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萄京所有网站,夯筑多元解纷的“重重防线”——浙江法院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纪实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8-11-12
08:55:26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矛盾纠纷也随之增多。据了解,浙江全省法院收案量从2007年的51万件上升到2017年的171万件,年均增幅达12.8%。
面对矛盾纠纷多发的实际,浙江法院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政治优势,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最大程度汇聚各方合力,不断深化工作机制创新,夯筑起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重重防线”,尽力将矛盾纠纷消弭在萌芽、化解在基层。今年1至10月,全省法院收案数为149.1万件,同比增幅从2017年的14.8%下降至4.39%,34家法院实现收案负增长,全省诉前化解率达18.3%,同比增长5.9%。
积极推动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为多元解纷打好“根基”
“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纠纷解决需求的根本要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要求,要把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的大治理格局中,变“以我为主”为“主动配合”,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矛盾纠纷解决理念,加快建立递进式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着力破解案多人少难题。
近年来,浙江法院积极推动构建“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法院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充分发挥司法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走出去,就是主动将法院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融入到党委统一领导的大调解工作格局中,并积极推动党委在县、乡两级分别设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统筹解决辖区内的各类矛盾纠纷。目前,全省法院20%的诉讼服务中心整体入驻或派团队参加地方党委设立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纠纷来了由调解机构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到诉讼服务中心立案,体现递进式的解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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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魏新璋逐一上门走访市、县委书记,通报法院大调解工作开展情况和面临的困难,积极争取工作支持,推动各级党委政法委建立全方位覆盖的大调解工作格局,衢州市法院诉前化解率、民事调撤率等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将诉讼服务中心与原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合署办公,设立具有独立编制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从咨询、调解到仲裁、诉讼的一站式、全方位服务。该中心运行一年来,统一受理各类纠纷11411件,把全区75%以上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重大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100%,法院也在今年首次实现了民商事收案的负增长。
请进来,就是邀请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特邀调解等社会解纷力量进驻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积极开展诉前委派调解和诉中委托调解。如此一来,诉讼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也从原来的纯粹服务型向复合解纷型转变,由原先的“挂号室”向“门诊大楼”转变。
不久前,在黄某等24人与某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系列案中,公司方对一审判决其向黄某等人支付违约金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立案后,杭州中院将24件案件交由律师调解工作室先行调解,杭州市律协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郑舒木律师接手调解。
郑舒木经反复沟通,得知该公司因资金困难无法继续开发,正在寻求接盘者,如纠纷不能妥善解决,将导致房企和购房者两败俱伤。于是,郑舒木以“蓄水养鱼”为思路,及时矫正当事人过高期望,平衡双方心态,针对当事人不同的诉求制定不同的调解方案,以个案的规范化调解,推动其余案件的整体成功化解。最终,24件上诉案均签署调解协议,公司方也按调解协议自动履行了义务。
目前,浙江全省各基层法院已实现人民调解窗口、律师调解工作室全覆盖,其中,聘请驻法院人民调解员300余名、律师调解员3000余名,此外还积极开展特邀调解工作,共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乡贤等特邀调解员5461人,特邀调解组织706家。
近五年来,浙江法院共诉前引导调解纠纷48万件,调解成功33万件,办理司法确认16万件,两成左右的纠纷解决在了立案之前,逐步形成了“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新型解纷模式。
大力推进“分调裁”机制建设,打造矛盾化解“三道过滤网”
浙江法院积极建立健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大行业矛盾纠纷诉前化解力度,规范行业调解的制度与工作流程。杭州市两级法院分别与司法行政、公安、人社、工会、卫生等15个单位建立诉调对接机制;长兴县人民法院与县市场监管局、消保委建立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三门县人民法院与县妇联建立家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缙云县人民法院与县政府法制办建立行政调解对接机制;常山县人民法院与县公安局建立拘调对接机制,这些机制让司法审判与社会专业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在矛盾纠纷的调处中实现了“1+1>2”的目标。
对诉前化解不成进入立案程序的案件,浙江法院按照“纠纷解决分层递进化解”的思路,大力推进“分调裁”机制建设,积极打造诉前化解、立案调解、简案速裁“三道过滤网”。
2016年7月,作为浙江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法院,江山市人民法院在全省首创专职调解法官制度,选任审判经验丰富、调解能力强的未入额法官,负责立案调解、指导委派及人民调解,跟踪督促调解协议的履行,相关经验做法在全省予以推广。今年3月,以专职调解法官姜利君名字命名的“利君法官”调解工作室在江山法院挂牌成立。目前,该调解工作室每月立案调解的案件不少于80件。
现如今,专职调解法官成为了浙江法院立案调解工作的“主力军”。此外,对立案调解不成且事实清楚的,迅速转入简案速裁,实现快审快结。案件情况复杂的,由员额法官实行繁案精审。目前,浙江许多法院基本实现了繁简案件的“二八分流”,即八成以上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解决在了立案调解和简案速裁阶段。
据了解,五年来,浙江法院民事案件立案阶段调解撤诉率从2013年的14.3%上升到2017年的42.8%,今年上半年达到56.3%,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达到56.9%,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
全方位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形成矛盾分层过滤解决机制
今年10月24日,在德清县雷甸镇中兴社区法官工作室里,德清县人民法院乾元人民法庭副庭长顾敏芳邀请乡贤潘见华参与调解,成功调处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被告当场表态愿意配合原告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德清县人民法院依托“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镇村干部、司法联络员、人民调解员、乡贤等人员的作用,量身定制司法服务,为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起“站、点、室”三级架构,即在4个基层法庭设乡村振兴法官工作站,8个未设法庭的镇全部设立巡回审判庭,30个省级民主法治村及法治程度较高的村设立法官工作室,逐步实现全县100多个行政村法律服务点的全覆盖。
浙江法院注重基层基础建设,以人民法庭为支点,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村镇综治员等的业务指导,不断提高基层调处纠纷的能力,人民法庭解纷的“桥头堡”作用明显。
永康市人民法院龙山人民法庭充分发挥村镇调解力量的作用,形成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龙山经验”:纠纷发生后,村里先调,不行到镇里再调,最后到法庭调解,基本实现传统民事纠纷化解在诉前,法庭收案从2013年的806件下降到2017年的401件,降幅达50%,并实现了零信访。
与此同时,浙江法院大力推进“无讼无访村”建设,积极参与当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基层治理提供精准有力的法治保障。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望春人民法庭主动融入乡镇治理大格局,建立小纠纷化解微信群,通过法官、司法员、调解员等组成的诉前纠纷化解团队,及时快速解决简单纠纷,取得良好效果。江山法院贺村人民法庭与贺村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台了《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与“四个平台”对接实施方案》,法庭参与对村支部书记年终考核,凡是存在推动“无讼”村创建不力、小的矛盾纠纷出村的、配合法庭工作不力等情形的,就要予以扣分、降格评定。
在“互联网+”应用上持续发力,努力实现“解纷不出户”
今年7月19日,身在意大利的彭某和国内某房产开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各自住所或办公地点,通过“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经人脸识别和身份确认后,与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三方视频“面对面”调解。最终,不到一个小时就成功调解,并进行了在线司法确认。
“瓯海现有近12万海外华人华侨,旅居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侨胞、侨眷人数达全区总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瓯海区法院院长周虹说,该院努力让当地侨胞“最好不用跑”,将ODR平台运用在跨境远程司法服务上,在线化解涉侨纠纷,为身处世界各地的侨胞侨民提供便捷的解纷服务,打造了瓯海海外版“枫桥经验”。2011年至今,瓯海区法院已受理涉侨民商事及行政案件近700件,涉案标的额2.91亿元。
由浙江高院牵头开发的ODR平台,秉持多元共治、纠纷解决分层递进的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体化解决矛盾纠纷的思路,推动纠纷处理模式从事后处理向源头预防转变,助力“枫桥经验”从“小事不出村”升级到了“解纷不出户”。
诸暨市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的独特优势,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总结特色经验,推动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抓好省级ODR平台试点,不断丰富“枫桥经验”新内涵。目前,该平台共注册调解机构122家、调解员459名。
据悉,ODR平台自2017年上线运行以来,已实现访问量411万人次,注册用户31.5万人次,提供智能咨询69.5万次,申请调解纠纷16.8万余件,调解成功14万余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矛盾纠纷也随之增多。据了解,浙江全省法院收案量从2007年的51万件上升到2017年的171万件,年均增幅达12.8%。
面对矛盾纠纷多发的实际,浙江法院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政治优势,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最大程度汇聚各方合力,不断深化工作机制创新,夯筑起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重重防线”,尽力将矛盾纠纷消弭在萌芽、化解在基层。今年1至10月,全省法院收案数为149.1万件,同比增幅从2017年的14.8%下降至4.39%,34家法院实现收案负增长,全省诉前化解率达18.3%,同比增长5.9%。
积极推动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 为多元解纷打好“根基”
“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纠纷解决需求的根本要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要求,要把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的大治理格局中,变“以我为主”为“主动配合”,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矛盾纠纷解决理念,加快建立递进式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着力破解案多人少难题。
近年来,浙江法院积极推动构建“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法院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充分发挥司法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走出去,就是主动将法院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融入到党委统一领导的大调解工作格局中,并积极推动党委在县、乡两级分别设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统筹解决辖区内的各类矛盾纠纷。目前,全省法院20%的诉讼服务中心整体入驻或派团队参加地方党委设立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纠纷来了由调解机构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到诉讼服务中心立案,体现递进式的解纷优势。
日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魏新璋逐一上门走访市、县委书记,通报法院大调解工作开展情况和面临的困难,积极争取工作支持,推动各级党委政法委建立全方位覆盖的大调解工作格局,衢州市法院诉前化解率、民事调撤率等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将诉讼服务中心与原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合署办公,设立具有独立编制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从咨询、调解到仲裁、诉讼的一站式、全方位服务。该中心运行一年来,统一受理各类纠纷11411件,把全区75%以上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重大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100%,法院也在今年首次实现了民商事收案的负增长。
请进来,就是邀请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特邀调解等社会解纷力量进驻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积极开展诉前委派调解和诉中委托调解。如此一来,诉讼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也从原来的纯粹服务型向复合解纷型转变,由原先的“挂号室”向“门诊大楼”转变。
不久前,在黄某等24人与某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系列案中,公司方对一审判决其向黄某等人支付违约金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立案后,杭州中院将24件案件交由律师调解工作室先行调解,杭州市律协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郑舒木律师接手调解。
郑舒木经反复沟通,得知该公司因资金困难无法继续开发,正在寻求接盘者,如纠纷不能妥善解决,将导致房企和购房者两败俱伤。于是,郑舒木以“蓄水养鱼”为思路,及时矫正当事人过高期望,平衡双方心态,针对当事人不同的诉求制定不同的调解方案,以个案的规范化调解,推动其余案件的整体成功化解。最终,24件上诉案均签署调解协议,公司方也按调解协议自动履行了义务。
目前,浙江全省各基层法院已实现人民调解窗口、律师调解工作室全覆盖,其中,聘请驻法院人民调解员300余名、律师调解员3000余名,此外还积极开展特邀调解工作,共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乡贤等特邀调解员5461人,特邀调解组织706家。
近五年来,浙江法院共诉前引导调解纠纷48万件,调解成功33万件,办理司法确认16万件,两成左右的纠纷解决在了立案之前,逐步形成了“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新型解纷模式。
大力推进“分调裁”机制建设 打造矛盾化解“三道过滤网”
浙江法院积极建立健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大行业矛盾纠纷诉前化解力度,规范行业调解的制度与工作流程。杭州市两级法院分别与司法行政、公安、人社、工会、卫生等15个单位建立诉调对接机制;长兴县人民法院与县市场监管局、消保委建立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三门县人民法院与县妇联建立家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缙云县人民法院与县政府法制办建立行政调解对接机制;常山县人民法院与县公安局建立拘调对接机制,这些机制让司法审判与社会专业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在矛盾纠纷的调处中实现了“1+1>2”的目标。
对诉前化解不成进入立案程序的案件,浙江法院按照“纠纷解决分层递进化解”的思路,大力推进“分调裁”机制建设,积极打造诉前化解、立案调解、简案速裁“三道过滤网”。
2016年7月,作为浙江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法院,江山市人民法院在全省首创专职调解法官制度,选任审判经验丰富、调解能力强的未入额法官,负责立案调解、指导委派及人民调解,跟踪督促调解协议的履行,相关经验做法在全省予以推广。今年3月,以专职调解法官姜利君名字命名的“利君法官”调解工作室在江山法院挂牌成立。目前,该调解工作室每月立案调解的案件不少于80件。
现如今,专职调解法官成为了浙江法院立案调解工作的“主力军”。此外,对立案调解不成且事实清楚的,迅速转入简案速裁,实现快审快结。案件情况复杂的,由员额法官实行繁案精审。目前,浙江许多法院基本实现了繁简案件的“二八分流”,即八成以上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解决在了立案调解和简案速裁阶段。
据了解,五年来,浙江法院民事案件立案阶段调解撤诉率从2013年的14.3%上升到2017年的42.8%,今年上半年达到56.3%,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达到56.9%,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
全方位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形成矛盾分层过滤解决机制
今年10月24日,在德清县雷甸镇中兴社区法官工作室里,德清县人民法院乾元人民法庭副庭长顾敏芳邀请乡贤潘见华参与调解,成功调处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被告当场表态愿意配合原告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德清县人民法院依托“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镇村干部、司法联络员、人民调解员、乡贤等人员的作用,量身定制司法服务,为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起“站、点、室”三级架构,即在4个基层法庭设乡村振兴法官工作站,8个未设法庭的镇全部设立巡回审判庭,30个省级民主法治村及法治程度较高的村设立法官工作室,逐步实现全县100多个行政村法律服务点的全覆盖。
浙江法院注重基层基础建设,以人民法庭为支点,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村镇综治员等的业务指导,不断提高基层调处纠纷的能力,人民法庭解纷的“桥头堡”作用明显。
永康市人民法院龙山人民法庭充分发挥村镇调解力量的作用,形成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龙山经验”:纠纷发生后,村里先调,不行到镇里再调,最后到法庭调解,基本实现传统民事纠纷化解在诉前,法庭收案从2013年的806件下降到2017年的401件,降幅达50%,并实现了零信访。
与此同时,浙江法院大力推进“无讼无访村”建设,积极参与当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基层治理提供精准有力的法治保障。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望春人民法庭主动融入乡镇治理大格局,建立小纠纷化解微信群,通过法官、司法员、调解员等组成的诉前纠纷化解团队,及时快速解决简单纠纷,取得良好效果。江山法院贺村人民法庭与贺村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台了《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与“四个平台”对接实施方案》,法庭参与对村支部书记年终考核,凡是存在推动“无讼”村创建不力、小的矛盾纠纷出村的、配合法庭工作不力等情形的,就要予以扣分、降格评定。
在“互联网+”应用上持续发力 努力实现“解纷不出户”
今年7月19日,身在意大利的彭某和国内某房产开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各自住所或办公地点,通过“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经人脸识别和身份确认后,与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三方视频“面对面”调解。最终,不到一个小时就成功调解,并进行了在线司法确认。
“瓯海现有近12万海外华人华侨,旅居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侨胞、侨眷人数达全区总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瓯海区法院院长周虹说,该院努力让当地侨胞“最好不用跑”,将ODR平台运用在跨境远程司法服务上,在线化解涉侨纠纷,为身处世界各地的侨胞侨民提供便捷的解纷服务,打造了瓯海海外版“枫桥经验”。2011年至今,瓯海区法院已受理涉侨民商事及行政案件近700件,涉案标的额2.91亿元。
由浙江高院牵头开发的ODR平台,秉持多元共治、纠纷解决分层递进的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体化解决矛盾纠纷的思路,推动纠纷处理模式从事后处理向源头预防转变,助力“枫桥经验”从“小事不出村”升级到了“解纷不出户”。
诸暨市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的独特优势,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总结特色经验,推动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抓好省级ODR平台试点,不断丰富“枫桥经验”新内涵。目前,该平台共注册调解机构122家、调解员459名。
据悉,ODR平台自2017年上线运行以来,已实现访问量411万人次,注册用户31.5万人次,提供智能咨询69.5万次,申请调解纠纷16.8万余件,调解成功14万余件。

157.9万件,同比下降4%。

这是今年1月至11月,浙江全省法院新收各类案件的数据,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收案数却实现了下降,在全国法院都面临“诉讼爆炸”考验和案多人少矛盾的背景下,浙江法院是如何实现这种“逆袭”的?他们有何诀窍?

■传承“枫桥经验”:有诉求,一站解决!

“你们同意调解吗?”调解员葛天有的声音回荡在调解室里。

“同意。”回答的声音来自葛天有对面的一个大屏幕,从屏幕下方的两个小窗口可以看出,远在上海的原告和本地的被告都在自己的车里,通过手机里的ODR平台参与调解。

调解成功后,对面办公室的法官随即对该案进行了司法确认,一起异地债务纠纷圆满解决。

这是发生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日常,也是发生在浙江全省73个此类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日常。

浙江法院把“最多跑一次”改革理念拓展到社会治理领域,探索推进诉讼服务中心成建制入驻县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引导了大量矛盾纠纷在诉讼外解决。

案件因经济社会发展而增长是必然规律吗?浙江法院的回答是:未必。

那么,如何打破这一规律,减少诉讼增量呢?浙江法院的回答是:完善诉源治理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浙江各级法院从转变理念入手,加快构建“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真正变“法院主抓、单打独斗”为“多动配合,多元共治”,将诉讼服务融入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之中,将“诉讼治理”置予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强化诉讼前端、中端和末端等环节的治理,形成“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系统完整的工作闭环,也形成了一批新时代诉源治理的“枫桥经验”——

永康市是著名的五金之乡,民营经济发达,永康市人民法院年收案数超过2万件,人均结案曾居全省首位,但自2015年起,该院年收案数开始回落,后基本持平。该院龙山人民法庭下辖的龙山、西溪两镇是永康的工业重镇,有81个行政村、1800多家企业,外来人口超过3万,社会情势相当复杂,矛盾纠纷也层出不穷,但法庭的收案数从2013年的806件降至2018年的413件,减少了近一半。龙山法庭的做法被提炼为“龙山经验”,其精髓是24个字——“依靠党委领导、法庭靠前指导、发挥群众力量、分层递进调解”。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推动当地设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并将诉讼服务中心整体入驻,辖区另外14个部门也一并入驻,破解了社会治理碎片化、解纷资源分散化的瓶颈性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党委领导、关口前移、一站解纷”的非诉纠纷解决新路子,被誉为是多元解纷“普陀模式”。今年1月至11月,诉前成功化解矛盾纠纷1656件,法院一审民商事收案2454件,同比下降34.73%,诉源治理成效突出。

2018年6月,长兴县人民法院启动以“诉调执”一体化机制改革为内容的诉源治理新机制探索实践,整合社会治理多方资源,发挥基层组织、社会力量和人民法院各自职能优势,构建“党政为主、各方参与、共建共享”的诉源治理工作大格局。今年1月至11月,通过诉前委派、诉中委托共向全县基层调解组织、行业组织、调节律师分流案件2760件,占一审民商事收案数的38.72%;调解成功1731件,成功率62.72%,一审民商事案件收案同比下降11.85%。

■打击职业放贷:滥诉者,此路不通!

签署完18份自愿放弃本人债权的结案证明,申请执行人马某如释重负地走出了玉环市人民法院的大门,他放弃的债权,基本上是2015至2017年的民间借贷案件,标的额从1万元出头到11万元不等,总标的额近60万元。

一般都是被执行人还完了债务感觉一身轻松,但像马某这样,申请执行人放弃债务的现象在浙江法院并不鲜见。

在浙江法院案件量下降的总体态势中,有一类案件的下降最为明显,那就是一审民商事案件,今年1月至11月,一审民商事收案68.1万件,同比下降10.55%,系10年来首次负增长。而在民商事案件中,下降最明显的又属民间借贷案件,今后1月至11月,全省受理民间借贷案件14.44万件,标的额883.6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9.32%、14.25%。

这一切,都要从浙江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说起。

“@职业放贷人:你们该交税了!”今年7月8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官微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不仅“指名道姓”,且掷地有声。当天,由浙江高院和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共同研究制定的《关于对职业放贷人征收税费的会议纪要》公布,宣布要落实税收征管,从严规制职业放贷人的诉讼行为。

规制职业放贷人的努力始于玉环法院,2018年2月24日,玉环法院出台了《关于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的若干实施意见》,发出全国首份“职业放贷人名录”,将51名法院“常客”列入该名录。

浙江全省法院纷纷效仿,建立了“职业放贷人名录”,2018年11月23日,浙江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六部门联合发文,首次明确了“职业放贷人”定义,加强对“职业放贷人”的管理,有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发势头。

同时,浙江法院还加大虚假诉讼打击力度,将虚假诉讼行为人纳入“五类主体公共信用评价体系”名单,加大失信惩戒力度,有效解决虚假诉讼甄别难、处罚难等问题,并探索建立滥用诉权人员名单制度,强化对政府信息公开等重点领域的滥诉规制,有效引导当事人合理行使诉权,严格规制滥诉行为,在把好案件关口、减少诉讼增量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完善“智慧诉讼”:微法院,时刻在线!

“没想到,从咨询、调解、立案到手机收到移动微法院发来的立案通知书,全程竟然一小时不到,同时还被告知在当地就能参加庭审。”

今年9月19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村民陈某因黄岩某卫浴公司拖欠其1.1万余元货款迟迟不肯支付,无奈之下,陈某选择打官司来维权,立完案出门他回头看了一眼,记住了镇综治中心门口那块“院桥镇巡回智慧法庭”的牌子。

5天后,陈某又来到了巡回智慧法庭,这一次,他是来参与庭审的,通过法官沟通协调,不到20分钟,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成立巡回智慧法庭,是黄岩区人民法院院长徐乐盛的“点子”。黄岩辖区内共有19个乡镇,仅有宁溪人民法庭1家法庭,为了实现法庭工作全覆盖,深化诉源治理,黄岩区法院在各乡镇创建巡回智慧法庭,巡回智慧法庭一般设在乡镇综合治理中心,由员额法官担任庭长每周五值班,人民调解员常驻开展法律服务工作。

如今,巡回智慧法庭建设在台州全市推开,在不增编、不盖新房的情况下,
105家“巡回智慧法庭”全面亮相,成为了诉源治理的“桥头堡”。

“巡回智慧法庭”全面体现了“智慧”二字:实现自助立案、自助查阅、在线送达、在线调解、在线审判、在线执行、在线咨询、在线培训等八大功能。在完善诉源治理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过程中,浙江三级法院大力推进“互联网+审判”改革,努力打造“智慧法院”,运用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移动微法院等手段,为矛盾纠纷在诉讼外高效便利地解决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和移动微法院是浙江智慧法院建设两张闪亮的名片。“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集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五大服务功能于一体,目前同步上线电脑端和手机端App、微信小程序。在杭州,杭州法院利用互联网发达的优势,利用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实现一网解纷。今年1月至11月,杭州法院运用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引调案件共计27246件,成功率达59%。

移动微法院则发轫于宁波余姚,
“移动微法院”,是一款可以让公众“打开微信打官司”的小程序。原、被告均不用到庭审现场,通过移动微法院远程参与庭审。2018年9月10日,浙江高院向全省法院推广移动微法院。

在推动诉源治理的过程中,ODR平台和移动微法院就像两张强有力的“翅膀”,通过移动互联、优化环节、流程再造,有力推动解纷资源重塑,
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矛盾,
使越来越多的纠纷在诉讼外得到解决,成为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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