行难”战役打响以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等领导先后视察法院,要求全市相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大力支持执行工作。

重庆高院积极推动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全市三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互联互通,实现在线指挥、网上办案办公、数据指标管理、政令上传下达、案件督导和事项委托等功能。全市法院在线指挥1000余次,上传下达文件1800余份,委托执行事务20000余次,办理受托执行事项20000余次。

重庆高院与市发改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等55家单位建立执行联动机制,通过“点对点”系统实时查询被执行人不动产、车辆、人口户籍、婚姻配偶、出入境证件、水电气、社保、银联卡交易等15大类近80项信息。

与此同时,将商业银行及不动产等信息纳入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查控系统,努力实现对被执行人身份和财产信息“一网打尽”。利用信息化手段实时接收被执行人住宾馆、进网吧、进出高速路口、检票口等信息。

重庆高院院长杨临萍说:“去年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房屋和土地等信息4150万条、车辆29.39万辆。很大程度补齐‘被执行人难找’这块短板。”

“法官,我愿意还钱,希望法官尽快把我的名字从公布的失信执行人员名单撤下,实在太丢人了。”

在重庆市各级法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后,这样的话经常萦绕在市各级法院法官的耳畔。

去年,重庆市各级法院加强失信惩戒机制建设,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依法将27.95万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拘留10591人,罚款3034.37万元,10.4万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动履行义务。

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进一步解决执行难文件。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监督支持“基本解决执行难”纪要,并专题审议全市执行工作。市政府办公厅出台支持执行工作具体方案。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强多次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作出批示、指示,提出明确要求。

重庆高院积极发挥直辖市体制优势,调整优化三级法院执行局职能,确立执行局在纵向上行使司法监督和行政管理职能,在横向上建立跨地区案件协调执行工作机制。市高院执行局强化内部管理,组建执行管理团队,由专人专司执行管理。

与此同时,全市法院对接市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财政、金融、市场监管等46家单位共建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任职准入、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金融信贷、出入境、高消费等多领域限制;与市纪委监委建立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涉执线索移送机制,集中开展涉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动;与市教委共同出台具有重庆特色的措施,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以其财产支付子女就读高收费民办学校。

一起“七进七出”擒老赖的案例,彰显了重庆法院迎难而上解决执行难的决心。

申请人孙文海与被执行人游某某因合作开矿产生纠纷,经诉讼确认游某某应支付孙某某本息共计640万元人民币,分两期履行。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该案过程中,游某某从开始的一再借故推脱,到后来干脆拒接电话,跟法院玩起了“躲猫猫”。

为执行到位,执行人员先后七次远赴贵州,查找游某某及其财产,到大山深处矿场调查,在偌大的体育场围堵,去其前妻居住的小区调查。

在第七次远赴贵州山区过程中,执行人员控制了游某某及其担保人朱某某的财产,敦促游某某、朱某某履行。最终迫使游某某、朱某某履行了剩余款项,全案含迟延履行金共计兑现案款约700万元。

在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役中,重庆法院还着力构建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全市“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将“基本解决执行难”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平安建设考核;市法院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协调配合,规范、简化限制出境通报备案工作;联合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制定办理妨害执行刑事案件会议纪要,加大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打击力度。各区县纷纷出台支持工作。

杨临萍说,执行指挥中心一体化运行,统筹调度全市执行资源。加强民事财产保全中心建设,从源头防范减少“执行不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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