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效率主题
破解人案矛盾——湖南长沙县法院“三分式”审理模式改革工作调查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7-11-02
09:10:02字号:小大打印本页让正义永不迟延,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的指示精神,坚持落实顶层设计和发挥基层探索相结合,苦练内功,向改革要生产力,从2013年开始,推出取名为“三分式”审理模式的审理方式改革,以原有的财政预算、人员编制、硬件配置成功缓解案多人少难题。2016年该院结案率达91.19%,发改率降至1.61%,所有庭室结案率均达90%以上,一线法官人均办案数较4年前增加54%。今年3月,该院司法责任制改革启动仅一个月就全部落实到位,过渡衔接有序,工作有条不紊,全方位释放出了司法改革的“生产力”。
一家基层法院是如何通过不违法、零成本、无阵痛的内生式改革取得司法公正、效率“双提升”,群众、法官“双满意”,理论界、实务界“双认可”成效的?就此,记者走进了长沙县法院。
“三分式”审理模式突出庭审
“我都是快退休的人了,真没想到自己能成办案冠军,得益于我院新的‘三分式’审理模式。”民一庭法官陶湘浪对新的改革模式津津乐道。他今年已经57岁了,是长沙县法院年龄最大的入额法官,但他却连续两年蝉联办案冠军,办案激情与办案水平同步攀升。“都江堰没有大坝,不拒绝上游来水,采取合理分流,科学疏导的纯自然方法,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水患,‘三分式’审理模式就是基于都江堰无坝引水这个理念。‘三分式’不是案件审理结果,是庭前准备过程,目的是实现庭审中心主义,突出庭审制高点。”该院院长何文哲如是说。通过4年时间的努力,该院形成了案件“繁简分流、事实分流、争点分流”的“三分式”审理模式,实现既定的“案件繁简分流、庭前求同存异、庭审定分止争”三大分解目标,实现了都江堰式的“无坝引水、自然分流”。
该院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充分尊重、认同和把握住诉讼程序的特性,大念“分”字诀,梳理案件审理流程节点,建立了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综合配套改革。一分:繁简分流,对接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积极为县委成立的社会矛盾调解中心、ADR纠纷解决中心提供业务指导,力争纠纷诉前解决;建立“速裁”便捷通道、设立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快捷处理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和对事实没有争议、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案件;科学筛选受理案件,将有无法律问题作为区分简单案件和复杂案件的重要标准;繁简分流后,仅约20%的案件进入普通程序审理。二分:事实分流,在庭前准备阶段,由法官助理召集当事人召开庭前会议,对诉辩主张“求同存异”,固定当事人无争议事实,归纳整理有争议的事实,对无争议事实不再进行举证质证,从审理事务中分流出来,有争议事实成为案件审理重点。三分:争点分流,庭前会议阶段固定有争议事实后,围绕有争议的事实组织当事人就涉及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再将争议事实析分为若干争议焦点,庭审紧紧围绕争议焦点展开。“三分式”审理模式通过逐级分流的方式将无须诉讼案件、没有争议案件、简单案件、无争议事实、争议焦点等案件审判元素通过庭前准备程序从案件审理流程中层层剥离出来,充分发挥了多元化解程序、庭前准备程序、庭审程序等不同程序解决纠纷的价值。优化后的诉讼流程使案件审理能够做到庭前准备繁简分流、庭审聚集繁简分类。
所谓大道至简,把最简单的套路打出最有威力的效果,“三分式”审理模式就是通过拆分、改造、组合案件审理各要素达到繁简分流的效果。该院副院长文军伟介绍,2016年该院首次实现了“收结案数均破万件、结案率超过90%、存案低于前一年度”目标,存案“滚雪球”式增长局面得到了有效遏制;民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审理周期缩短至61.6天,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限内结案率达100%,息诉率提升到91.59%,同比上升1.64%,发改率降至1.61%,同比下降58.18%,调撤率稳定在50%以上,各项绩效考评数据也持续向好。
庭前会议固定争议
“对庭前会议上固定的无争议事实本庭予以确认,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下面由双方当事人围绕有争议的事实进行举证质证……”这是改革后,该院法官开庭时必说的一句话。该院规定除公告送达外的所有民事案件,均须由法官助理主持召开庭前会议,通过在案件事实上的求同存异,为庭审实质化及当庭宣判构筑基础。记者发现,该院的庭前会议有四大特色:一是范围广,只要当事人到会的案件都要求召开庭前会议;二是无须行使裁判权,会议建立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基础上进行,主要是听取当事人意见并从中归纳总结争议焦点;三是召开完庭前会议的案件,实行一次开庭即当庭宣判制度;四是会议主持人为通过了司法考试的法官助理。
该院的庭前会议旨在分流以往庭审中的程序性工作,明确案件的基本事实与庭审重点,有效防止证据突袭,减少二次开庭。庭前会议定于举证期间届满后、开庭前一到两个小时之间召开,内容包括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回避等程序性事项、明确诉辩意见、固定无争议事实、归纳争议焦点、调解等多项工作。庭前会议召开后,可根据会议成果对案件进行处理,调解的由法官确认,达到适宜裁判标准的及时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事实仍有待查实的可再次召开庭前会议。为确保庭前会议召开的效果,加强庭前会议标准化建设,该院设计了庭前会议笔录、工作进程管理表、庭审笔录,归纳整理了十三类常见案件审理要点帮助固定无争议事实及归纳争议焦点。
因为召开了庭前会议,以往开庭之后由法官告知的诉讼权利义务,包括回避申请均在庭前已经完成,法官将审理的重点集中在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上,大大增强了庭审针对性,“庭审走过场”的现象彻底消除。2016年,该院平均庭审时间仅45分钟,较以往缩短了近2/3,法官甚至可半天开3至4个庭,全院当庭宣判率达到76.16%,当庭宣判案件的上诉比率仅为4.8%。从今年开始,该院进一步将庭前会议推广到刑事和行政案件。经常到该院代理案件的蒋鑫婷律师对记者说:“长沙县法院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和指挥能力都非常的强,我们参加庭审都觉得非常轻松;当庭宣判也能够彰显权威,体现法官司法决断的勇气和能力。”与此同时,由法官助理分担庭前准备工作,既减轻了法官的工作负担也给予了年轻的法学人才锻炼的机会,为法律职业群体培养了新生力量。
“分论式”裁判文书强化说理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该院紧紧抓住了这一司法规律,遵循案件审理分为事实审和法律审的原则,于2013年开始大胆创新推出了“分论式”裁判文书,将有争议事实和无争议事实分叙、事实审和法律审分论。
记者发现,“分论式”裁判文书与众不同、结构清晰,文书中间有小标题,
简易程序案件有“查明的事实”“判决的理由和结果”两个小标题,普通程序案件有“查明的事实”“法律适用争议”“判决的理由和结果”三个小标题,标题的特别标识并突出使用,让人看后一目了然“分论”的内容。新的文书式样在内容篇幅、说理详尽上也各有不同:“诉辩要点”高度概括;“查明的事实”区分为有、无争议事实“分而论之”,无争议的事实简单概括、直接确认,有争议的事实逐一分析、详述认定依据;“判决的理由和结果”侧重于释法说理;文书整体形成了无争议的事实不必说理、争议小的事实简洁说理、争议大的事实充分详尽说理的说理新格局,读下来简明易懂,不像以前证据简单罗列、事实机械堆积。
“分论式裁判文书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文书样式的改革,他已经让法官的司法逻辑思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院最年轻的入额法官、民二庭副庭长黄彪颇有感触,“改革后,裁判文书的核心内容是在于对争议焦点的阐述,要写出这样的文书必然要求整个诉讼活动都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法官的工作也必须放在寻求争点、归纳争点、裁判争点上,思维方式的转变不断倒逼法官提高司法判断能力、庭审驾驭能力、文书说理能力。”
持续跟踪问效也是该院在改革过程所坚持的原则,为检验文书改革后的效率和效果问题,该院曾随机抽取改革前后裁判文书各500份进行对比调研,改革前52%的文书为7至10页,而改革后78%的文书为1至6页;改革前文书判决说理部分约占篇幅的24%左右,而改革后判决文书说理部分占篇幅的48%以上;从对比数据上看,该院的“分论式”裁判文书瘦下来的是以往文书中的“赘肉”,裁判结果形成过程的说理“精华”部分明显增强。该院法官向记者反映,现在的文书制作效率提升两倍,部分当事人在庭审后30分钟即可领到裁判文书,长期加晚班写判决书的工作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社会公众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改革后文书满意率高达98%,普遍反映“分论式”裁判文书看得明、读得懂。
知行合一提高公信
法院办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样子。”长沙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钟钢到该院进行体验式调研后曾这样评价改革后的“三分式”审理模式。“改革后,法院审判工作效率高、进度快,充分考虑当事人双方的切身利益,我为他们的工作点赞。”律师刘佳有切身体会。“案子从起诉到宣判,仅用了18天,而开庭则仅仅只用时35分钟,这一切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没想到原来以为开庭后还要来法院两三趟的案子50分钟后就拿到了判决书。”一起假酒侵权案的原告段某这样评价。
对于这场坚持了4年的自我改革,何文哲很有感触:“基层法院是一块责任田,也是一块实验田。4年来,我们摸索出的这种‘三分式’审理模式是一种以繁简分流为核心的、高效运转的综合配套模式。破解案多人少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司法改革,唯有通过司法改革,向改革要生产力,才有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据记者了解,该院在搭建“三分式”审理模式、裁判文书改革、庭前会议制度、法官助理制度等改革项目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3322”改革理念:紧紧抓住基层法院、民事案件、司法效率三个主要矛盾,时刻牢记千方百计减轻法官工作负担、千方百计照顾法官内心感受、千方百计提高法官职业尊荣感等三个“千方百计”,练好内外两功,赢得群众法官双满意。经过了4年时间的准备,今年该院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全面按照员额制改革要求启动了新的工作模式,实现了司法责任制的落地生根。截至记者采访时,该院今年结案率同比上升5.58%,结案数同比上升35.45%。
坚持顶层设计,不忘基层探索。长沙县法院在深化司法改革的道路上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遵循司法规律,贴合基层实际,符合法官意愿,司法公正效率跃上了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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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在司法改革推进过程中呈现出系列新特点,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院整体工作的健康发展,乃至关系到司法改革目标的如期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高度重视繁简分流工作,此次专门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力求最大程度地解决“案多人少”矛盾,消除司法改革的“中梗阻”。
一、深刻认识繁简分流的重要意义
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繁简分流是顺应改革趋势、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选择,对各级人民法院来讲,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办”的问题。
繁简分流是缓解严峻审判压力的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提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增长了30多倍,但法官人数仅增长了3倍,两者的增长幅度明显不成比例。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实施、法官员额制的推进和侵权责任法、行政诉讼法等系列法律的制定与修改,“案多人少”矛盾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2016年上半年,全国新收案件1002.9万,与2015年同期新收843.2万件相比增加159.7万件,上升18.94%。且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国法院新收案件将继续呈增长态势,执法办案压力将不断增大。与此同时,全国法院受理的案件有80%以上在基层法院,而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大多适用简易程序。2013年至2015年,民事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分别为71.45%、67.98%、66.13%,刑事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分别为53.92%、52.12%、51.24%。可以说,推进繁简分流,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
繁简分流是推进全面司法改革的有效切口
与美国、日本等国法官年人均办案量数百件甚至上千件相比,我国法官的年人均办案量似乎并不算多;同时,从每10万人拥有法官的数量来看,德国24.46个、美国10.59个、日本2.73个,我国14.4个,似乎也并不算少。据此,有人开始质疑我国的“案多人少”是个伪命题。对此,我们必须全面辩证地看,不能只看表面的数据统计,各国受理的案件类型、诉讼程序、司法成本、案件统计口径等均存在明显差别。例如,美国法院立案审理的案件有一半是交通违章案件,而在我国其属于公安机关处理的轻微治安案件。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司法体制机制不健全,致使非审判事务耗费法官大量时间精力、忙闲不均现象普遍存在,进而影响着司法效率的提高。为此,要立足整体性、协同性、关联性的改革方法论,运用系统的方法,以繁简分流改革作为重要切口,全面推进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各项改革的具体落实,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繁简分流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
当前,人民法院工作的主要矛盾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与司法能力不足的矛盾。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共同面临的问题;通过司法改革来提高司法效率是主要的解决之道。孟建柱书记强调,“解决案多人少问题,不能简单寄希望于通过增加编制、人员来解决,而是要通过改革,从制度机制上研究采取措施”。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为了应对完成结案任务,简单依靠层层加码、下指标、定任务,导致一线法官长期加班加点,不堪重负,严重影响法官身心健康和队伍稳定。这就更需要大力推进繁简分流改革。但是,推进繁简分流并非一味求“快”,不能为了提高司法效率而让司法公正打折扣,而要充分注意到公正与效率在司法领域的价值关系有别于经济领域,始终要把“好”放在“快”前,即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追求司法效率,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平衡。换言之,推进繁简分流,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式研究破解执法办案工作面临的难题,完善诉讼程序机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促进审判体系与审判能力的现代化。
繁简分流是满足人民司法需求的关键途径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事实上,民众对不同案件的司法需求是不一样的。对于简单案件,往往希望快速审判,提高效率;对于复杂案件,则更希望严格司法,保证公正。当前,一些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存在繁简不分、简案办不快、繁案办不精等突出问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司法需求。推进繁简分流,既要避免过分突出“繁”,因程序繁琐而导致资源浪费;又要防止片面理解“简”,因单纯追求简化而牺牲当事人合法权益。总之,要做到繁简互为支撑,同步进行,该繁则繁,当简则简,繁简得当。
二、准确理解繁简分流的合理层次
推进繁简分流要树立“大繁简、大分流”的理念,构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分层的分流“漏斗”,按照纠纷发生与案件审理的流程进行多层次分流。
促进纠纷诉前分流
孟建柱书记要求,“坚持依法处理和多元化解相结合,强化诉前调解、诉调对接,让更多纠纷在诉讼渠道外得到解决,节约司法资源”。人民法院建立立案前的过滤、甄别、分流和引导机制,具体对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的,引导当事人先行调解,对不同意诉前调解的,立即登记立案,可以使大量矛盾纠纷在进入立案登记前就得到有效化解。上海法院自2009年建立诉调对接中心以来,受理纠纷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2015年收案达到27.1万件,调解成功8万件;2016年上半年收案11.1万件,调解成功4.2万余件;七成以上的案件进入诉前程序,三分之一以上的案件在诉前得以有效分流和化解。
利用审前程序分流
当前,针对实践中不少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庭审虚化、多次开庭、反复开庭等问题,中央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此改革更加突出庭审中心地位,自然地要求进一步充分发挥审前程序的庭审准备和分流功能,即通过庭前会议固定无争议事实和证据,归纳整理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从而有效提高庭审质量,促进庭审实质化和庭审优质化。同时,近年来,一些地方法院除了适用庭前会议解决组织交换证据目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事项外,还纷纷将核对当事人身份、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等移至庭前进行,开庭时适当简化或者省略相关事项,从而有效减轻庭审负担。
选择审判程序分流
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根据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社会影响等因素,选择适用适当的审理程序,更能使不同的案件得到高质效的处理。在民事诉讼中,快速审判程序的优势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这与当事人对其的理解度和认同感有一定关系。法院有必要加强对当事人的积极引导,即除了依法适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特别程序以外,引导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以及引导当事人将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案件转入督促程序。小额诉讼程序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新增的一种简易程序,依法可以由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同时,实践也证明,提高小额诉讼的标的额效果良好。上海法院2016年上半年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结案件4.15万件,占基层法院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9.19%。
在刑事诉讼中,近年来有不断完善快速审理程序的趋势。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基层法院所有的刑事案件。2014年6月,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开始,效果明显。今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必将促进此项试点工作的有序进行。
在行政诉讼中,立案登记制实施以后行政案件的增长幅度最大,仅2015年同比增长就达到61.5%。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已经增设了简易程序,但适用率很低。随后,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对裁定驳回起诉类案件审理程序进行了规定。为了更好地应对不断增加的行政案件数量,各地法院可以借鉴民事简易程序的规定,探索建立行政速裁工作机制。
围绕争议焦点分流
庭审和裁判文书说理,围绕争点进行,可以促进庭审和裁判文书制作的质效。在庭前会议阶段固定了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后,庭审就可以依次围绕有争议的证据、事实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从而提高当庭认证水平和当庭宣判率。裁判文书说理围绕争议焦点展开,既增强说理的逻辑性和针对性,又提高裁判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疑难复杂案件,强化说理;当庭宣判的案件,适当简化说理;当庭即时履行的民事案件,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也可以在法庭笔录中记录相关情况后不再出具裁判文书。从四级法院职能的不同定位出发,二审和再审围绕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和说理,避免与原审在庭审和裁判文书方面的不必要重复。
近年来,一些地方法院围绕争议焦点推进民事庭审方式和裁判文书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圳法院为配合简单民事案件的“门诊式”或者“要素式”庭审,设计了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裁判文书。湖南长沙县法院推行“繁简分流、事实分流、争点分流”的“三分式”改革,庭前准备程序让争议焦点脱颖而出,庭审重点解决争议焦点,裁判文书对无争议事实直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问题详细说理。
三、切实完善繁简分流的保障机制
繁简分流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通过构建多层次的诉讼制度体系来优化诉讼机制,而且需要深化其他司法改革举措来完善配套保障机制,实现人、案、程序的有机衔接,最大限度提高司法生产力。
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
“人少”并不完全是法官的总体数量少,而是在审判一线实际办案的法官数量少,尤其是在案件数量多的法院或部门实际办案的法官数量少。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就是要克服上述弊端。
一是“盘活存量”。让优秀人才充实到审判一线,凡有审判职务的人员原则上均应参与办案,入额法官必须到审判一线办案。院庭长要带头办案,尤其是庭领导应当成为办案的中坚力量,带头承办重大敏感、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改革试点法院的实践证明,员额制改革充实增强了一线办案的力量。
二是“以案定员”。做好员额基数的测算工作,员额分配向基层法院倾斜,向办案任务重的部门倾斜。员额比例和数量可以根据案件数量情况在不同审级和地域法院之间合理调控。各地高级法院对辖区内法官员额进行动态管理,必要时进行统一调配。
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
法官是办案主体,繁简分流需要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以“谁审理,谁裁判”提高审判效率,以“谁裁判,谁负责”倒逼审判质量。
一是“放权”。要大力推进扁平化管理,进一步减少裁判文书审批环节,最大限度缩短办案周期。裁判文书签署机制改革后,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审判长可以自己签署裁判文书,不再层层报批,当庭宣判就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是“放心”。要进一步加强诉讼程序内的监督,实现诉讼权利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珠海横琴新区法院试行类似案例辩论制度,推动疑难复杂案件裁判尺度的统一;深圳中院实施“标准化”办案工程,累计发布裁判指引78个,典型案例115个,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裁判尺度。
有效减轻法官负担
构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团队,把法官从繁琐的程序性、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可以有效地减轻法官负担。
一是“理清关系”。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协同办案,只有分工清晰,彼此配合,才能真正形成合力。江苏法院将同一案件工作量细分为审判核心、重要和事务工作,分别对应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工作量,以此为基础测算法官与法官助理、书记员配比,同时增加审判辅助人员的配置,有效减少员额法官40%的工作量。
二是“集中管理”。在诉讼服务中心、司法辅助中心、审判业务部门等安排专门的审判辅助人员集中负责送达、保全等审判辅助事务,从而加强审判辅助事务的集约化和专业化。
强化办案激励措施
目前,法官办案缺乏足够的激励措施,办好案、多办案的动力不足。要完善法院工作人员的业绩评价制度,全面、科学评价办案数量、质量、效率和效果,宜将审判效率、庭审和裁判文书质量等裁判相关事务作为法官业绩评价的重要内容,将参与审判辅助事务的案件数量作为审判辅助人员业绩评价的重要内容,从而形成“争办案、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的激励机制。
一是“精神鼓励”。以办案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表彰先进法院的基础性指标,作为评价法院领导、办案部门、办案团队和法官个人的关键性指标,并与晋职晋级、表彰奖励、培训交流等紧密挂钩。
二是“物质奖励”。建立与工作职责、实绩和贡献紧密联系的工资分配机制,加大对一线办案人员的工资政策倾斜力度,鼓励优秀人员向一线办案岗位流动。贵州遵义汇川法院坚持办案补贴向办案人员倾斜,并将办案补贴的20%设定为浮动区间,办理案件质量高、效率好的人员可以多享受办案补贴。
四、科学把握繁简分流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繁简分流也将是一项长期工作,必须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科学把握其发展方向。
借鉴域外经验做法
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案件数量,世界各国根据各自情况,在完善诉讼程序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都形成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做法。
一是诉讼程序的完善。具体包括:大量适用非诉程序,例如,德国适用督促程序化解大量纠纷。充分运用审前程序。例如,美国有70%以上的案件在证据开示之后通过和解或者审前处置得以解决。建立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例如,英国民事诉讼程序按照不同标的额分设小额程序、快速程序和多轨程序,且各自的具体审理规则和周期不相同,等等。
二是司法资源配置的优化。具体包括:设置流动法官制度。例如,意大利的一些上诉法院建立了法官特遣组,若地方法院出现人员缺乏,如休产假等特殊情况,上诉法院院长就可派遣这些法官下去帮助办案。扩大独任制范围。例如,意大利增加独任审判的数量,部分代替三人合议庭。推行专业化审判。普通法院除设刑庭、民庭以外,还设家事、少年、劳动、社会保险等法庭,鼓励非专业化法院中的法官实现自身的专业化,等等。
鼓励地方探索创新
繁简分流是一个开放性课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允许和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发扬首创精神,紧密结合本地实际,不断探索符合司法规律的新举措。
一是细化繁简分流标准。三大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简单案件的属性都有相关规定,但在具体审判过程中,案件的繁与简需要结合当地法治水平、法官办案能力、案件类型、送达难易程度、相似案件裁判规则完备程度等诸多因素,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判断。
二是完善繁简分流规则。正如看病“小病门诊、大病住院”,简单案件宜由简案审判组织快速审结,复杂案件宜由难案审判组织精研细判。但是,“谁来分”“怎么分”却不宜“一刀切”。简案与繁案的分流究竟是由立案庭来决定,或者由审判业务庭来决定,或者由合议庭来决定;简案审判组织究竟是人民法庭,或者速裁团队,或者专门合议庭;分流不当的案件是由原来审判组织继续审理,或者由其他审判组织转办,或者区分情形决定是否转办,均应当因地制宜,由地方法院科学制定具体规定。
三是创新繁简分流举措。不少地方法院都推行集中时间审理简单案件的做法。例如,浙江杭州萧山法院采取了“多案连审”“多案同审”“一庭多审”等审理机制,对相同类型的简单民事案件或者刑事案件进行合并审理,简化庭审环节,加快庭审节奏,提高诉讼效率。
加快智慧法院建设
周强院长多次强调,“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是人民司法事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以信息化助推司法改革已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当下,大力推进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建设3.0版本,是助推繁简分流的加速剂。
一是推进科技法庭建设。健全远程审判系统,实现法院、检察院、看守所、狱内法庭等不同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推广远程视频方式开庭。使用视听传输技术或者同步视频作证室,为证人出庭作证创造条件。积极开发利用庭审智能语音识别技术,探索使用庭审录音录像简化或者替代书记员法庭记录,减轻审判辅助人员工作负担。
二是实现智能化办案。引导当事人、律师等提交电子诉讼材料,实现案件办理全程网上流转,推动实现诉讼档案电子化。鼓励建立电子法院、网上法庭,扩大适用电子督促程序。利用传真号、电子信箱、微信号等进行电子送达,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建立全国法院统一的电子送达平台。有效利用“法信”等审判辅助系统,实现典型案例、裁判文书、法律观点等审判信息的智能检索、推送,为法官提供智能化服务。
三是加强审判管理信息化建设。深度挖掘和充分运用司法大数据,利用丰富的案件信息资源,不断深化对辖区法院不同审判业务类型的法官人数、人均结案数、结案方式及平均审理时间等数据变化的动态分析,准确把握审判工作运行态势,合理分配审判资源,全面评价工作业绩。
提出立法修改建议
从根本上说,繁简分流有赖于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推进繁简分流,既需要立法巩固繁简分流的改革成果,又需要对制约繁简分流的法律缺陷进行修法弥补。
一是通过立法巩固繁简分流改革成果。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效果良好,可以在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作出正式规定;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工作稳妥推进,未来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可以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庭审方式改革、裁判文书改革等方面的成熟做法可以体现到三大诉讼中;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其他相关改革举措应当在法官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时予以吸收,等等。
二是通过修改法律克服不利于繁简分流的障碍。诉讼费用对繁简分流具有杠杆作用,有必要尽快修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民事诉讼法中增设非讼程序、修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审理期限,改变独任制与简易程序的简单对应关系,扩大独任制审理的适用范围,等等,更能从根本上促进案件繁简分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准确把握改革内在联系,提高改革系统集成能力”。《意见》的出台,为全面深入推进符合司法规律的繁简分流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各地法院要认真贯彻,积极探索,系统推进,为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刘子阳 帅标

近日,罗某与一公司健康权纠纷案在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主审法官杨柳青当庭宣判:公司赔偿罗某因伤所受损失4万余元。原被告双方均表示服从判决。

这是今年以来杨柳青当庭宣判的第296个案件。至今她审理案件的当庭宣判率一直保持着100%的记录。这一出色表现得益于长沙县法院在庭审实质化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探索。

从2013年开始,长沙县法院坚持“以庭审为中心”原则,突出庭审制高点,变革诉讼思路,优化诉讼流程,连续多年案件当庭宣判率在75%以上,成功缓解了“案多人少”难题,司法审判更加公正高效廉洁,法官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普遍增强。

在一些地方,基层法院个案审理开庭时间普遍较长,当事人和法官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庭审走过场、庭后下裁判”的审理旧俗地降低了当事人的司法体验。

对此,长沙县法院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进庭审实质化,督促法官行使“裁判权”,发挥法官对庭审的主导和推进作用,在庭前会议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庭审重点审理当事人“争议焦点”,同时要求所有案件原则上做到一次开庭、当庭宣判。

“庭前会议是长沙县法院改革庭前程序的另一改革创举。”长沙县法院院长何文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庭前会议以当事人为主体、尊重当事人处分权为基础,由法官助理主持,法官负责指导,组织当事人确认诉辩意见、进行证据交换,明确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事实和争议焦点,将无争议事实从审判事务中分流出来,确保简单事实得到高质高效处理,又将有争议的事实整理出来,以增强庭审的针对性。

在此基础上,长沙县法院研究制定了各类常见案件的审理要点,重新规范了庭审提纲模板,开庭审理直奔主题,对庭前会议中当事人确认的无争议事实在核实后直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庭审主要围绕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展开,以争议焦点为核心组织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法官当庭认证,当庭宣判。

为提高法官当庭裁判的积极性、确保质效,长沙县法院还规定所有入额法官必须亲自承办案件,裁判文书全面取消院庭长审批制度,由案件承办法官自行签署,将以往的“办公室审批案件”工作模式彻底转变成“通过庭审裁判案件”模式,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庭审实质化后,长沙县法院审理案件“一步到庭”且当庭宣判,庭审时间大幅缩短,较以往缩短了近三分之二,平均庭审时间仅45分钟,法院案件审理节奏明显加快。

如今,当庭宣判已经成为长沙县法院法官的一种习惯。

2017年,长沙县法院案件当庭宣判率近80%,其中民三庭高达99.4%,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下降至55.6天,审限内结案率达100%。同时,案件审判质效进一步提升,案件息诉率一直保持在90%左右,发改率连续4年下降,2017年降至0.83%。

从整体司法绩效上看,2017年,长沙县法院收案14万余件,同比上升31.32%,结案1.3万余件,同比增长26.71%,结案率达93.71%,同比提高2.52%,结案率连续三年排名长沙全市第一,存案降至906件,连续两年下降,积案“滚雪球”式增长局面得到有效遏制。

制图/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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