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晶是科大讯飞法院线产品运营部门的技术人员,她曾为张末然的开庭提供技术保障。“庭审软件经历了4次大升级,从只能识别汉字,升级到可以识别标点符号、英文、数字;从只能识别陈述句,到可以识别疑问句、反问句;从流水账记录,到自动忽略发言人的‘嗯、啊’语气词;我们还扩大了法言法语和高频率出现的词汇量。”薛晶指出,音字转换系统需要“学习”,学习的次数越多,系统撰写效果就越优化。

编者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与现代科技应用深度融合,是人民法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任务。上海二中院作为2014年率先启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全国首批试点单位,大胆创新,向改革要动力,向科技要效益,勇于化解人案矛盾,积极推进办案团队建设、法官自主管理、书记员集约化管理等改革举措,开创了一套可参考、可借鉴、可推广的“司改3.0版”做法,受到各界关注。人民法院报今日起分上、下两期进行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案多人少怎么办?书记员不够用怎么办?法官助理配不齐怎么办?法官疲劳办案怎么办?书记员、法官助理、法官,职责应该怎么划分?法院的司改目标如何去实现?……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做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但上海有一家法院做了,它用“刮骨疗毒法”打造了全新办案模式,用现代高科技和制度创新把“未来法院”变成了现实。它,就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2人做118人的活儿
“一开始我是质疑的,这个活儿不可能推得下去,刚招进来的8个文员,连庭里都没去过,什么都不会,怎么记录?”上海二中院书记员办公室负责人段婷回忆七个月前的情景时笑了。
司改前,段婷是穿着法袍坐在审判席上的助理审判员,司改后,她没能入额。2018年9月,政治部开始考虑由段婷来担任即将成立的书记员办公室负责人之职,上海二中院审管办主任徐征峰和她比较熟悉,两人谈起了此事。
“你从部队转业过来,责任心很强,而且熟悉审判业务,又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挺适合这个岗位。”徐征峰对段婷说。
但段婷有些犹豫,上海二中院共有118人承担开庭职责,其中书记员50名、文员68名,分散在各个部门,平均每天开庭约40场,最高一天保障庭审92场。“成立书记员管理办公室后,要花五分之一不到的人力资源去完成甚至超过原有的保障开庭数,简直是天方夜谭。”段婷没有自信。
“放心吧,所有法庭都装好了科大讯飞的音字转换系统,只要书记员能修改错别字、调整段落、不破句就行。”徐征峰鼓励她。
段婷想了想,点点头:“那就试试看吧。”
10月,书记员管理办公室正式成立,连段婷加文员,一共9人。随后各业务庭的一些书记员又陆续调往段婷处,成为“驻庭书记员”。至2018年年底,段婷手里有了21个兵。
驻庭书记员有了,系统便开始全面运转,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一个简单的案子,本来传统的归纳式笔录只需5、6页,但科大讯飞的‘随堂笔录’有20多页,而且错别字多,匹配度不高,还经常死机,承办人看不懂笔录。”有人抱怨。
有一起劳动争议案开庭,从下午两点到五点,系统生成43页笔录,当事人庭后阅看笔录又足足花了两小时,书记员一直到晚上七点半才下班。
方言识别度不高、身份证号和车牌号错误率高、无法与法官常用的审判管理信息系统和C2J法官办案智能辅助系统形成数据共享……问题一个接一个,段婷急上心头,“这还怎么叫节约人力?怎么优化?怎么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完全背道而驰了!”
让所有人转变理念 22人能完成118人的工作吗?
上海二中院的政治部、审管办、办公室、立案庭、民三庭、行政庭、申审庭开足马力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方案。
“工作难度很大,所有的后台数据库不能出一个问题,否则整个法庭系统就瘫痪了!”上海二中院信息管理中心信息二科科长杨戈说。
“当然能完成118人的活儿!”上海二中院民二庭第六合议庭审判长彭辰说。彭辰是该院最早尝试使用音字转换系统的法官,他曾被评为上海法院系统一等功、上海法院“邹碧华式好法官”,审理过的两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智能化是法院发展的方向,机器能做的事就让机器去做,人的劳动力要解放出来。法官助理时间多了,法官就有更多时间去学习、去休息。我们不能老加班,我现在的合议庭已经不加班了。”彭辰快人快语。
彭辰的法官助理是瘦瘦的张末然,张末然记得很清楚,在书记员管理办公室还未成立之前,彭辰就和他谈起想启用法庭科大讯飞系统的想法,当时张末然有点懵。
“这东西能行吗?”张末然问。 “这是未来法院改革的方向。”彭辰说。
经院党组同意,彭辰所在的合议庭第一个开始使用音字转换系统。不久,上海二中院所有法庭都装上了音字转换系统,随后民三庭、行政庭也加入了使用系统的队伍。
薛晶是科大讯飞法院线产品运营部门的技术人员,她曾为张末然的开庭提供技术保障。“庭审软件经历了4次大升级,从只能识别汉字,升级到可以识别标点符号、英文、数字;从只能识别陈述句,到可以识别疑问句、反问句;从流水账记录,到自动忽略发言人的‘嗯、啊’语气词;我们还扩大了法言法语和高频率出现的词汇量。”薛晶指出,音字转换系统需要“学习”,学习的次数越多,系统撰写效果就越优化。
“怕的就是系统装好了,却没人用!”上海二中院院长郭伟清说。他曾担任上海高院副院长、司改办主任,分管过司改、信息化建设等条线,很清楚改革的最大难度在于人。“阻力很大,很多人难以接受新事物,固执地按照习惯思维在做事。”
向科技要生产力
为了解决“人”的问题,郭伟清开辟了“心语倾声·院长有约”活动,只要有时间,他都会不定期地与全院干警谈心,目前已面谈了将近100人。“法院的很多工作都是以老带新,唯独信息化建设这项工作,需要年轻人去推动老同志,推动他们去接受新事物。”
2018年10月,郭伟清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来自福建,普通话并不标准。整个庭审中,书记员全程使用音字转换系统,刑庭的法官们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屏幕上不断跳跃的庭审记录文字,院长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刑庭法官——音字转换系统是可行的。
“整个审判工作都需要全程留痕,这和司改要求的司法责任制直接挂钩,法官们要在理念上转变过来。”郭伟清说。
“其实,笔录记得好不好,有一部分和法官能力有关,整个庭审是法官在控制,所以音字转换系统其实倒逼了法官提高庭审驾驭能力。”彭辰一针见血,“在我们发现系统适应大段陈述记录时,合议庭便采用事实调查和法庭辩论相结合的‘1+3’庭审方式,给予当事人充分的发言陈述权利,笔录也更迅捷好记。”
上海二中院行政庭庭长徐军也同意这个观点:“法官要发挥一定的释明、归纳、梳理争点的主导性,试点之后,我们庭的法官经常在庭务会上交流心得。”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一切进入了良性循环,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类案和法条自动推送,语音唤醒证据和批注阅览功能一一加入,音字转换准确率也达到了95%以上。
如今,段婷可以从容安排21名驻庭书记员平均每天开庭60余件,开庭高峰时可保障每天约80个庭审,最多一天保障庭审达152件。2019年第一季度,驻庭书记员团队共保障2262起民商事、行政及重大刑事案件的庭审记录工作,约占全院登记开庭的75%。驻庭书记员李佳纯曾一人完成一起重大刑事疑难案的庭审保障,该案卷宗100余册,庭审持续4天,29名诉讼参与人参加,累计生成620页共计30余万字的笔录。
彭辰和张末然用了4个月的时间向68起二审案件的当事人发放了121份调查问卷,其中包括律师、法律工作者、公司法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当事人。调查结果显示,78.02%的受访者对系统总体感受评价为“很好”或“好”,64.84%的受访者表示希望下一次开庭继续使用该系统。

19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C201法庭,正在“智慧庭审”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编者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与现代科技应用深度融合,是人民法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任务。上海二中院作为2014年率先启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全国首批试点单位,大胆创新,
向改革要动力,向科技要效益,勇于化解人案矛盾,积极推进办案团队建设、法官自主管理、书记员集约化管理等改革举措,开创了一套可参考、可借鉴、可推广的“司改3.0版”做法,受到各界关注。本报今日起分上、下两期进行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据院方介绍,改革后,书记员日均保障庭审数从40余件提升至60余件,开庭高峰时,可保障每天80件左右的庭审,极大地提高了开庭频率和效果。

“当然能完成118人的活儿!”上海二中院民二庭第六合议庭审判长彭辰说。彭辰是该院最早尝试使用音字转换系统的法官,他曾被评为上海法院系统一等功、上海法院“邹碧华式好法官”,审理过的两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作为中国法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先行先试法院,上海二中院将“打造新型审判团队,再造新型办案模式,锻造新型管理方式”作为司法改革的“3.0版”。上海二中院院长郭伟清介绍,以无纸化办案为核心的新型办案模式既是司法改革走向“3.0版”的重要基础,也是强大动力。

“一开始我是质疑的,这个活儿不可能推得下去,刚招进来的8个文员,连庭里都没去过,什么都不会,怎么记录?”上海二中院书记员办公室负责人段婷回忆七个月前的情景时笑了。

“以前,庭审记录需要靠书记员归纳,这种方式决定了书记员必须依附于业务庭,熟悉掌握一种类型的案件特点,因此开庭数量受到限制。”上海二中院书记员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段婷介绍,如今技术创新颠覆了传统的庭审记录方式,让书记员可以胜任更多类型的案件记录。

经院党组同意,彭辰所在的合议庭第一个开始使用音字转换系统。不久,上海二中院所有法庭都装上了音字转换系统,随后民三庭、行政庭也加入了使用系统的队伍。

与传统庭审不同,当日庭审中看不见审判台上堆起厚厚的卷宗,也不见书记员在键盘上忙碌地敲打。现场,从音字转换实时记录庭审发言,到当庭电子卷宗查阅、证据质证,再到庭后笔录电子签名,上海二中院实现了全流程无纸化的“智慧庭审”,既提高了庭审效率,更实现了庭审过程全程留痕。

上海二中院的政治部、审管办、办公室、立案庭、民三庭、行政庭、申审庭开足马力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方案。

电子笔录既确保了真实性,也让书记员的工作更加高效。去年10月,上海二中院成立书记员管理办公室,建立起了一支22人的驻庭书记员队伍。书记员由原来隶属各业务庭的传统“跟人”模式,转变为由书记员管理办公室指派保障开庭的“驻庭”模式。

2018年10月,郭伟清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来自福建,普通话并不标准。整个庭审中,书记员全程使用音字转换系统,刑庭的法官们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屏幕上不断跳跃的庭审记录文字,院长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刑庭法官——音字转换系统是可行的。

随着无纸化办案的深入,音字转换等新技术,在极大便利法官开庭、审阅案卷和制作裁判文书等工作的同时,也实质性地倒逼法官对所承办案件的责任担当,从而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初衷。

如今,段婷可以从容安排21名驻庭书记员平均每天开庭60余件,开庭高峰时可保障每天约80个庭审,最多一天保障庭审达152件。2019年第一季度,驻庭书记员团队共保障2262起民商事、行政及重大刑事案件的庭审记录工作,约占全院登记开庭的75%。驻庭书记员李佳纯曾一人完成一起重大刑事疑难案的庭审保障,该案卷宗100余册,庭审持续4天,29名诉讼参与人参加,累计生成620页共计30余万字的笔录。

上海二中院以更少的书记员保障了全院的庭审记录,更释放出一部分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熟悉审判工作的书记员力量从事法官助理的工作,从而实现了主要业务庭法官与法官助理1:1配备。

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9-04-30 09:14:21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上海二中院审管办主任徐征峰介绍,由于电子笔录基于音字转换技术生成,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意见均能真实客观得到反映,此举大大避免了当事人对笔录内容产生异议。与此同时,根据规定,庭后书记员仅允许当事人修改错别字,不允许修改语义,以保证真实性。

“这东西能行吗?”张末然问。

徐征峰表示,目前该院32个法庭全部安装了音字转换设备,识别准确率已经达到95%以上。

“放心吧,所有法庭都装好了科大讯飞的音字转换系统,只要书记员能修改错别字、调整段落、不破句就行。”徐征峰鼓励她。

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它

“智能化是法院发展的方向,机器能做的事就让机器去做,人的劳动力要解放出来。法官助理时间多了,法官就有更多时间去学习、去休息。我们不能老加班,我现在的合议庭已经不加班了。”彭辰快人快语。

22人做118人的活儿

22人能完成118人的工作吗?

“这是未来法院改革的方向。”彭辰说。

让所有人转变理念

驻庭书记员有了,系统便开始全面运转,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段婷想了想,点点头:“那就试试看吧。”

向科技要生产力

“工作难度很大,所有的后台数据库不能出一个问题,否则整个法庭系统就瘫痪了!”上海二中院信息管理中心信息二科科长杨戈说。

“你从部队转业过来,责任心很强,而且熟悉审判业务,又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挺适合这个岗位。”徐征峰对段婷说。

“整个审判工作都需要全程留痕,这和司改要求的司法责任制直接挂钩,法官们要在理念上转变过来。”郭伟清说。

为了解决“人”的问题,郭伟清开辟了“心语倾声·院长有约”活动,只要有时间,他都会不定期地与全院干警谈心,目前已面谈了将近100人。“法院的很多工作都是以老带新,唯独信息化建设这项工作,需要年轻人去推动老同志,推动他们去接受新事物。”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一切进入了良性循环,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类案和法条自动推送,语音唤醒证据和批注阅览功能一一加入,音字转换准确率也达到了95%以上。

——上海二中院“司改3.0版”开启审判新时代

上海二中院行政庭庭长徐军也同意这个观点:“法官要发挥一定的释明、归纳、梳理争点的主导性,试点之后,我们庭的法官经常在庭务会上交流心得。”

彭辰的法官助理是瘦瘦的张末然,张末然记得很清楚,在书记员管理办公室还未成立之前,彭辰就和他谈起想启用法庭科大讯飞系统的想法,当时张末然有点懵。

“怕的就是系统装好了,却没人用!”上海二中院院长郭伟清说。他曾担任上海高院副院长、司改办主任,分管过司改、信息化建设等条线,很清楚改革的最大难度在于人。“阻力很大,很多人难以接受新事物,固执地按照习惯思维在做事。”

“其实,笔录记得好不好,有一部分和法官能力有关,整个庭审是法官在控制,所以音字转换系统其实倒逼了法官提高庭审驾驭能力。”彭辰一针见血,“在我们发现系统适应大段陈述记录时,合议庭便采用事实调查和法庭辩论相结合的‘1+3’庭审方式,给予当事人充分的发言陈述权利,笔录也更迅捷好记。”

方言识别度不高、身份证号和车牌号错误率高、无法与法官常用的审判管理信息系统和C2J法官办案智能辅助系统形成数据共享……问题一个接一个,段婷急上心头,“这还怎么叫节约人力?怎么优化?怎么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完全背道而驰了!”

“一个简单的案子,本来传统的归纳式笔录只需5、6页,但科大讯飞的‘随堂笔录’有20多页,而且错别字多,匹配度不高,还经常死机,承办人看不懂笔录。”有人抱怨。

司改前,段婷是穿着法袍坐在审判席上的助理审判员,司改后,她没能入额。2018年9月,政治部开始考虑由段婷来担任即将成立的书记员办公室负责人之职,上海二中院审管办主任徐征峰和她比较熟悉,两人谈起了此事。

10月,书记员管理办公室正式成立,连段婷加文员,一共9人。随后各业务庭的一些书记员又陆续调往段婷处,成为“驻庭书记员”。至2018年年底,段婷手里有了21个兵。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做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但上海有一家法院做了,它用“刮骨疗毒法”打造了全新办案模式,用现代高科技和制度创新把“未来法院”变成了现实。它,就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有一起劳动争议案开庭,从下午两点到五点,系统生成43页笔录,当事人庭后阅看笔录又足足花了两小时,书记员一直到晚上七点半才下班。

彭辰和张末然用了4个月的时间向68起二审案件的当事人发放了121份调查问卷,其中包括律师、法律工作者、公司法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当事人。调查结果显示,78.02%的受访者对系统总体感受评价为“很好”或“好”,64.84%的受访者表示希望下一次开庭继续使用该系统。

但段婷有些犹豫,上海二中院共有118人承担开庭职责,其中书记员50名、文员68名,分散在各个部门,平均每天开庭约40场,最高一天保障庭审92场。“成立书记员管理办公室后,要花五分之一不到的人力资源去完成甚至超过原有的保障开庭数,简直是天方夜谭。”段婷没有自信。

案多人少怎么办?书记员不够用怎么办?法官助理配不齐怎么办?法官疲劳办案怎么办?书记员、法官助理、法官,职责应该怎么划分?法院的司改目标如何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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