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执行难”之一:5年执行到位7万亿元
厉害了人民法院来源:新华网发布时间:2018-10-22
08:39:37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执行难”如果得不到基本解决,法院判决就成了“打白条”。记者调查了解到,2016年以来,为了维护法律权威和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各级法院在执行工作规范化、信息化方面发力,同时加速“僵尸企业”出清注入司法动能,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司法保障。
执行法官感慨:职业生涯第一次遇到执行案件结案数超收案数
“干了26年执行工作,今年是安徽法院执行案件结案数第一次超过收案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牛富文说。
安徽的突破是全国法院破解执行难工作的一个缩影。近5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级法院执行结案超过2100万件,同比增长74.46%,整体执结率超过90%,执行到位金额达7万亿元,为2019年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坚实基础。
“破解执行难的关键首先在于信息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说,“最高人民法院自2014年开始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由一个主系统、四个子系统关联集成的执行信息化系统。主系统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四级法院统一案件流程节点管理系统,化解对各级法院案件管理不到位、监督不力、执行不规范等问题;四个子系统分别解决查人找物难、联合惩戒难、财产变现难以及终结本次执行不规范等问题。”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与公安部、交通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和3850多家银行联网,可查询到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车辆、证券、不动产等16类25项信息,实现多种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法院执行的外部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说,“老赖”之所以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失信成本低。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签署文件,推进联合惩戒体系建设,采取惩戒措施150项,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购房、旅游、招投标等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限制。
加速“僵尸企业”出清 帮助中小企业“回血”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在法院受理的强制执行案件中,有约三成案件属于法人债务,被执行企业大都是债台高筑、经营乏力的“僵尸企业”,其债款链条复杂、脆弱,深圳一家“僵尸企业”涉及执行案件甚至多达1.9万件,不仅成为中小企业流动性的“血栓”,更易引发职业性、区域性金融危机。
“每一个执行案件都关乎一个中小企业的生死,每一笔执行款都可能成为企业的‘还魂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胡鹰说,这些执行案件大多牵涉多个资金链脆弱、抗风险能力不强的企业法人,一个案件执行不到位就可能引发“数企倒闭、多人失业”的连锁反应。
法院执行工作在挽救一批中小企业的同时,也加速了“僵尸企业”的出清,全国法院今年预计将清理涉及19万家“僵尸企业”共计60万件执行案件。全国法院加强执行工作与破产程序衔接,不仅实现了债务的公平清偿,也加快了“僵尸企业”出清,释放了沉淀、板结、固化在“僵尸企业”的土地、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创造条件。
“2017年,我们集中执行了41件涉金融行政处罚类案件,个案标的最大值近7亿元。”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蔡慧永说,自2014年金融街法庭成立以来,金融商事案件年均收案一万件以上,涉金融债权达232亿元,年结案率均超过90%,目的就是为保障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提供更有力司法保障。
“执行工作就是要通过强制力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为抵御外部风险冲击设立一堵‘防火墙’。”刘贵祥说,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要求,采用破产和解、破产重整、破产清算式重整等方式,最大程度保护企业及其优质的整体生产经营体系和能力。
谁当“老赖”谁难受 处处受限迫使“老赖”们履行义务
记者调研发现,执行工作所积累的海量信用信息也成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石。
“执行难的病症在法院,病因在社会环境,病根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足。”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吕忠梅说,应该抓住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契机,倒逼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记者采访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执行工作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在加快形成的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正在成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支撑。
由国家发改委等单位主办的网站“信用中国”是当前政府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总窗口,其中关于惩戒失信的数据信息约八成来自法院的执行工作。目前,超过1200万人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超过310万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社会诚信制度不健全,守信践诺意识不强,失信惩戒措施威慑力不足是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短板所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说,法院通过联合惩戒不仅补齐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短板,对失信人产生巨大震慑,更对弘扬诚信意识产生积极影响,推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氛围。

编者按: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正式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执行工作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而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军说,如果能以破解执行难工作为契机,从国家层面完善公民“信用画像”,打造公民“信用身份证”,形成处处凭信用、事事看信用的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执行自然也就会变得“不难”。

两到三年时间紧迫,执行难为何成为一个顽症?人民法院的承诺完成得怎么样了?破除最后一道藩篱的秘密武器都有什么?这一承诺能否如期完成?目标倒计时,新华社记者先后到北京、上海、安徽、广东、贵州、广西等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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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执行难的关键首先在于信息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说,最高人民法院自2014年开始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由一个主系统、四个子系统关联集成的执行信息化系统。主系统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四级法院统一案件流程节点管理系统,化解对各级法院案件管理不到位、监督不力、执行不规范等问题;四个子系统分别解决查人找物难、联合惩戒难、财产变现难以及终结本次执行不规范等问题。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与公安部、交通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和3850多家银行联网,可查询到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车辆、证券、不动产等16类25项信息,实现多种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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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们集中执行了41件涉金融行政处罚类案件,个案标的最大值近7亿元。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蔡慧永说,自2014年金融街法庭成立以来,金融商事案件年均收案一万件以上,涉金融债权达232亿元,年结案率均超过90%,目的就是为保障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提供更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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