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高院成功调解一起超16亿元大案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发布时间:2019-01-04
10:40:54字号:小大打印本页近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成功调解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淮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标的额超过16亿元委托贷款合同纠纷大案,并及时履行完毕。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在原国家计委成立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专项管理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的发放、使用和回收。自1985年至1992年,中国建设银行根据煤代油办委托向淮南矿务局累计发放煤代油贷款本金54637万元。1998年,原国家计委将煤代油办改组为国华能源公司,承继煤代油办资产及债权。淮南矿务局接受贷款进行煤代油基建建设后并未归还上述委托贷款。2018年5月,国华能源公司向安徽高院提起诉讼,要求淮矿集团公司偿还以煤代油专用资金本金54637万元及利息111156万元,合计达到165793万元,缴纳诉讼费830万余元,创下安徽高院一审案件本诉标的额及诉讼费之最的纪录。合议庭受案后高度重视本案的审理,仔细分析双方当事人诉求的重点。国华能源公司提起诉讼的目的是通过诉讼方式确认债权,而淮矿集团公司正值重组上市重要关口,判决该公司还款会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甚至会导致该公司上市计划搁浅。因此,合议庭认为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才能真正实现共赢。
合议庭了解到淮矿集团公司愿意引进国华能源公司作为该公司上市前原始股东,而对国华能源公司来说,将陈年旧债转为淮矿集团公司股权通过上市获得高额溢价也是实现债权的最好方式。于是,合议庭慎重提出债转股的调解思路,获得双方一致同意。在合议庭引导协调下,双方当事人就债转股细节问题经过多次协商,最终就债权本息数额及债转股方案达成一致。
2018年12月,经工商变更登记,国华能源公司正式成为淮矿集团公司股东,相关债转股手续全部完成。本案的妥善解决,使得淮矿集团公司顺利引进战略投资大幅充实资本金,化解巨额陈年旧债,消除上市及公司发展的最大障碍。同时,也使得国华能源公司实现确认债权,收回巨额煤代油资金的诉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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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调解到此结束!”5月30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张爱珍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九法庭一声宣布,上诉人苏某与被上诉人薛某、原审第三人丰隆公司、余某、苏某、宋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达成调解协议。至此,这件从一审开始历时近四年、争议标的额过亿元的涉港家事纠纷案件,终于以调解的方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以情释法 展现人文关怀
作为夫妻离婚后因财产分割发生的家事纠纷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并不多见。从发挥好巡回法庭就地化解纠纷的职能作用出发,由第三巡回法庭副庭长王旭光担任审判长,与主审法官张爱珍、汪军共同组成的合议庭,在接手该案伊始,就对这起看似普通的二审案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2017年5月24日上午,王旭光敲响法槌,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法庭上,述及曾经的婚姻、家庭生活及共同的女儿,原为夫妻的上诉人苏某和被上诉人薛某相互指责,情绪都非常激动。特别是作为女方的上诉人苏某,一度因为情绪失控而哽咽不已。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旭光暂时抛开对争议焦点的审理,首先从情感上表示了对当事人情绪的理解以及抚慰,他指出,家事就是有姻缘和血缘关系的人基于家庭生活、基于芸芸众生之间的因缘而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故事。这一故事因结婚的因缘产生,因双方共同生活以及孩子的诞生而持续,但不会因婚姻关系的结束而终结。作为家事纠纷的裁判者,合议庭成员会充分关注并尊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故事。希望各位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珍视这种因缘,共同努力,使本案这一基于缘分产生的家事纠纷依法得以妥善化解,使各方当事人能够在既有缘分的基础上尽快解开心结,在既有家事的基础上心情愉悦地开始新的生活。王旭光强调,案件的审理难免会涉及不愉快的往事,希望各方能够相互尊重,以理性的方式参与诉讼,以平和的语言陈述案件事实和诉辩主张。
在王旭光语重心长的劝解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情绪平复了许多,庭审气氛逐渐缓和,并表示同意调解。
耐心调解 体现为民胸怀
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系香港公民,双方之间因婚姻家庭生活产生的矛盾由来已久,离婚后争议的财产涉及车库、房屋等共计19个房产证的财产,房产落户在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名下,标的额过亿元。由于双方在协议离婚后曾经反复签订了6份财产分割处理协议,对案涉财产分割的约定内容存在截然不同的解释,且一方当事人长期住在福州,另一方长期陪读女儿住在澳大利亚,其他与争议财产有关的当事人居住地为厦门,双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是一方在福州,一方在北京。这些现实情况使得案件调解的协调难度大、沟通时间长,对合议庭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不要嫌烦嫌累,还是要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从实质化解家事纠纷出发,认真做好调解工作。”在庭审结束后的合议庭会议中,王旭光确定了本案的工作思路。
二审庭审结束后,承办案件的张爱珍审判团队第一时间联系了苏某和薛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双方确定了本案调解的方式,即由双方先分别提交各自调解方案,然后由合议庭审查双方的调解差距和调解内容,再分别向双方当事人提出相关建议并反馈调解意见给对方当事人。
在之后几个月的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调解协议差距较大,承办团队虽分别与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反复沟通,但双方当事人因积怨太深且互不相让,致使调解陷入僵局。对此,王旭光多次召集合议庭成员进行评议,对案涉争议问题进行研究,确定相应的调处工作措施。然而至2017年底,虽经承办团队后续一个多月的努力调解,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临近岁末,合议庭对本案再一次进行评议,并形成可以结案的一致裁判意见。然而,王旭光仍不甘于就此结案,他表示:“家事案件只要当事人未放弃调解意愿,我们就应该静下心来努力促成,对这类案件要有足够的耐心。要进一步把握好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打开各方的心结。让案件结了,事也了了,才是解决这类家事纠纷的最好方式。”
案结事了 彰显社会情怀
今年春节前夕,经过努力,常年在澳洲陪伴女儿读书的上诉人苏某,决定回国与被上诉人薛某协商解决本案纠纷。张爱珍抓住这一机会,多次通过电话与双方当事人交流,就调解方案与各方反复沟通,先后提出12个版本的调解方案。合议庭也与双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了50多次的电话沟通,在反复帮助当事人修改调解方案后,各方当事人终于形成了一致意见。
由于最终调解方案尚需双方当事人以及案涉的三位第三人签字确认,而各方均在福建,为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合议庭决定由承办法官带队,前往福建高院主持调解。
“案件情况虽然复杂,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一直认真、耐心地与我们沟通,体现的是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精神,她们的工作真真实实地使我们老百姓感受到了司法温情。”调解协议签署后,本案原审第三人、苏某80多岁的母亲余某对合议庭情理法兼顾的工作方法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原本已收到合议庭“不用亲自出庭”告知的余某,在调解当日仍然专程赶到法庭参加调解并签署调解协议。老人恳切地表示,自己不顾高龄来到调解现场,一方面是出于对女儿的关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对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本案法官的感谢。
基于双方当事人申请,经合议庭评议采纳并主持调解过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书均已送达各方当事人。
司法为民就是坚持百姓有所呼,司法有所应。三巡从成立之初,就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镌刻在办公楼前,也深刻在每个三巡人的心中。新时代昭示新气象,新征程呼唤新作为,新时代的三巡也将继续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主线不动摇,继续创新工作方式、开拓工作局面。

债权债务纠纷是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当债权人遇到“老赖”拒不还账时,除了自行讨债、委托讨债外,就是将债务人起诉到法院,通过诉讼的手段迫使其履行还账义务。打官司是有技巧的,因为有些法律、法规是存在“特例”的,运用好这些“特别规定”,你将收获更大的利益,使你的债权更有保障。

一、出借人起诉债务人可以就近选择管辖法院。

“原告就被告”是我国对法院管辖的一个基本原则规定,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适用这一原则。原告如果能够在自己的住所地起诉被告,不但可以减少因诉讼产生的费用,还可以迫使被告为减少自己的损失而主动与原告和解,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对于借款案件的管辖,法院是这样规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三条规定:“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合同履行地是指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标的物为货币。贷款方与借款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分别承担贷出款项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义务,贷款方与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从而履行了贷款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因此,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二、积极参加法院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避免赢了官司输了钱。

有些时候,调解是必须的,如果当事人自恃胜诉无疑,拒不参加法院组织的调解工作,最终有可能要承担较多的诉讼费用。因此,积极参加法院的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第二条同时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号】第38条规定:“发挥诉讼费用杠杆作用。当事人自行和解而申请撤诉的,免交案件受理费。当事人接受法院委托调解的,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减免诉讼费用。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与调解或者不履行调解协议、故意拖延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增加其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

三、合理确定诉讼标的额,减少预交诉讼费及可能承担的败诉部分的诉讼费用。

诉讼费并非一律由被告承担,如果原告起诉的标的额超过法院最后确认的数额,那么对于超过法院确认部分的诉讼费用则由原告承担。因此,原告起诉时应合理确认诉讼标的额,“诉讼标的额越大越好”的观念是错误的。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条:“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保全措施……”第十三条规定:“案件受理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第二十条:“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预交。”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

四、据实确定诉讼保全数额,减少诉讼保全保证金的数额以及减少预交诉讼保全费。

诉讼保全的数额与起诉的标的不是一回事,申请人应根据掌握的被申请人的财产线索,合理确定保全的数额,否则不但要多预交诉讼保全费,还是多交纳诉讼保全保证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2号)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责令申请保全人提供财产保全担保的,担保数额不超过请求保全数额的百分之三十;申请保全的财产系争议标的的,担保数额不超过争议标的价值的百分之三十。”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条:“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保全措施……”

五、合同期限届满前,债务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出借人可以要求对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承担违约责任。

换句话说,出借人可以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起诉债务人,而不必等到履行期限届满后再去起诉,这样可能会错失起诉的最佳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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