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自治 股东
公司的治理结构原则 [ 导语 ]
股东压制是封闭公司的治理难题,为受压制股东提供有效的救济规则是公司法的重要任务,但目前我国公司法对此提供的救济手段过于单薄。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李建伟教授在《股东压制的公司法救济:英国经验与中国实践》一文中,通过比对英国不公平损害制度与我国的实践,从公司内部治理、立法和司法三个层面,对我国股东压制救济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股东压制:一个通存的封闭公司治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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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4月28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现象成因

资料图:某公司办公室。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

若干问题的规定》,民二庭相关负责人就《规定》中关联交易、董事权益等问题,进行了答记者问。

股东压制,通常是指多数股东利用其有利地位通过各种手段排挤、欺压其他股东,使后者不能正常参与经营管理或不能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其成因主要集中于资本多数决的滥用和封闭公司的特殊性。

中新网4月28日电
为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保护投资者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股东权益保护等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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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实质

《规定》共六条,主要对履行法定程序不能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关联交易合同的无效与撤销、董事职务的无因解除与离职补偿、公司分配利润的时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解决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规定。

资料图:最高人民法院。中新社记者 李慧思 摄

股东压制实为股东投机行为的结果。一方面,多数股东可以利用其控制地位,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侵犯少数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少数股东如受到过度保护,也可能因出资少、风险小而作出不利于公司和多数股东的决议。因此,股东压制本质上是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规定》规范关联交易内外部责任。随着经济发展,法人规模逐渐扩大,内部结构逐渐复杂,关联交易逐步增多。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通过与公司的关联交易,随意挪用公司资金,转移利润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损害公司、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对于公司关联交易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明确关联方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民法总则第八十四条在此基础上,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全部营利法人。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时,相关行为人往往会以其行为已经履行了合法程序而进行抗辩。为此,《规定》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给予受侵害的公司救济权利,强调履行法定程序不能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规定》明确,尽管交易已经履行了相应的程序,但如果结果上存在不公平,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依然可以主张控股股东等关联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将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关联交易合同行为中,在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而公司不起诉的情况下,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法请求确认关联交易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该合同。

有记者在会上提问:本司法解释的制定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二、股东压制的英国法救济机制:不公平损害制度

《规定》指出,规范董事职务无因解除。《规定》还对公司董事职务的无因解除与离职补偿进行了规范,廓清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强调董事职务解除的随时性与无因性。《规定》明确了董事任期未届满,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也可决议解除其职务。同时规范了法院审理董事因职务解除与公司就补偿问题发生的纠纷时,应依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确定是否补偿以及补偿的合理数额,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了指引。需要注意的是,职工董事不由股东决议任免,因此不存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解除其职务的情形。

民二庭相关负责人指出,《规定》制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不公平损害制度的立法表达

《规定》规范了公司分配利润的时限。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是公司直接融资的主要对象,依法维护股东权利,是依法保护营商环境的条件和基础。而中小股东由于其持股比例的限制,在公司中处于弱势地位,《规定》从中小股东利益出发,首先从利润分配请求权方面着力保护公司股东权利。利润分配请求权,是指股东有权按照出资或股份比例请求分配公司利润的权利。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于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已赋予了相应的司法救济,《规定》又进一步提出了公司完成利润分配的时限要求,明确公司至迟应当自作出分配决议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利润分配,使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落到实处,充分保护股东权利。

保护投资者权益也是中国公司法的重要立法目的之一。制定司法解释,对公司法适用中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明确,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等相关制度进行完善,有利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这是《规定》制定的初衷和根本目的。

股东压制在英国公司法上主要体现为私人公司中的不公平损害行为。英国《2006年公司法》形成了目前的不公平损害制度,其规定提起不公平损害诉讼的条件为“公司的事务正在或已经以不公正的方式进行,不正当地损害全体或部分成员的利益,或者公司的任何实际或提议的作为或不作为或将会构成这样的损害”,且该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规定》规范了构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分歧解决机制。基于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产生重大分歧,导致公司僵局时,只要尚有其他途径解决矛盾,应当尽可能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以维持公司运营,避免解散。解决公司僵局一般采取股东离散方式来避免公司解散,但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其人合性特征,股权转让受到诸多限制,不愿意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东退出公司较为困难,通过在诉讼过程中指引股东协商解决分歧,以调解方式解决股东退出问题,对于解决有限责任公司僵局,维持公司正常经营,避免公司解散有特殊的意义。

《规定》只有6个条文,但内容非常丰富,切实提升了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利。一是,《规定》明确了履行法定程序不能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同时规定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提起代表诉讼,请求对关联交易中相关合同确认无效与撤销,为中小股东提供了追究关联人责任,保护公司和自身利益的利器。二是,《规定》明确了董事职务的无因解除与相对应的离职补偿,厘清公司与董事的法律关系,增强股东权益保护,降低代理成本。三是,《规定》明确了公司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后,完成利润分配的最长时限,使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落到实处;四是,《规定》建立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解决机制,强调法院在相关案件审理中强化调解,引导股东协商解决分歧,恢复公司正常经营,避免公司解散。

不公平损害行为的法律构造

有记者就《规定》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规范提问,民二庭负责人称,规范关联交易是《规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不公平损害的构成要件不包括多数股东的主观恶意,因为该行为常常披着合法的外衣。因此法官主要从以下两个因素来判断:

他指出,关联交易是把双刃剑,正常的关联交易,可以稳定公司业务,分散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发展。但实践中发现,一些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利用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和控制地位,迫使公司与自己或者其他关联方从事不利益的交易,以达到挪用公司资金、转移利润的目的,严重损害公司、少数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中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明确了关联方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民法总则第八十四条在公司法规定的基础上,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全部营利法人。本次司法解释制定中,对于关联交易分两个层次规范:第一个层次是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内部赔偿责任;第二个层次是否认关联交易相关合同的效力。

第一,股东利益受到侵害。股东利益包括股东作为公司成员的利益和合理期待利益,即私人公司股东对“管理收益”的合理期待。第二,存在不公平损害的行为,既包括非法行为也包括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法院在判断其构成时,以公平原则入手,以理性原则进行利益衡平与考量。

关于关联交易的内部赔偿责任问题。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履行法定程序不能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时,相关行为人往往会以其行为已经履行了合法程序而进行抗辩,最主要的是经过了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批准,且行为人按照规定回避表决等。但是,关联交易的核心是公平,本条司法解释强调的是尽管交易已经履行了相应的程序,但如果违反公平原则,损害公司利益,公司依然可以主张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不公平损害行为的救济体系

鉴于关联交易情形下,行为人往往控制公司或者对公司决策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本身很难主动主张赔偿责任,故明确股东在相应情况下可以提起代表诉讼,给中小股东提供了追究关联人责任,保护公司和自身利益的利器。

1.事前私人安排

关于关联交易中相关合同确认无效与撤销的问题。在这方面,《规定》实际扩展了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范围,将之扩大到关联交易合同的确认无效和撤销纠纷中。

根据私法自治的精神,股东通过章程、股东协议等对股东间的权利义务作出的约定,优先于法律规则而适用。依据合同法基本原理,任何违反股东协议的安排都具有可诉性,这赋予了股东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事前私人安排之于股东压制,不仅具有事后救济之功能,更具有事前预防之功能。

民二庭负责人指出,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下,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如果合同存在无效或者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情形,可以根据相关规定直接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或撤销该合同。但是关联交易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是关联人通过关联关系促成的交易,而关联人往往控制公司或者对公司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公司本身也很难主动提出请求。故在关联交易中,有必要给股东相应救济的权利。在公司不撤销该交易的情形下,符合条件的股东可根据法律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来维护公司利益,进而维护股东自身利益。

2.事后司法救济

有记者提问称,《规定》有关董事职务无因解除的规定应如何理解?是否会影响董事的正常履职?

《2006年公司法》第996条赋予法院在不公平损害诉讼中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院有权做出任何合理的法令提供救济,如颁布股份购买令等。

民二庭相关负责人指出,《规定》廓清了公司与董事的关系,明确了公司可以随时解除董事职务。我国公司法中仅规定了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在我国公司法上,对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并无明确的规定,但公司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已经基本统一认识,认为公司与董事之间实为委托关系,依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同意任职而成立合同法上的委托合同。既然为委托合同,则合同双方均有任意解除权,即公司可以随时解除董事职务,无论任期是否届满,董事也可以随时辞职。

3.不公平损害诉讼与派生诉讼、司法解散之诉的关系

无因解除不能损害董事的合法权益。为平衡双方利益,公司解除董事职务应合理补偿,以保护董事的合法权益,并防止公司无故任意解除董事职务。从本质上说,离职补偿是董事与公司的一种自我交易,其有效的核心要件应当是公平,所以本条强调给付的是合理补偿。我国合同法中明确规定了委托人因解除合同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条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行使进行了相应指引。

与派生诉讼相比,不公平损害诉讼是基于对股东利益的侵害,而派生诉讼是基于对公司利益的侵害;与司法解散相比,不公平损害制度为“治愈公司”的方法,而司法解散公司是对公司的“宣告死亡”。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公司中还存在职工董事。因职工董事不由股东决议任免,因此不存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解除其职务的情形。

英国法经验启示

在回应记者“《规定》有利于中小投资者行使利润分配请求权”的提问时,民二庭相关负责人称,利润分配请求权是股东的一项重要权利,但中小股东在行使这项权利时有时需要司法的帮助。

首先,相较于股东直接诉讼、派生诉讼,不公平损害诉讼具有漏洞填补功能,提供了更加宽泛的救济途径。其次,不公平损害制度在股东之间设定了信义义务,使得利益受害的股东可以对违反义务的股东提起不公平损害之诉。最后,该制度扩大了法院的受案范围,赋予法院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也可以防止少数股东滥诉、恶意诉讼的发生。

此前制定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中规定了股东以诉讼形式强制公司分配利润的条件。根据该规定,如果没有作出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股东要求分配利润不能得到支持;公司作出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强制分配。但如果过分长期不分配利润,符合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情形,则强制分配利润的请求能够得到支持。《规定》在此基础上具体规定了公司完成利润分配的时限要求,使得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落到实处。

三、股东压制救济的中国实践

《规定》明确了利润分配完成时限的原则:分配方案中有规定的,以分配方案为准;分配方案中没有规定的,以公司章程为准;分配方案和公司章程中均没有规定,或者有规定但时限超过一年的,则应当在一年内分配完毕。鉴于公司一般计算年度利润,故作出利润分配决议后,要在一年内完成分配,这一时间符合实际做法。

中国式股东压制:长期的复合性股东权益侵害行为

如果具体分配方案中载明的分配时间超过了章程的规定,股东可能更希望按照章程规定的时间进行分配。这属于公司决议内容违反章程规定,符合决议可撤销情形,股东有权依法起诉撤销该决议中关于分配时间的部分。分配时间被撤销后,则应当依照章程的规定进行分配。

我国的有限公司、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等封闭类公司同样存在英国公司的不公平损害行为,我国法上的股东压制可以定义为“长期的复合性股东权益侵害”。事实上,形式上侵害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单项权利的,无需被列为股东压制。而以合法形式实质侵害股东权益的行为的,需列入股东压制行为范畴,此时,抽象的股东压制救济规则可以发挥兜底的作用,从而对利益受损害的股东给予适当救济。

本条明确了公司决议可以部分撤销,决议部分撤销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但是如果该分配时间与决议其他部分密不可分,则不能单独撤销分配时间。故能否撤销需要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具体确定。

现行公司法给予股东压制的救济

问题5:《规定》对调解作出专门规定,调解这种方式对于纠纷解决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单项权利的具体救济

答:您所说的是《规定》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分歧解决机制的规定。

第一,股份回购请求权。《公司法》第74条规定有限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发生在三种情形,唯第一种情形与股东压制相关,但这一规定由于极易被规避而难具实效性。第二,司法解散请求权。一般认为,公司法未对股东压制给予司法解散的救济,仅在第182条规定公司僵局为司法解散事由。

基于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产生重大分歧,使公司无法正常运营,出现公司僵局时,只要尚有其他途径解决矛盾,应当尽可能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从而维持公司运营,避免解散。解决公司僵局一般采取股东离散方式来避免公司解散。但是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其人合性特征,股权转让受到诸多限制,不愿意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东退出公司较为困难。目前通过调解方式在诉讼过程中实现类似的效果是一条可行途径。故在审理相关案件中强调调解,对于解决有限责任公司僵局有特殊的意义。而这类案件调解往往更为复杂,要求更高的专业性,故需要在司法解释中作出相应指引。

2.一般性救济规则:《公司法》第20条的解释与适用

我国公司法中并非没有股东分歧解决机制,如我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回购请求权。此外,我国证券法第八十八条、第九十六条规定了上市公司股份被收购达到30%时,法律保护少数股东的强制出售权。《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也规定法院判令公司解散时应当注重调解。上述规定体现了尽力避免司法解散公司的要求。但上述规定适用范围偏窄。《规定》继承了此前的分歧解决机制,并扩大适用范围,将其扩大到所有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的案件纠纷类型中。

《公司法》第20条规定确立了禁止股东权利滥用原则,也明确了股东彼此间的信义义务。在《公司法》规则体系中,第20条是最接近股东压制救济的条款。

通过调解,可以由愿意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东收购不愿意继续经营公司股东的股份,类似于股份强制排除制度;可以由公司回购股东股份,类似于股份回购制度;可以由公司以外第三人收购股东股份。争议股东股份被收购后,退出公司,公司僵局即可解开,从而维持公司正常经营。转让股份不能实现的情形下,通过调解,实现公司减资,使得争议股东“套现离场”,其余股东继续经营减资后的公司,也可以使得公司存续;公司分立则使得无法继续合作的股东“分家”,各自经营公司,也使得公司以新的形式存续。

对现行救济制度的反思

无论股权在股东之间转让、公司回购股份、股份转让给公司外第三人还是减资、公司分立等,都有各自的条件和程序性要求。法院在调解过程中要注意指导当事人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遵守相应程序。例如,公司回购股东股份的,应当在六个月内注销该股份。公司分立的,应当公告债权人清偿债务等。故本条强调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与英国法相比,我国现行法对于股东压制的救济差距有三:一是救济范围小,很多股东压制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救济;二是关于救济措施的规范体系松散;三是我国法官的主观能动性、自由裁量权空间较小。

四、《公司法》第20条之一般条款的确立

股东压制概念引入我国公司法的应然定位

如引入股东压制,首先不能动摇资本多数决基本原则,落脚点在于纠正违反了股权平等原则的不公平;其次应在立法、司法层面借鉴英国经验,通过扩大股东直接诉讼的范围来保障每一位受侵害股东寻求救济。

事后救济的一般性条款确立:《公司法》第20条

我国公司法更接近于不公平损害制度的条款是《公司法》第20条,该条在制定法层面上确定了禁止股东权利滥用原则和违反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但如果作为保护股东权益的一般性条款,仍需作目的性扩张解释。

1.文义解释

就适用对象而言,第20条第1款规制的主体对象文义上包括所有股东,但从事实的角度看主要是多数股东;规制的行为对象是“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对比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994条的规定,二者的适用对象相同。

就救济手段而言,第20条第2款的规定限于损害赔偿之诉,滥权行为可否引发其他救济措施是亟待明确的问题,也是塑造第20条成为保护股东权益的一般性条款的核心所在。

2.功能扩张:“中国的不公平损害救济”

决议瑕疵之诉的适用

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决议瑕疵事由尚不包括股东滥用表决权,但实践中时有出现援引第20条或者间接适用第20条的立法意旨来裁决此类决议无效的案例。由于难以对股东压制行为列举穷尽,法官应被允许在合理限度内创造性地适用第20条的抽象规定,完善股东权益保护制度。

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适用

《公司法司法解释》第15条的规定扩展了违反《公司法》第20条规定的股东信义义务的救济手段,由损害赔偿之诉扩展到强制分配股利之诉。此后,股东滥用权力不分配利润时,有关股东无须先提起决议无效与撤销之诉,再请求分配利润,而可以直接根据该条司法解释请求分配利润。强制分配股利之诉成为救济股东压制的新的有效机制。

司法解散之诉、股份收买请求权之诉的适用

首先,在我国司法解散程序中,有必要引入股份收买程序,实现司法解散和股份收买的有机结合。将股东压制列为司法解散的事由,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威吓功能。而股份收买制度既可使受侵害的股东公平合理地退出公司,同时又维持公司的存续。

其次,需要将股份收买请求权与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严格区分。前者的收买主体可以是公司、其他股东,后者只能是公司;前者是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但后者不存在这一问题,且程序较前者更为复杂。《公司法》第74条将这两种不同的救济制度规定在同一条款之中,使得股东压制的救济条件过于严苛,股份收买的主体局限于公司。未来的修法应将第74条第一项分离出去,以区别于其他情形下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文献链接:《股东压制的公司法救济:英国经验与中国实践》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李建伟:《股东压制的公司法救济:英国经验与中国实践》,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李建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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