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院少年法庭30周年:大步迈向”大少审”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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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创立。1984年至2013年,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波浪形上升、近年来持续下降的趋势,未成年罪犯占刑事罪犯总数的比例最高峰达11.10%,2013年回落至2.76%,犯罪得到有效控制;2007年至2013年,上海试点未成年人综合审判,民事案件从最初的一年576件攀升到2013年的2645件……
这是今年11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少年法庭创设30年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一组数据,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30年间,上海用自己的用心和执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少年法庭之路。
组织机构: 在“思辨”中不断完善
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娃娃”长成一个三十而立的“年轻人”,少年法庭工作在上海的每一步发展都浸润了无数的实践、思考和探索。
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少年法庭,此后上海的其他基层法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各自的少年法庭,并迅速培养出了一支精干的少年刑事法官队伍。1999年,在综合考虑少年法庭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上海实行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指定管辖,由长宁、闵行、闸北、普陀4家法院的少年法庭对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集中指定管辖。
2006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部署,上海开始试点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工作。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加,浦东、宝山、虹口法院也先后设立了少年法庭。2010年,上海高院率先在全国设立少年法庭指导处,现已撤处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至此,上海实现了少年法庭工作“1+2+7+10”的全覆盖模式,即高院审理未成年人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筹三级法院少年法庭的调研、检查、监督、指导和规范工作;两家中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工作;长宁等7家基层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集中审理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本区域民事、行政案件;其余10家基层法院设立专项合议庭,受理本区域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
“少年法庭工作不可能单打独斗,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架构可以保证少年法庭工作的组织保障和持续发展。”上海高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朱妙对此深有感触。
犯罪防控: “组合拳”防范少年走歧途
来自安徽的小林是一名技术娴熟的数控车床技工,这位看上去自信满满的18岁男孩两年前受朋友的唆使进行了抢劫。
“其实他的本质不坏。”负责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纪岳峻回忆。为了更好地改造小林,宣判前,纪岳峻联合社区矫正部门和上海某实业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安排实业公司作为小林的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热心公益的公司老板非常愿意接纳小林:“谁能保证不犯错啊,改了就好,我会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高级技工!”如今,被判缓刑的小林在厂里和别的学员同吃同劳动,带教师傅对他视如己出,小林的笑容越来越多。
“这些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是专门为那些外来的失足少年而设立的特殊学校,可以教授他们一技之长,更指导他们重塑心灵。”朱妙说。早在2010年,上海高院便针对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相对突出的情况,与市司法局联手建立了六个市级“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这些培训基地为非沪籍未成年人提供技能培训、技能学习、劳动以及住宿场所。迄今为止,经过培训的未成年人中没有发现一人重新犯罪。
“重新犯罪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数据。”朱妙说。上海用了将近25年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法庭教育、合适成年人、回访帮教、心理干预等制度。2011年,上海高院又在原有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建立上海法院防控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网络的实施意见》,将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工作与未管所、社区矫正部门对接,建立了三级法院共同参与的跟踪回访工作网络。
朱妙打开办公电脑里的“上海法院少年法庭综合管理平台”,记者看到,在这个平台里,少年法官的跟踪回访对象不仅包括沪籍未成年人,还包括实际居住在上海的非沪籍未成年人;不仅包括在社区考察服刑的未成年人,还包括在未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少审法官必须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情况,每隔三个月或六个月对其进行回访,这种回访将一直延续到其25周岁。
在这一系列规范有效的措施下,目前上海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已经从最高值2008年的2141人减少到2013年的892人,沪籍未成年人则从2006年的955人减少到2013年的历史最低值153人,重新犯罪人数从2010年的130人降到了2013年的43人。
综合审判: 大步迈向“大少审”
2007年起上海全面试点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工作。抚养权、探望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教育机构责任纠纷等案件涌入少年法庭。案情的复杂、当事人诉求的多元化,对少年法庭提出了新的挑战。
“民事案件数量的上升非常迅速,7年间增长了4.6倍。”朱妙说。为了给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提供更为全面的司法保护,上海探索了社会观护、探望监督人、心理干预、困境儿童紧急救助等多项机制。据统计,2011年至2013年,社会观护员参与上海法院未成年人民事案件观护工作达148人次,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启动心理干预390余人次。
今年4月,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该院将涉及未成年人的离婚案件全部纳入了少年庭。
“我们此前做过一次调研,在少年庭审理的民事案件中挑选了600个离婚家庭进行分类比对,发现在这些案件中,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因父母离异有自虐倾向,甚至患上抑郁症。同时,我们又对庭里审理的刑事案件做了分析,发现近六成的未成年被告人来自单亲家庭、离异家庭。”杜鸣认为,“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有时候如果家庭不出问题,孩子也就不会走上歧路。在问题还没有出现之前就未雨绸缪,胜于用十倍的力气去亡羊补牢。”
周华和晓琳是一对年轻夫妇,育有一子。今年10月,两人的离婚诉讼来到闸北法院,在经过一系列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及法理解说后,两人对孩子的抚养费、探望方式作了明确约定,少年庭的一纸判决将这对夫妻离婚后可能发生的“后遗症”一揽子解决。
同时,为了保证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2007年至2013年,上海法院共审结涉及户口登记、房地产登记及要求公安、教育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未成年人行政案件45件。
“少年法庭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受过挫折、走过弯路的孩子重新找到力量、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独立、快乐的生活。”朱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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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步迈向“大少审”——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创设30周年纪实

我相信你有足够的能量,坦然面对曾经的自己并走出过去,重新拥抱这个世界。寒冬很长,但终究会等到春暖花开。收到法官写来的信,16岁的未成年刑事罪犯小建泪流满面,他发誓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在少年审判中,上海法院引入心理干预机制,对需要和愿意的涉案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进行心理疏导。

1984年10月,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创立。1984年至2013年,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波浪形上升、近年来持续下降的趋势,未成年罪犯占刑事罪犯总数的比例最高峰达11.10%,2013年回落至2.76%,犯罪得到有效控制;2007年至2013年,上海试点未成年人综合审判,民事案件从最初的一年576件攀升到2013年的2645件……

由于事关孩子,少年审判既具备法律之刚,也有教育之柔。1984年10月,上海长宁法院创设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30年来,上海法院不断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少年法庭之路。社会调查、法庭教育、回访帮教、心理干预、前科封存等一系列少年审判机制的建立,不仅洗刷失足少年身上的污点,也对他们进行心灵重构,使之早日回归社会。

这是今年11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少年法庭创设30年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一组数据,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30年间,上海用自己的用心和执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少年法庭之路。

社工介入挽救失足少年

组织机构:

孩子为何犯错?到底是家庭原因,还是本性使然?少年审判中,在开庭和判决之前,法官和社工就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上海聘请500余名社工担任社会观护员,开展有关未成年人成长背景的社会调查,参与案件调解,进行回访观护。同时,由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法官作为少年审判心理辅导员。

在“思辨”中不断完善

未成年被告人小磊从小父母离异,缺乏良好家庭教育环境。初中毕业后,他待业在家,终日无所事事。去年7月1日中午,小磊和同伙小浩持刀劫得一部手机。令他想不到的是,社工竟会出现在法庭上,与他和法官面对面交流。庭审中,社工就小磊的家庭环境、在社区的一贯表现以及在取保候审期间的悔改表现作了介绍和评定。法院据此一审判处小磊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随后法官和社工一同对他进行法庭教育。

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娃娃”长成一个三十而立的“年轻人”,少年法庭工作在上海的每一步发展都浸润了无数的实践、思考和探索。

澳门新葡萄京所有网站,这便是上海法院少年审判庭推出的社工介入少年审判机制,让法庭教育和社区矫正无缝连接,从而更好地挽救失足少年。在开庭之前,上海法院少年法庭会邀请社工进行社会调查并出具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失足原因和悔罪表现等作出客观、全面介绍,有利于法官了解未成年被告人,对那些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的青少年尽量从轻处罚。开庭时,社工会出庭,参与法庭教育。

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少年法庭,此后上海的其他基层法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各自的少年法庭,并迅速培养出了一支精干的少年刑事法官队伍。1999年,在综合考虑少年法庭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上海实行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指定管辖,由长宁、闵行、闸北、普陀4家法院的少年法庭对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集中指定管辖。

社工介入少年审判后,还对被判处缓刑的青少年进行帮教。以往这些青少年往往会在审判后的一段时间内无所适从,如今由社工无缝连接,跟踪帮教,有助于他们改过自新。小华被闵行区法院宣告缓刑后,跟随社工回到社区。此后,社工经常与他进行思想交流,安排他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等。小华在缓刑期间表现良好,后来还找到一份当快递员的工作。为防止少年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一些少年审判庭还组织社工走进监区,提前开展社区矫正。

2006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部署,上海开始试点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工作。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加,浦东、宝山、虹口法院也先后设立了少年法庭。2010年,上海高院率先在全国设立少年法庭指导处,现已撤处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上海高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朱妙透露,法官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会有意识地加强心理疏导,引导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成员正确认识问题症结,修复彼此感情,从而改进家庭教养方式,改善亲子关系,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至此,上海实现了少年法庭工作“1+2+7+10”的全覆盖模式,即高院审理未成年人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筹三级法院少年法庭的调研、检查、监督、指导和规范工作;两家中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工作;长宁等7家基层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集中审理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本区域民事、行政案件;其余10家基层法院设立专项合议庭,受理本区域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

目前,上海高院已在全市少年法庭全面建立心理干预机制,并从全市法院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法官中选聘了50人作为首批上海法院少年审判心理辅导员。过去两年间,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启动心理干预390余人次。

“少年法庭工作不可能单打独斗,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架构可以保证少年法庭工作的组织保障和持续发展。”上海高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朱妙对此深有感触。

防控犯罪打出组合拳

犯罪防控:

30年间,上海少年法庭共判处未成年罪犯33602人,其中非沪籍未成年居多。少年法庭没有简单一判了之,而是在判决之后积极开展帮教、回访。目前,上海高院已开发了对犯罪未成年人的跟踪回访库,对所有法院判决的未成年人进行跟踪回访教育,一直延续到其年满25周岁。

“组合拳”防范少年走歧途

家庭情况:父母离异。教养方式:父亲常年在外地,忽视型。行为状况:早恋。个性特征:叛逆。8月12日:庭前谈话。8月16日:与施某父亲谈话。9月6日:走访谈话。9月12日:电话联系。这是一位法官电脑上的记录单。为更好地防控犯罪,2011年,上海高院制定了《关于建立上海法院防控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网络的实施意见》,将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工作与未管所、社区矫正部门对接,建立了三级法院共同参与的跟踪回访工作网络。少年法官的跟踪回访对象不仅包括沪籍未成年人,还包括实际居住在上海的非沪籍未成年人;不仅包括在社区考察服刑的未成年人,还包括在未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少年法官必须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情况,每隔三个月或六个月对其进行回访。

来自安徽的小林是一名技术娴熟的数控车床技工,这位看上去自信满满的18岁男孩两年前受朋友的唆使进行了抢劫。

多年前,非沪籍的未成年罪犯占比超过80%,但由于他们在上海居无定所,不宜判处缓刑,但判处实刑和成年犯关在一起又容易交叉传染。早在2010年,上海高院便针对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相对突出的情况,与市司法局联手建立了六个市级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这些培训基地为非沪籍未成年人提供技能培训、技能学习、劳动以及住宿场所。迄今为止,经过培训的未成年人中没有发现一人重新犯罪。

“其实他的本质不坏。”负责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纪岳峻回忆。为了更好地改造小林,宣判前,纪岳峻联合社区矫正部门和上海某实业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安排实业公司作为小林的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热心公益的公司老板非常愿意接纳小林:“谁能保证不犯错啊,改了就好,我会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高级技工!”如今,被判缓刑的小林在厂里和别的学员同吃同劳动,带教师傅对他视如己出,小林的笑容越来越多。

为了让失足少年更好回归社会,上海还推进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目前上海的少年法庭已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青少年被告进行档案封存。在长宁区的操作细则中,除了刑事犯罪档案外,行政处罚档案乃至学籍档案,都会被封存。在一起案例中,16岁的少年小萧曾因黑客犯罪被判缓刑,但在前科封存之后,他不但能够继续上学,即便在学籍档案中,这段不光彩的记录也无人知晓。

“这些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是专门为那些外来的失足少年而设立的特殊学校,可以教授他们一技之长,更指导他们重塑心灵。”朱妙说。早在2010年,上海高院便针对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相对突出的情况,与市司法局联手建立了六个市级“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这些培训基地为非沪籍未成年人提供技能培训、技能学习、劳动以及住宿场所。迄今为止,经过培训的未成年人中没有发现一人重新犯罪。

上海高院副院长王秋良介绍,这些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已经从最高值2008年的2141人减少到2013年的892人,沪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则从2006年的955人减少到2013年的历史最低值153人,重新犯罪人数从2010年的历史高点130人降到了2013年的43人。

“重新犯罪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数据。”朱妙说。上海用了将近25年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法庭教育、合适成年人、回访帮教、心理干预等制度。2011年,上海高院又在原有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建立上海法院防控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网络的实施意见》,将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工作与未管所、社区矫正部门对接,建立了三级法院共同参与的跟踪回访工作网络。

从小庭迈向大少审

朱妙打开办公电脑里的“上海法院少年法庭综合管理平台”,记者看到,在这个平台里,少年法官的跟踪回访对象不仅包括沪籍未成年人,还包括实际居住在上海的非沪籍未成年人;不仅包括在社区考察服刑的未成年人,还包括在未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少审法官必须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情况,每隔三个月或六个月对其进行回访,这种回访将一直延续到其25周岁。

大少审,顾名思义,就是在涉少刑事审判的基础上,将涉少民事审判等案件都纳入少年审判的领域,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全方位保护,也被称为综合审判。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一些基层法院便开始尝试将少年庭的受案范围扩大,从刑事扩大到民事、行政案件。1997年,少年庭的受案范围恢复到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主。2007年起,综合审判再次被提起,上海开始在基层法院推出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的试点工作。2010年上海高院少年法庭指导处成立,少年综合审判工作在上海全面铺开。

在这一系列规范有效的措施下,目前上海非沪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已经从最高值2008年的2141人减少到2013年的892人,沪籍未成年人则从2006年的955人减少到2013年的历史最低值153人,重新犯罪人数从2010年的130人降到了2013年的43人。

少年庭常常因为庭小、案件少而被人称为小庭。闸北法院少年庭庭长杜鸣介绍,以前少年法庭的处理范围仅限于未成年人犯罪,其他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纠纷都是由民事、行政条线的审判庭来处理,职能和案源较为单一,一些案件的处理效果并不理想。2007年起,上海全面试点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工作,抚养权、探望权、生命权等案件涌入少年法庭,案情的复杂、当事人诉求的多元化,对少年法庭提出了新的挑战,法官们朝着孩子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不断探索。

综合审判:

杜鸣认为,成人世界的变轨、重组,常常会伤害到孩子。如果家庭不出问题,孩子也就不会走上歧路。在问题还没有出现之前就未雨绸缪,胜于用十倍的力气去亡羊补牢。于是,闸北法院少年庭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去年4月,该庭开始尝试性地受理共和新路街道的涉未成年人离婚案件,当年共计审结离婚案件80件。今年4月,闸北法院正式将全区涉未成年人离婚案件归入少年庭。

大步迈向“大少审”

目前,上海少年法庭工作的组织机构已经实现1+2+7+10的全覆盖,即高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审理未成年人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筹三级法院少年法庭的调研、检查、监督、指导和规范工作;两家中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工作;长宁区法院等7家基层法院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集中审理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本区域民事、行政案件;其余10家基层法院设立专项合议庭,受理本区域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

2007年起上海全面试点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工作。抚养权、探望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教育机构责任纠纷等案件涌入少年法庭。案情的复杂、当事人诉求的多元化,对少年法庭提出了新的挑战。

“民事案件数量的上升非常迅速,7年间增长了4.6倍。”朱妙说。为了给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提供更为全面的司法保护,上海探索了社会观护、探望监督人、心理干预、困境儿童紧急救助等多项机制。据统计,2011年至2013年,社会观护员参与上海法院未成年人民事案件观护工作达148人次,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启动心理干预390余人次。

今年4月,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该院将涉及未成年人的离婚案件全部纳入了少年庭。

“我们此前做过一次调研,在少年庭审理的民事案件中挑选了600个离婚家庭进行分类比对,发现在这些案件中,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因父母离异有自虐倾向,甚至患上抑郁症。同时,我们又对庭里审理的刑事案件做了分析,发现近六成的未成年被告人来自单亲家庭、离异家庭。”杜鸣认为,“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有时候如果家庭不出问题,孩子也就不会走上歧路。在问题还没有出现之前就未雨绸缪,胜于用十倍的力气去亡羊补牢。”

周华和晓琳是一对年轻夫妇,育有一子。今年10月,两人的离婚诉讼来到闸北法院,在经过一系列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及法理解说后,两人对孩子的抚养费、探望方式作了明确约定,少年庭的一纸判决将这对夫妻离婚后可能发生的“后遗症”一揽子解决。

同时,为了保证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2007年至2013年,上海法院共审结涉及户口登记、房地产登记及要求公安、教育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未成年人行政案件45件。

“少年法庭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受过挫折、走过弯路的孩子重新找到力量、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独立、快乐的生活。”朱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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