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智慧与难题的较量——北京一中院执行机制改革创新纪实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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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大雨将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西中法庭里,一场执行和解签约仪式正在进行。
在承办法官白晓飞的主持下,被执行方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以3辆汽车6年的使用权作为抵押,折抵了全案77万元的债务。看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白晓飞松了一口气。
“以车辆使用权折抵执行债务”,这不是北京一中院第一次创新执行方式。如何通过执行方式的改革提高执行质效,同时确保财产最大限度的保值增值,北京一中院院长吴在存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要大胆创新执行方式,创新本身的基本价值追求就是最大限度维护各方权益人的利益。”吴在存说。
机构设置与团队建设:分权+专业
办公室里,北京一中院执行局局长吴小成理了理办公桌,将两份文件拿在手上。《执行案件重大事项办理规则》《执行文书的法律适用与事项审核》,两份文件从去年10月开始试行。
去年10月开始,北京一中院执行局更忙了。
在那一个月前,北京一中院执行局法官完成入额,随之而来的是新形势对执行工作的挑战。重重压力之下,吴小成口中这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对改革创新的探索一直未曾止步。
北京一中院执行局分为三个执行庭,一庭管实施,负责实施案件的办理;二庭管审查,负责裁决案件的办理;三庭主管理,负责服务和监督,不办具体案件。早在执行局建立之初,三个庭职能划分便有了雏形,近年来专门强化了三庭的监管职能。
“执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要符合执行的特点和规律。”审执分离、裁执分离,这在吴在存眼里是完善执行工作的前提。执行实施权、审查权、监督权三权分立,既相互制约又形成合力,充分保障执行工作的规范高效、廉洁公正。
执行局外部,一套立审执衔接的工作机制也在形成并完善。为了从源头上形成解决执行难的合力,北京一中院加强了“立审执”三部门的有效衔接。立案时第一时间作出保全裁定,并交给执行实施部门实施,把执行行为前移到与立案同步。财产控制住了,双方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北京一中院是“老院”,陈年旧案比较多。1991年吴小成刚刚参加工作,那时北京一中院还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多年来,有些案子结了,但事情还没了。对这类终本案件进行动态管理,职能同样给了执行三庭。平时,庭长带队对终本案件依职权进行财产调查,一旦核实发现财产,有时不等当事人提出申请便恢复执行。
一边是陈年老案,另一边是新收现案不断涌来。如何合理利用现有的人员和资源来面对案多人少的新局面?
2016年年底,一份名为《执行体制改革与执行团队配置模式研究》的调研报告出炉。在报告执笔人执行一庭副庭长林骁看来,解决执行难从法院内部来讲是解决案和人的问题,而这些都要依靠机制创新。
为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执行工作的整体效能,北京一中院区分了执行裁判和执行实施两种团队人员配备模式。执行裁判庭参照审判庭的人员配备。
执行实施团队又分金钱债权团队、财产行为团队、清理积案团队和一个保全组,不同的案子由专门类型的执行团队办理。团队专业化,这是北京一中院团队建设的根基。
每个执行实施团队内部都有明确分工,权责明晰。
吴小成拿起《执行案件重大事项办理规则》,翻到办理执行案件权责清单,上面清楚写明了包括分管副院长、执行局局长、庭长、法官、执行员、书记员和法警在内的各个岗位的权利和职责——执行法官的权责最多,有69项。
执行方式与执行理念:创新+善意
长久以来,北京一中院法官似乎已经对创新执行方式达成了一种共识,面对每一个棘手的案子,都会多琢磨、多研究,用更多新办法来解决老问题。
白晓飞这次碰上的案子,被执行人的财产中只有3辆车可供执行。如果对车辆进行评估拍卖,不仅耗时长,而且财产贬损可能性大。在白晓飞发愁时,朋友介绍的手机租车软件启发了他——借鉴租车模式,通过转让车辆的使用权把案子妥善执行。
以往通过查冻扣的方式控制住被执行方的财产,但如果执行环节中没有配套相应的财产保值增值机制,就会出现财产贬损。
“执行方式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要盘活这个资产,确保执行标的物不产生贬损的后果,尽可能地保值增值。”吴在存说。
“感谢法院,用这种创新的方法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和解协议签约现场,申请执行方代理人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大鹏为法院工作点赞。
其实,北京一中院正在完善并推广的执行方式还有很多。今年3月份,已经在执行局工作了16年的执行法官李晓芳在另一个案子上打开了新的执行思路。
科氏公司与叶氏公司合资合作建房一案,终审判决判令叶氏公司向科氏公司交回科氏产业园的若干商业房屋。而早在判决前,被执行方已把应交回房屋委托给某物业公司,租户们以他们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有效为由,坚决不腾房,法院执行陷入困难。
“民事上有排除妨碍,物业公司妨碍法院收回,我们可以以此为依据排除这个妨碍。”合议庭讨论出的这个想法让李晓芳茅塞顿开。按照这个思路她与团队明确了引入中立第三方物业公司接受托管的方案,并获得了双方当事人的接受。
第三方物业公司对原有租户进行托管,收取的租金暂存到法院账上,等案子的法律关系全都确认完毕后再解决租金的归属权。李晓芳欣慰地发现,这起自2013年2月份就开始执行的案子朝着圆满执结更近了一步。
“创新执行方式才是实现案结事了的唯一出路。”她感慨道。
“创新”二字在执行法官宫亮那里,却是用脚底磨出来的。为了妥善办好一个执行案子,住建委、规土委、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他来回跑了十多次。
去年10月17日,宫亮接手康氏公司一案,标的额为7亿元。被执行方康氏公司名下有一座20层大厦,进入执行程序后,宫亮查封了这座大厦。
眼看着价值20个亿的大厦被查封,康氏公司急了,希望法院能够分层查封,但整个大厦只有一个房产证。
11月11日,宫亮带领团队来到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办事大厅,为办理多个房产证而解封大厦。解封、制证、缴费、纳税……直到夜里12点多,康氏公司如愿以偿拿到了24个房产证。几天后,宫亮对案件标的范围内的楼层进行了重新查封。康氏公司可以对其它未查封楼层进行正常经营,合法权益受到了保护。
“公正、善意、文明”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执行理念,北京一中院一直以此为指引开展执行创新。
“要千方百计地实现申请人胜诉权益,竭尽所能避免被执行人遭受不必要损失。”说到“竭尽所能”时,执行一庭庭长佟海东加重了语气。
节点管控与信息公开:高效+便民
“多做一些解释,多做一些工作,多跑一些路。”佟海东认为,解决执行难还是要落脚到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满意度上,提高满意度法官必须主动作为,加快案子的处理。
为了提升效率,北京一中院执行一庭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并出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一庭案件执行工作流程管理细则》,对包括民商事保全及仲裁保全执行案,普通民商事及知识产权案件、仲裁案件、公证文书执行案件,刑事执行案件,执行恢复案件等在内四大类型案件的执行流程及时间节点做出明确规定。
“执行人员接手保全案件后,应当1日内完成审查。”“已经查封的房产、车辆、股权,符合评估条件的应当10个工作日内移送评估。”执行法官郭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折成四折的对开白纸,上面画着执行过程中136个关键节点的流程图。这是他依据管理细则自制的工作“宝典”。
“分工是为了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但绝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北京一中院副院长马来客说。
为此,该院以执行案件的基本特点和法定流程为依据,在各分工部门内部形成了有效的节点管控。这一做法,不仅可以实现执行工作的专业化、流水化,也可以确保执行人员提升执行效率,集中办案。
效率提高了,当事人对法院的满意度更高了。执行法官徐超一大早就收到上一个案子当事人送来的锦旗。申请执行人娄成美没想到自己的案子会如此快速顺利地执结。
“相当敬业,相当高效。”他对法院和法官的工作赞不绝口。
7月6日,听完北京一中院执行工作情况新闻通报会,北京市人大代表齐清表示:“法院执行工作体谅当事人的处境,情、理、法兼顾,真正能够促进司法公正,从源头上彻底解决执行难。”
为了进一步提升当事人满意度,北京一中院加大了信息公开的力度,及时向当事人推送各个环节、各个节点的执行信息,使当事人了解案件执行进展情况。他们通过网络平台、12368语音服务平台等方式,加强与当事人的互动沟通,还建立当事人评价执行人员和执行工作的意见收集、分析制度。
这些措施的成效最直接地体现在执行信访工作中。每个月有两个星期五是该院执行局的接待日:上午由执行局领导接待当事人,下午由各个案件的承办法官答疑解惑。此外,一中院还设有专职的廉政监督员负责执行信访工作。
坐在服务大厅里,吴小成发现,近两年的执行信访越来越少了,即使有一些信访,针对的也只是陈年老案。绝大多数当事人都对该院执行工作表示认可。
作为廉政监督员,张东立的感受更为强烈。过去执行局领导天天提心吊胆,不是担心案子出问题就是担心人出问题,“现在院领导对执行工作是放心的,唯一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去创新,去创造全国法院可以复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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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亥没有想到,自己代理起诉的案件这么快就能解决。

姚某诉马某婚约财产一案,从立案、诉讼保全到调解结案仅20天,图为马某代理人将案款交给姚某代理人。

2019年9月20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胡宗亥作为嵩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人,与被告方、第三人三方同时给北京一中院送上锦旗。

为公平、公正、高效地化解矛盾,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法院创新方法举措,打出改革“组合拳”,成立三个速裁庭,通过“案件繁简分流转化”+“立案、审判、执行融合”+“全程用足用活财产保全”,实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

一个月前,嵩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某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海南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因借贷纠纷,诉至北京一中院。短短一个月后,案件就得以调解结案。

澳门新葡萄京所有网站 ,“不务正业”的立案大厅

企业打官司,最看重的就是方便快捷。胡宗亥常驻广东,第三方公司及其代理人均在海南,只有被告在北京。“只跑了一次,一次就调解成功,之前的沟通都在线上。”胡宗亥对此次诉讼体验十分满意。

走进兰考县人民法院,人们会发现,这里的“立案大厅”和其他法院有明显不同。

和胡宗亥一样,大部分来法院打官司的企业最关心的就是方便快捷。对于北京一中院来说,如何优化审判全流程,让企业能够最快及最大限度通过法治途径解决纠纷,是这几年来的工作焦点。

说是“立案大厅”,这里承担的职责不只是立案这么简单。当事人来这里打官司,递交诉状后,不是回家等待开庭通知,而是“速裁庭”的员额法官前来询问案情。

化零为整,建立“立审执破”一体化工作格局,是北京一中院探索的核心思路。经过两年多来对审判全流程一体化的探索和完善,已形成前中末端一体、前后衔接呼应的审判体系,各项机制措施让矛盾解决端口前移,真正实现审判质效提高,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大厅众多窗口中,特别设立了保险公司窗口。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用最便捷的程序办理财产保全担保。当事人立案前,就可以办理财产保全手续。

前端:立保调对接、立审执衔接,从源头化解诉讼执行难题

紧接着,员额法官当即对申请保全的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作出保全裁定,保全完财产后,法官很快就会通知被告前来调解。

今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相较前一年又提升了15位,升至全球第31位,中国速度再次受到瞩目。

调解成功的,自动履行率自然就会比较高。对于当事人不履行的,就进入了执行程序,这里的执行和大多数法院又有不同。

“中国为改善中小企业的国内营商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保持了积极的改革步伐,在多项营商环境指标上取得了令人赞许的进步。”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如是评价。

案件在执行时,当事人会发现,参与执行的仍是此前办案的法官,审理承办人自己办的案件,难点在哪儿,自己最清楚,也最尽心,执行效率和成功率也就更高。

从前年的第78位,到去年的第46位,中国已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其中与司法制度和法院工作密切相关的“执行合同”及“办理破产”两项重要指标,因分别排名世界第5位和第1位备受关注。

这样,绝大多数民商事案件不用进入诉讼,纠纷在诉前得以解决,不仅节省了司法资源,也解决了当事人的诉累。

“事实上,‘立审执破’审判全流程是一个整体,虽然各个环节各有分工,但每个环节间是相互衔接、相互影响的。”北京一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吴在存一直在思考,想要提高效率,就要将这一目标贯穿审判全流程。

当事人打官司像进了“迷宫”

进入诉讼程序后,固定的审判流程基本将时间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将大量矛盾化解在诉前,为中、末端审判执行抢出时间,成为北京一中院的切入口。

当事人到法院诉讼,并不是为了拿到一纸判决,而是为了实实在在化解矛盾。

立保调对接、立审执衔接,是北京一中院提高审判效率的一剂“良方”。

但现实中,两大问题长期困扰着当事人和法院:

一直以来,诉前财产保全就是一种对调解、审判、执行全过程都起到促进作用的行之有效的手段。

一是案件办理流程过长,一个案件从立案到审结,长达数月之久,甚至超过审限;二是案件胜诉却得不到执行,被执行人财产难寻难控,要么是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恶意规避执行,要么是财产查询不到。

“诉前保全通过查、扣、冻等手段,就相当于管住了被告的钱袋子,在各个后续诉讼程序中,被告一方都会更加配合。”北京一中院立案庭副庭长张寒松说道。

案件办理周期长,有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原因,亦有司法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原因。

过去,为了保证诉讼保全的稳妥性,申请人需要就其标的额提供全额担保,这对于许多中小企业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数目。与之相适应,市场上出现了担保公司,收取1%到5%的服务费来提供担保。

目前普遍的机制环境下,案件在立案后,当事人就像进入“迷宫”,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案件往哪儿走。

“在最高人民法院调整一审民商事案件管辖标准之前,北京一中院管辖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基本为1亿至5亿元,按照担保公司的收费比率,对于当事人而言仍然是比较大的经济负担。”张寒松说。

登记立案之后,“回去吧”“等通知”成为当事人听到最多的两句话。如果再加上答辩期、举证期的一个多月,当事人仅从立案到开庭就已经经历了近2个月的时间。

对此,北京一中院主动出击,引入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机制,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财产保全+保险”业务,服务费只需要千分之一至三不等。

而在基层,绝大多数的民商事案件是家庭婚姻、交通事故、民间借贷、邻里关系、工伤损害等纠纷,事实清楚、争议不大,法律关系简单。

“在法院备案的保险公司,可即时出裁定,如果是未备案的,经法院审核后,只要保全材料齐备,当天即可作出保全裁定并进行保全实施。”张寒松介绍。

有人形象地比喻:这就像得了感冒,本来在门诊上开点药就可以,但医生非要把CT、B超轮流做一遍,原本几十块钱能治好的小病,却要住院十来天,花费数千元。

“财产保全+保险”机制的引入,大大节省了当事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2017年至今年上半年,北京一中院共裁定保全案件371件,保全标的额超过267亿元。

案件审结也并非终点,破解执行难是更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同时,北京一中院不断健全完善多元调解与诉非衔接机制。

长期以来,法院立案、审判、执行三者并未有效衔接,负责审判的法官在审理时对案件执行的可能性缺少考量,导致一部分执行不能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有的认为执行就是执行局的事情,片面强调执行难,将审判庭的法官转入到执行局,这样不仅影响审判工作的正常进行,而且并未真正实现矛盾的有效化解,并非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

今年2月28日,北京一中院与市工商联签署全市法院首份促进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合作协议,成立北京首家民营企业产权保护调解室。半个月后,一起2200余万元的商事合同纠纷成功化解,用时仅7天。

案件繁简分流转化

此外,北京一中院还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等多家专业调解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2019年1月4日,兰考法院的三个速裁庭“开张”了。

“引入市场化、专业化力量参与商事调解工作,能够有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高效妥善化解商事纠纷,有助于营造诚信和谐的商业关系。”北京一中院民四庭庭长张家华介绍道。

为了从源头上化解矛盾,有效提升审判质效,兰考法院启动改革创新“组合拳”,通过“案件繁简分流转化”+“立案、审判、执行融合”+“全程用足用活财产保全”,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2018年以来,北京一中院多元调解导出率达45%,标的额超过50亿元。

成立速裁庭,正是兰考法院改革创新“组合拳”的缩影和窗口。

中端:统一裁判规则,形成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营商环境

当事人登记立案后,案件即分到速裁庭,原告收到的不是“回去等通知吧”,而是被“留”在法院,有法官前来对案件进行详细了解,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把脉”案件的难易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繁简分流。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法治和营商环境的关系。

不同大小的螺丝钉,要用不同型号的扳手去拧。针对难易程度不同的矛盾,速裁庭也采用不同的方法。

当遇到矛盾纠纷,能够有管用好用、稳定可预期的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企业也会对市场更加充满信心。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人民法院需承担和发挥重要作用。

适用简易程序的,由速裁庭简化审理;对于相对复杂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交由专业化审判团队审理,做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繁简分流直接带来了审判质效的提高。

司法改革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机制将权力下放到合议庭。

与此同时,承办法官制作原告诉前笔录,把“简单”案件的证据固定下来,抓住第一次、第一手的“最佳时机”,严防当事人在事后混淆是非,增加案外因素“和稀泥”,导致简单案件“复杂化”。

“由于案件类型多、数量大,为防止生效裁判法律适用上出现冲突,统一类案裁判尺度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北京一中院研究室副主任高春乾介绍道。

当然,对于有特殊情况需要快速办理结案的案件,则会特事特办,随即通知被告调解,两三天就能办结履行。

统一裁判规则,实现类案同判,推动形成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规则,成为北京一中院的重要抓手。

为了促进案件繁简分流的有效开展,兰考法院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予支持。本院为三个速裁庭配置了36名人员,其中员额法官6人,70%以上的民商事案件在这里办结,矛盾也在这里得以化解。

今年7月,北京一中院制定出台《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强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从识别发现、评议讨论、规范约束、监督管理和配套保障五大方面,对审判全流程的法律统一适用进行规范。

立审执融合联动

同时,为健全完善裁判规则体系,通过审判实践,北京一中院牵头制定了全市法院规范性文件《民间借贷纠纷办理规范》《股权转让纠纷办案规范》《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办理规范》等,完善裁判标准。

审理一个案件,是要化解一个矛盾,而不是签发一份判决书。而化解矛盾,解决执行难,只靠执行局单打独斗很难成功,立案、审判、执行必须形成一体,融合发力。

为进一步提高审判质效,北京一中院从2014年开始建立了精品案例评选制度。

兰考法院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民事审判工作模式,将立案、审判、执行联动,当事人立案后,案件就“跟着”速裁庭的承办法官,全程承担调解、审判、执行任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疑问,当事人都知道找谁咨询。

“每年9月、10月两个月,由各审判部门骨干、外聘专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专家学者经过两轮评选,选出50篇左右的精品案例,加强案例指导工作。”高春乾所说的精品案例,被汇编为《裁判方法和法律适用案例精选》,一年一本,如今已有300余篇案例。

对三个速裁庭的法官来说,指导目标就是把民商事案件尽量化解在速裁庭,前一个环节能解决的矛盾,就不流向后一个环节,就像流畅的血管一样,不能在中间出现堵塞。

一系列规范文件的出台,让统一裁判尺度工作扎实落地。与此同时,北京一中院在审判机制探索上也未止步。

一个更为直观的效果是,从立案开始,案件承办人就带着“执行思维”,打破了以往解决执行问题的传统思维,矛盾化解既有效又高效。

护资营商审判团队、融资借贷审判团队、市场化破产审判团队……一个个特色审判团队的组建,让涉营商环境审判更加专业化、精细化。

与之相配套的员额法官考核指标也相应改变。当庭清结率、自动履行率被纳入考核,审判法官更注重当庭清结,自动履行工作,采取多种方式督促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

“设立特色审判团队,一方面是将一审疑难复杂案件划分给不同类别的审判团队,实现审判专业化;另一方面,加强经验总结、学术研究,有助于培养审判业务专家。”北京一中院民三庭副庭长陈实介绍道。

随之而来的,是当事人满意度的提高、信访量的减少。根据测评,兰考法院的当事人满意度排名全市第一,信访量全市最少,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

针对民间融资不规范等问题,各审判团队将过去审判案件系统化梳理,发布《民间借贷案件审判白皮书》《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等成果。

用足用活财产保全

末端:执破有序衔接,全方位助力危困企业重生

在兰考法院化解矛盾的这套创新“组合拳”里,核心和抓手则是财产保全。办案没有保全,就像老虎没有了牙齿、战士没有了利刃。

执行是审判流程的最后一环。生效法律文书的兑现,是司法权威的直接体现,也是公平正义实现的最后一公里。

兰考法院把财产保全贯穿立案、审理、执行全过程,同步实现了立审执的无缝对接。

今年5月22日,北京一中院制定出台《关于多措并举构建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10大机制、6项保障、96项系统化工作举措,为执行工作提供规范和保障。

首先,在立案阶段,当事人在诉讼服务大厅立案后,承办人就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同意财产保全。对于有给付义务的民商事案件,可以当即办理保全手续。

“涉营商环境案件不能简单执行。执行难度在于如何平衡协调好执行效率、执行强制性与善意执行、最佳执行效果之间的关系。”北京一中院执行一庭庭长高卫对此深有感触。

对不愿进行保全的,建议当事人进行保全;对经查控找不出财产的,向当事人进行解释,让当事人有个合理预期,充分了解被告的财产情况,可以等被告有财产再来起诉;对坚持要求起诉的,做好坚持起诉的风险告知工作。如果案件走到执行环节,法院才解释“执行不能”,当事人势必难以接受,认为法院在“甩锅”,而在立案时宣传解释“执行不能”,当事人往往能够理解。这也扭转了现在执行局单独宣传执行不能,当事人不信服的局面。

实践中,有的被执行企业出现暂时性经营困难,现有资产不足以清偿申请人债权,如果强行对企业资产进行执行,不仅不能全额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清偿,反而有可能造成被执行企业破产。

其次,在审理阶段,审判法官有了定分止争和案结事了的思维,持续关注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发现财产线索的,可以及时保全,有效减少生效裁判案件转为执行案件的可能。

对此,北京一中院探索主动积极的执行方式,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制定资产重组计划,创新资产重组方式,盘活资产市场价值,最大限度地兑现各方当事人的权益。

最后,在执行阶段,对执行工作进行扁平化管理,突出审判与执行的相互促进及执行对瑕疵裁判的纠偏作用。

“涉营商环境案件的执行不仅要追求速度、力度,更要把握好适度原则。”高卫认为,要通过不断创新执行方式,真正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立案后的头一个月,是化解矛盾的“黄金时期”,因此,财产保全贵在一个“快”字。

为促进首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淘汰落后产能,今年1月30日,在北京一中院原有的清算与破产案件专业审判庭基础上,北京破产法庭揭牌成立。

承办人在第一次见到被告后,便摸清被告的财产状况,掌握好这一最佳时机,固定第一手财产证据,防止财产恶意转移。在保全后如果再进行转移财产,则涉嫌刑事犯罪,给其施加的压力更大。

10月2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从11月1日起,全市区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公司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相应的衍生诉讼案件以及跨境破产案件将由北京破产法庭集中管辖。北京成为首个对全市破产案件进行集中管辖的直辖市。

值得一提的是,兰考法院灵活运用财产保全措施,破解未登记财产多、财产难寻等难题。

据统计,北京一中院专业破产审判庭成立以来,截至今年9月底,破产案件收、结案总数分别为175件和143件,申报债权数额达97亿元,确认债权60亿元,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4亿元,处置财产4854万元。

一方面,针对本地特点,深入实地查寻,对大型农机具、运输车辆等生产生活资料采取“活封”,做到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还能同时形成社会舆论的压力。如申请人兰考某汽车维修部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肖某案,经线上查控未果,承办人及时实地查封肖某家中梧桐树和电动三轮车,看到连树上都贴了封条,迫于法律和社会压力,两天后肖某就主动要求调解结案。

除了需审理破产案件,实现市场主体依法退市,北京破产法庭还对接了北京市各个法院,负责执行审查中启动执转破程序案件的后续工作。

另一方面,依法扩大查控范围,防止当事人诉讼过程中提前转移财产,如转移至亲朋好友和无财产能力的家庭成员名下。

“执破衔接的意义还在于将执行案件中执行不能的‘呆账、坏账’通过破产程序,让企业有序退出市场,有效化解执行积案,同时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北京破产法庭庭长郑伟华介绍道。

2019年上半年,兰考法院立案有给付内容的案件1710件,保全
1150件,保全到位标的金额21662万元,未进入执行程序即主动履行的案件占18.6%。

此外,北京破产法庭还充分发挥破产重整救助困境企业的特殊优势,适用快速重整机制促进危困民营企业再建重生。

2018年8月,万瑞飞鸿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因资金问题面临破产。北京破产法庭受理该案后,通过公开招募投资人,为企业引入1.8亿元资金,1900万元职工债权得到一次性全额清偿,企业多项专利技术得到及时保护。

“现实中有许多民营企业因为资金周转不开或资金链断裂导致濒临破产,破产法庭通过重整程序,以最快速度挽救困境企业,避免其核心资产失去价值。”郑伟华介绍。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资金和人才的“金字招牌”,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制胜法宝。北京一中院通过对“立审执破”一体化机制的探索和实践,让法治化营商环境成为企业发展的“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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