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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案赢了官司输了市场咋办?

近年来,知识产权侵权成本过低导致的侵权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抑制了社会的创新活力。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探索建立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并由侵权人承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司法机关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惩治这类犯罪的“高压线”不断增压。
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度
据了解,赔偿损失是目前知识产权侵权主要承担责任的形式,成本高、周期长、举证难、赔偿低,成为长期制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四大瓶颈”。
在知识产权维权中,“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情况屡屡出现,不仅损害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也纵容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
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刚刚发布一起知识产权审判典型案例,依法判决被告秀洁新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在其制造、销售的混凝土界面处理剂商品上使用“墙锢”字样,并赔偿原告美巢集团股份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000万元。
据悉,这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以来,在商标民事侵权案件中作出的最高判赔金额。
大幅度提升侵权赔偿额度及诉讼合理支出,提升对侵权行为的震慑力度,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探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院以市场作为知识产权价值的最佳参照系,在立法框架内,用足用好司法措施,使侵权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相契合,充分考虑律师费等诉讼合理支出,加大侵权成本,使侵权人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通过依法加大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突破性带动作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的保护力度,使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相契合。
“墙锢”商标侵权案并非特例。在“蒙克雷尔”商标侵权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商标法规定的法定赔偿额上限300万元确定赔偿数额;在“全民武侠”游戏著作权侵权案中,遵循先例裁判中的认定标准,对一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判决被告赔偿150万元的做法依法予以支持。
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以前,全国法院专利侵权案件平均判赔额约为8万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2015年该院平均判赔额达到45万元,大幅提升了司法保护水平,有效发挥了司法对知识产权价值的认定和保护作用。
对恶意侵权施以惩罚性赔偿
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的同时,司法机关努力加大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并由侵权人承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今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建议,立法修改过程中引入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于重复侵权、大规模侵权、以侵权为业等侵权恶意较为明显的侵权人,允许人民法院依照法定审判程序,除适用查明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具体数额或者合理确定法定赔偿数额外,还可另行判决一定数额的惩罚性赔偿,有效制裁恶意侵权行为。
随后,深圳市在构建惩罚性赔偿机制方面作出突破性尝试,公开征求意见的《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明确,对恶意侵犯知识产权的,法院可根据多种因素将赔偿数额提高至权利人实际所应得赔偿数额的两倍至三倍。
据介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也在探索加大对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院审理“动态平衡阀”发明专利侵权案中,综合考虑被告经营规模、主观恶意、专利产品及被控侵权产品单价、行业利润等因素,突破专利法规定的100万元法定赔偿上限,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50万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5万元。在远东水泥公司诉四方如钢公司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定,四方如钢公司在明知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远东水泥公司恶意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致使远东水泥公司遭受律师费等经济损失,判决四方如钢公司对此予以赔偿。
探索建立完善知产保护制度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和《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提出要依法制裁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最高法研究室主任颜茂昆解释说,两个意见要求适时发布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依法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加强品牌商誉保护,依法审理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加大对链条式、产业化知识产权犯罪惩治力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院结合知识产权审判实际,适当降低举证难度,对满足法定要求的保全申请及时采取措施,灵活运用举证转移、举证妨害推定等证据规则,避免机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切实减轻当事人举证负担;建立知识产权案件诉讼证据挖掘制度,设置完善的程序和规则,赋予当事人披露相关事实和证据的义务,确保最大限度查明案件事实。
同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充分运用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和举证妨碍制度,明确侵权行为人的文书提出义务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强化实体和程序制裁,树立司法权威,破解赔偿数额计算难的问题。对于故意逾期举证、毁损证据、隐匿证据、抗拒证据保全、妨碍证人作证等举证妨害行为,依法给予程序和实体制裁。
在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好声音”商标侵权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根据申请,首次作出诉前行为保全裁定;在涉ATM机专利侵权案中,根据申请首次作出诉前证据保全裁定;在珠海政采公司诉国信公司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中,作出首例要求被告限期提交证据的民事裁定等。
记者了解到,通过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司法机关升级了知识产权保护“高压线”,建起“安全网”,有力制裁了侵权行为,为社会创新营造出一个更加良好的环境氛围。

青岛:知产审判护航创新发展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8-09-11
08:57:07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山东省青岛市是全国首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全国最早设立知识产权专业审判庭的中级法院之一,201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法院首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2017年以来,青岛知识产权审判以青岛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为契机,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在优化布局、品牌树立、创新机制、职能延伸上下功夫,为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精品审判回应创新需求
青岛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面对不断增多的案件和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烈需求,坚持“精品战略”,积极探索研究知识产权前沿问题,努力把新类型和疑难复杂案件办成在全社会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向社会传递尊重创新、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强烈信号。
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在北京百度科技公司诉青岛奥商网络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审理中,准确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性条款,及时制止了网络环境下的新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郑守仪诉刘俊谦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是全国首例对使用生物模型作品制作城市雕塑行为作出侵权认定的案件。针对该案,法庭创造性地采取在雕塑上作更正说明的方式制止侵权行为。该案入选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创新性案件,极大地激励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热情。
海门晨光电器公司诉青岛莱特公司、环球股份公司诉青岛际通文具公司等4起案件先后入选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分别在不同领域探索了“商标合理使用”“法定赔偿适用”“商标权利限制”等裁判规则,在依法有效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激励了创新动力、创造潜力和创业活力。
涉外案件的高质量审理,则充分展示了青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和良好国际形象。
由该院审理的“耐克”“NBA”“捷豹路虎”“CK”等多起知识产权诉讼案件自2014年起连续4年被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评为“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最佳案例”。
霍尼韦尔公司“BENDIX”商标侵权案因“揭开公司面纱”,从源头彻底打击了侵权行为,助力山东省政府获得了欧盟颁发的“中国知识产权友好奖”。
青岛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跨区域审理山东半岛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涉外案件数量进一步上升。
今年2月,青岛中院受理了美国高通公司诉苹果等5家公司专利侵权案。这是美国高通公司继北京、广州之后,选择的第3家知识产权维权法院。德国巴斯夫公司、韩国CJ第一制糖株式会社等国际高科技企业也纷纷来青提起发明专利诉讼。这标志着青岛正在逐步成为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终端解决的“优选地”。
严格保护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加大惩处力度,降低维权成本,给权利人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是审判工作的基本导向。
在“CK”商标侵权案件审理中,该院及时发现7起案件的不同被告系关联关系,并由同一主体开具发票。针对这种主观恶性明显的侵权行为,法庭在山东省率先适用商标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严厉打击了侵权行为。
针对网络传播方便快捷、极易造成难以弥补损失的特点,该院及时采取临时措施,发布诉前禁令,先后制止热播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秦时明月丽人心》等网络盗播行为。
七大举措保障创新发展
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全面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青岛中院以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为契机,加强改革创新,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推出提升知识产权审判水平、保障创新发展的七项举措。
探索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证据制度,着力解决“举证难”。准确界定证据保全的适用条件,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保全申请予以支持,对具有妨碍诉讼保全情形的,适度转移举证责任。充分发挥公证在证据固定中的作用,对公证证据统一认定标准。加强证据规范管理,根据不同证据特点,制定证据登记、保管、发还规则,避免证据在审判流程中损毁、灭失。
积极行使释明权,力求实现案件实体公平。建立立案指引制度,通过“菜单式”诉讼指引引导当事人举证。充分发挥庭前证据交换的作用,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鼓励当事人积极主动提供证据,适度指导当事人补充和完善证据,最大限度查明案件事实。对举证能力明显较弱的当事人,通过释明的方式提高其举证能力,帮助其实现举证能力的平等。
切实提高审判效率,强化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加强审判流程管理,通过定期调度、重点督办、上诉流转提速等方式缩短审理周期。重视纠纷的实质性解决,避免机械司法和程序空转,有效提高案件审判效率。对依据相关法律及司法政策能够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直接裁判的案件,不因行政程序的进行而中止诉讼,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
以市场价值为指引,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加强对具有当地特色的涉海涉农知识产权、对创新有重大影响的核心知识产权的保护,确定赔偿数额时力求准确体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充分考虑侵权行为人的主观状态,适用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赔偿原则,对具有重复侵权、源头侵权等严重情节的恶意侵权行为,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对个体零售商、终端使用者等处于侵权末端的侵权行为人,根据具体情节
合理确定侵权责任。
统一裁判标准,有效发挥“三合一”审判优势。加强对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据标准的研究,深刻把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的不同理念和固有差异,统一裁判标准。建立知识产权刑事、行政典型案件登记备案制度,准确掌握本地区“三合一”案件审判情况。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政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保护合力,提高保护水平。
构建技术事实多元查明机制,着力解决技术事实“查明难”。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从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生物医药等多个技术领域聘任优秀专业人员,承担技术调查、技术咨询,与专家陪审、技术鉴定构成技术事实查明体系。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诉讼活动,帮助法官理解和查明案件专业技术问题,增强技术事实查明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
建立跨域保护协作机制,切实方便当事人诉讼。与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5家中级人民法院签订框架协议,就相关知识产权案件送达保全、巡回审判、司法服务等开展交流协作。与烟台市知识产权局签订合作协议,就诉调对接、挂职交流、调研宣传等开展交流合作,最大限度方便当事人诉讼,形成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共同体,更好地服务山东半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高地”司法保护全覆盖
青岛中院注重从创新发展的全局中找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着力点,努力做到重点产业布局发展到哪里,司法保护就服务到哪里。
2014年,青岛西海岸新区获批成立后,青岛中院第一时间在中德生态园设立了山东省首家知识产权巡回法庭,不仅公开审理涉园区企业的知识产权案件,还把知识产权保护的普法和调研基地搬进园区。
在巡回法庭公开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时,园区企业多次派员旁听,多家国家级媒体跟进报道,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巡回法庭注重深化与园区的合作,共同推进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研究中心建设,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学术交流、孵化培训等工作,逐步把中德生态园打造成创新司法保护的“青岛样板”。
近两年,为适应服务科技创新聚集区的发展,该院又分别在青岛蓝谷和高新区设立了知识产权巡回审判庭,及时复制“中德生态园模式”,确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跟着创新发展走,形成合理布局。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于1996年7月成立知识产权庭,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确定的山东省有知识产权案件一审管辖权的两个基层法院之一。
2013年以来,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崂山区、即墨区人民法院又分获批复,青岛目前共有4家基层法院拥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管辖布局日趋合理,实现了“创新高地”所在地法院均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
知产审判“引进来”“走出去”
青岛中院认识到,要想做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创新、保护创新的氛围,仅靠法官坐在法庭上审判是不够的。
建立企业联系点制度。该院坚持每年深入海尔、海信、地恩地等创新企业实地调研,制定了知识产权审判为科技创新及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为中小企业发展转型、为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等提供服务保障的意见,为创新发展量身定做法律上的“锦囊妙计”。
针对审判中发现的影响和制约创新发展的普遍性、苗头性问题,该院先后向工商局、商务局、仲裁委、知识产权局等单位发出规范零售行业知识产权管理等司法建议21条,防范创新驱动发展与经济转型升级中可能出现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悉数得到相关部门积极回应和有效落实。
加强国际国内交流。该院深化与山东科技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合作,共建知识产权教学团队,共享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共同研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疑难复杂问题,促进法学理论与审判实务的融合互动。同时,深入机关、高校、企业开展座谈交流,关于“网络著作权司法保护”“知识产权司法与行政保护衔接”等交流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应邀出席“中欧知识产权圆桌会议”等国际会议、论坛,并作主题发言,交流青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果。
深化司法公开。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集中宣传活动。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法院开放日、侵权实物展、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和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社会宣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举措和成果,引导公众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知识、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探索破解“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

积极运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披露、举证妨碍等司法手段,责令能够提供的一方积极提供,否则就判令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018年12月16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建院4周年之际,对外发布《服务和保障科技创新实施细则》,妥善解决审判中存在的“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等问题。

法院在审理知产案件时,普遍面临上述“三难”问题,不少企业家感慨:打知产案件官司,常“赢了官司输了市场”。如何破解“三难”?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探索和适用技术调查官制度、举证妨碍规则、惩罚性赔偿机制、诉讼禁令等,通过积极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为创新驱动发展“撑腰”。4年来,该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8352件,法官人均结案数超过300件,成为中外解决知产纠纷的“优选地”。

难题1 举证难

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

协助法官抓技术争议焦点

“涉案空调的水槽边有1厘米高的边框,你认为这种结构是不是凹槽?”“密封是指绝对密封,还是相对密封?”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诉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一审庭审现场,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的“技术调查官”抛出一系列专业问题。

知识产权诉讼中,“举证难”是影响知产司法保护的重要因素。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知产案件的法律问题常与技术问题交织,而法官精通的往往是法律问题,对技术性问题并不在行,由此进一步加剧“举证难”。

“知产案件中的技术问题不仅复杂、细致,而且更新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即便是具有某一技术类学科背景的法官,也无法保证精通每项涉案的专业技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赵军说,此时,如果仅依赖当事人举证质证,双方难免带有倾向性,有失科学公正,不利于法官作出准确判断。

如何及时、准确查明相关技术性事实,让举证不再“难”?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率先探索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让技术调查官充分发挥其专业技术优势,协助法官快速抓住双方技术争议焦点,准确确定技术特征解释边界范围。

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11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共448件案件有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占受理相关专利案件数的40%。技术调查官提出的技术意见绝大部分被合议庭采纳,为法官审判案件提供及时、高效的智力支持。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法院在审理知产案件时还面临涉事企业、相关单位不配合提供相关证据等情况。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黎炽森告诉笔者,该院近年来还通过强化对当事人举证引导、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颁发律师调查令及适用举证妨碍规则等,全方位解决“举证难”问题。

如在前述格力诉奥克斯案中,法院认为被诉产品获利的账簿、资料主要由被告奥克斯公司掌握,但被告明确拒绝提供统计数据所依据的原始凭证,法院由此认定其应承担举证妨碍责任。此次公布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要积极运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披露、举证妨碍等司法手段,责令能够提供的一方积极提供,否则就判令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难题2 赔偿低

发挥专业法官会议

在统一裁判标准方面的作用

在原告VMI荷兰公司诉被告揭阳市某橡胶机械公司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该院全额支持了原告359万元的诉讼请求。

近年来,合理考量被告侵权获利,支持原告高额索赔的案例在该院并不少见。

知产侵权案件“赔偿难”是知识产权审判的世界性难题。“赔偿难”通常表现为“具体数额计算难”“当事人举证难”“法院认定难”。

“知识产权客体本身具有无形性,正是因为它的无形性,导致它的权利边界或权利内容不明确,从而导致损害难以确定。再加上侵权行为的发生往往比较隐秘,导致权利人很难证明侵权损害后果。所以,知识产权的赔偿数额非常难计算。”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主审法官龚麒天说。

广东法院自2011年起启动“以制度创新破解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赔偿难”调研,并于2013年转化调研成果并先后两次在全省法院进行试点探索。

作为全国三家专门审理知产案件的专门法院之一,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自建院以来就积极将破解知产侵权案件“赔偿难”作为改革的一个发力点。

“我们通过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在统一裁判标准方面的作用,细化专利案件赔偿标准,以市场价值为基础,全面适用证据披露、举证妨碍规则,对持有证据又拒不提交的,将支持对方当事人已尽其所能进行举证的诉讼主张。同时,坚持补偿性为主,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依照比例协调原则确定统一裁判标准。”黎炽森说。

在审判实践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还依据专利创新难度与贡献度不同,合理确定保护力度。

“对于创新程度高、对技术革新具有突破和带动作用的,适用等同侵权或间接侵权等规则,给予较高保护强度和较宽保护范围。对源头侵权、恶意侵权、重复侵权,情节严重的,从高确定侵权赔偿数额。”黎炽森说。

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11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结的专利案件中,判赔额在10万元—100万元的有1878件、100万元—1000万元的有111件、1000万元以上的有10件,最高判赔额达到4000万元。

难题3 周期长

一审简单专利案件

平均审限缩减至3—4个月

“在审判实践中,不少企业向我们反映,有时候由于法院审理周期过长等问题,往往就会出现‘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局面。”该院立案庭负责人黄惠环说。

为此,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从强化审判管理入手,不断加强监管审查力度,努力破解“周期长”。如对于批量商业性维权案件和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简单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案件,适用“简案快审”,推行要素式裁判文书模式,有力提升审判效率。2018年1月至11月,该院专利案件调解、撤诉结案的有1590件,调撤率达到50.60%,一审简单专利案件平均审限缩减至3—4个月时间。

与此同时,该院还充分发挥审判监督管理权,建立对长期未结案件的分级督办制度,促进长期未结案的清理。如严格审批审限的扣减、延长,对于审限扣减、延长理由不充分的不予批准,确保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

不少企业代表反映,审判“周期长”对被侵权企业来说,一大不利因素在于侵权公司在案件受理期间若继续实施乃至扩大侵权行为,将严重侵害被侵权公司的市场份额、竞争优势等,由此导致“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不利局面。

针对这一问题,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正不断加强行为保全、证据保全及财产保全等临时措施的适用。“一方面,我院通过大胆适用诉讼禁令措施,通过禁令为权利人提供及时、有效司法保护,在严格保护知产格局中发挥司法主导作用。”黎炽森说,该院2018年适用禁令的专利案件共5件。另一方面,该院还全面加强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工作,对符合保全申请条件的案件及时采取措施,保证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及时实现。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11月专利案件涉及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的共203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司法审判职能辐射效应,争取在全省相关高新区所在市均设立诉讼服务处,对于经济较为发达、案件数量较多的市则升级设立巡回审判法庭,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黎炽森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正日益成为国际上解决知产争端的“优选地”。一项数据显示,该院今年审结涉外、涉港澳台案件267件,平均审理时长近4个月,而日本个案平均审理周期为11.6个月,欧盟主要国家为18个月,美国专利案件仅审理前期准备就需29个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大幅节省外方当事人维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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