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6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民法与商法 债权让与
让与通知 [ 导语 ]
面对未来收益权、集合应收账款等新型融资标的,固守让与通知制度将动摇商事债权融资的法律基础,不符合利益和效率这一商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对此,辽宁大学法学院虞政平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陈辛迪在《商事债权融资对债权让与通知制度的冲击》一文中,通过比较让与通知制度对民事债权让与和商事债权融资的适配性,分析商事债权融资语境下的债权移转依据和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标准,为债权让与制度注入商事思考。
一、让与通知制度对民事债权让与的适用性

债权转让又叫做债权让与、合同权利转让,是指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享有的债权或合同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享有的行为。那么债权转让的效力如何呢?本文整理了有关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问题的内容,请阅读下面的文章了解。

债权转让是指原债权人把债权转让给无关的第三人的行为,很多人都以为债权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转让的,但是不是这样,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本文就为大家带来债权转让应具备的条件的内容,请阅读了解。

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生效要件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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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让与是“不改变债的内容,债权人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的过程。但对于债权让与生效要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语焉不详。依据“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权利变动模式,学者分别以“债权让与合同生效”或“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移转的要件,形成“债权让与合同说”和“债权让与通知说”。相较而言,遵循“形式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更具合理性,且更贴合《合同法》第80条的立法原意。原因如下:第一,符合债的本质;第二,使得债权让与的逻辑得以自洽;第三,符合为第三人设定义务的法理。

有关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问题

债权转让,又称债权让与或合同权利的转让,是指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债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债权在全部让与时,受让人取代原债权人成为合同关系的新债权人,原债权人脱离合同关系;在部分让与时,受让人作为第三人将参加到原合同关系之中,与原债权人共同享有债权。此时,合同权利人一方已由一人变成数人,合同之债成为多数之债。

通知比合同更适于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

我国《澳门葡萄京官方老平台,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该规定中对通知的效力未作明确规定,通知在当事人之间到底产生何种效力?在不同的立法模式中有所不同,具体有如下几种:

债权转让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才能有效:

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应体现为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标准。持“债权让与合同说”的学者贯彻了“成立在先,权利在先”的逻辑,将债权让与合同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但此时,债权让与欠缺公示手段,如果后签订的债权让与已经通知了债务人,较在先的债权让与其具有更强的公示性。如果在后受让人已接受了债务人的履行,强行保护在先受让人的利益会造成债权流转成本的增加。

1、准物权行为模式。该模式以德国、台湾地区为代表。该种模式认为,债权移转是一种准物权行为,基于当事人的准物权合意发生权利变动的效力。合意一旦达成,受让人便取得债权,而且也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一)、必须有有效存在的债权;

相较而言,将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能较好地适用于传统的民事债权让与。一方面,让与通知使得债务人可以监督债权人的债权转让情况,降低出让人将债权待价而沽抑或自行篡改让与合同时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将登记作为对抗要件,在登记系统尚未普及和成熟的条件下,使债权让与成本增加,不利于债权的流转。

2、纯粹意思主义模式。此种模式以瑞士、奥地利为代表。在此种模式下,通知并不对债权移转发生效力,也不是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是否通知也对债权让与本身不产生影响。

(二)、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必须就债权让与达成合意;

二、让与通知制度对商事债权融资的适用困境

3、通知对抗要件模式。此种模式以日本、法国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下,指名的债权让与,除非经让与人通知债务人或经债务人承诺,不得以之对抗债务人及其第三人。此种模式通知不是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一旦相对人之间达成债权让与协议,该协议便在相对人之间发生效力,但不得对抗第三人。

(三)、转让的债权必须具有可让与性;

通知对于收益权融资的不适用性

我国合同法实际采取第三种模式,该效力有两方面的含义:

(四)、必须有转让通知。

公路桥梁等不动产收益权是一系列单个债权组成的权利束,其在出质时无法确定最终形成的数量和数额,更无法确定债权指向的具体债务人,又因该类未来债权缺少基础法律关系的支撑,故其又被称为纯粹未来债权。立法层面虽并未对纯粹未来债权是否可被让与做出明确规定,但《担保法解释》第97条率先承认了不动产收益权的可质押性,并且在实践中有逐步承认其可让与性的趋势。将若以让与通知作为债权移转要件,从根本上否定未来收益权的可让与性,进而导致现有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法律基础彻底瓦解。从现实角度出发,承认未来债权的可让与性已为国际共识,固守让与通知要件,其结果无异于削足适履。

对内效力,即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转让合同的效力。对债权人与受让人而言,通知并不是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只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债权让与协议,该协议即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是否通知并不影响债权的让与。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在这里法律只规定了债权人的通知义务,并没有规定,必须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因此,你们只要对债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即可(通知的义务履行的方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不必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债务人的同意并不是这种转让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通知对于集合债券融资的不便利性

对外效力,即债权让与对债务人或第三人产生的效力。在达成转让协议后,如果债权人没有通知债务人,则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产生效力。即该债权转让只能在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拘束力。即使债务人已经实际知道债权转让的情况,但如果债权人没有对其通知,债权转让仍然对其不产生拘束力,在此情况下,他仍然应向原债权人作出履行。而一旦通知后,对债务人而言就确定了债权的归属。债务人便可依据通知清偿债务。也可以根据通知履行抗辩权。例如,《合同法》第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第83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

集合债权融资,是指出让人通过将其对不同债务人享有的多个债权打包为一个整体,一次性转让给受让人并进行融资的行为。鉴于进行融资的债权价值巨大,组成债权包的分项子债权个数也绝非一二。若对债务人分别进行通知将使得出让人不堪其扰,人为提高了债权让与成本,不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债权的经济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情况:债权人将债权转让后,未通知债务人,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债务人以未通知为由提出抗辩,主张债权转让无效,请求法院驳回受让人的诉讼请求。法院采纳了债务人的抗辩,判决认定债权转让无效,驳回了受让人的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受让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但却是以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为由,认定整个债权转让行为无效,这一理由认定是不当的,显然混淆了债权让与的对内及对外效力。

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

此外,债权让与通知违背了集合债权融资参与者的实际需要。出让债权的融资人面对的债务人几乎全部是其主营业务的交易对象,若将其出让债权以获取融资的情况告知各债务人,势必影响债权融资主体的商业信誉;而出资方的债权受让人(或受让人的代理人)多为从事金融行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其本身并无从事非金融业务的利益激励,也无暇完成对不特定多数债务人的债权催收,因而更乐于委托出让人从事债权催收,这样更有助于保证债权催收的效率和效果,进而实现融资参与方的共赢。

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

通知与企业资产证券化所依托的法律关系不匹配

债权转让的法律问题探析

如果你所接受的债权不具备上述三种情况,那么,这个债权是可以转让的。

在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中,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被归入不同的交易市场。由于存在税务负担和法律障碍,另受限于信托制度的专属性,企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只能借助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来进行体系架构。在该法律关系中,作为委托人的投资人是债权的真正受让人。若在此种法律关系中嵌入让与通知制度,受托人需告知投资人(委托人)其代为受让的债权所指向的具体债务人。但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必然打破作为基础资产的债权与收益权份额之间的联系,难以实现投资人与具体债权的一一对应。因此,让与通知制度对企业资产证券化模式的债权融资不合时宜。

债权融资的债权种类有哪些

关于债权转让的有效条件,债权转让须有有效的合同存在。债权的有效存在是债权转让的根本前提。以无效的债权转让他人,或者以已经消灭的债权转让他人,就是转让的标的不能。这种规定的意义在于防止国家、集体的利益受损。

以通知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并不绝对可靠

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有什么区别

转让的债权须有可让与性。按照《合同法》第79条的规定,有四种合同权利不得转让。第一类是依债权性质不得转让的,包括基于个人信任关系而发生的债权、以特定身份关系为继承的债权;第二类是属于从权利的债权,从权利依主权利的移转而移转,若将从权利和主权利分类而单独转让,则为性质上所不允许;第三类是依合同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第四类是依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由于债权自身的特殊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将让与通知作为转让型商事债权融资的对抗要件,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具体表现在:其一,以通知作为对抗要件,实质上与以债权让与合同作为对抗要件区别不大,都依赖于私主体的信用;其二,对于集合债权转让具有极大的不适用性,在同一集合债权被多次让与的情况下,对债务人通知所需的时间段一旦出现重合,将导致对整体集合债权受让人之间的优先顺位无法评价;其三,证明“通知到达时间”本身仍有赖于作为私主体的债务人如实报告或遵守诚信义务,以通知作为对抗要件,可能引起债务人支配债权受让顺位的问题,与商事债权融资高效、可靠的利益诉求相悖。

债权人与受让人须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是一种处分行为,必须符合民事行为的生效条件。如果债权转移的主体不适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因此,债权的转让以有效的债权转让协议为条件。

三、商事债权融资对让与通知制度的扬弃

债权转让必须通知债务人。合同权利的转让,是否以征得债务人的同意为要件,各国的立法有三种不同的规定:一是自由主义,德国民法典是主张债权原则上可以自由转让,不以取得债务人同意或通知为必要要件;二是通知主义,我国《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三是债务人同意主义,法国民法典主张债权转让以通知债务人或经债务人承诺为必要条件。

债权让与应始终遵循形式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

债权转让必须遵守一定程序。依照《合同法》第87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转让权利或者转移义务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债权转让如果系法律规定应由国家批准的合同,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法律规定办理债权转让必须经过批准、登记手续的,如果不履行相应手续,债权转让无效。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债权转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债权转让的宽泛规定,给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为在司法过程中使债权转让制度的适用与立法本意保持高度一致,有必要仔细研究债权转让的各种限制性规定,规范债权转让的条件及程序,使立法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实现。

从现行立法上看,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债权让与制度不同于典型意思主义债权移转模式国家的立法例。对于债权移转问题,《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都明确规定自出让人与受让人达成合意时债权发生移转,而我国《合同法》第80、82、83条在制度逻辑上却一以贯之,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中权利移转的条件。且《合同法》有关债权让与的规定明显区别于其他部门法所确立的意思主义权利变动模式。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多个司法裁判认可了让与通知是债权转让合同的义务,并将让与通知作为受让人对债务人受偿的依据。

综上,债债权转让应该具备的条件有:一是必须有有效存在的债权,二是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必须就债权让与达成合意,三是转让的债权必须具有可让与性,四是必须有转让通知。希望以上有关债权转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允许对债权让与合同履行方式的意思自治

在立法完全列举债权让与合同履行方式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为当事人就履行方式留出意思自治的空间,特别是承认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方式的法律效力,是商事债权融资实践对于让与通知制度最核心的突破。债权让与中,让与通知类似债权的“现实交付”,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类比“观念交付”。

债权转让对于债务人有哪些约束

对于债权的“观念交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的合意是在债权让与合意之外,出让人与受让人就债权让与合同履行方式单独达成的合意,这一合意具备独立的合同效力,符合“让与合意+履行”的形式主义模式。第二,此类“观念交付”公示性较弱,但其尚可支撑动产物权的变动。

债权转让有什么前提条件

以登记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

债权转让的限制条件是哪些

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设置以作为生效要件的债权移转依据为大前提,应注意协调该对抗要件与生效要件的关系。生效要件的公示性只需覆盖出让人、受让人和债务人的范围即可,但债权多重让与涉及债权让与合同之外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由此必然要求对抗要件具有更强的公示性。此外,就标的债权的属性和数量而言,民事债权让与和商事债权融资虽呈现不同特征,但二者的对抗要件设置可向债权转让登记的模式统一。

鉴于此,对未来《民法典》中的债权让与制度有两点建议:其一,对于债权让与中的债权移转生效要件的问题,应确立以让与通知为原则,并允许当事人对债权移转的方式和时间进行意思自治。其二,对于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问题,应以登记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

文献链接:《商事债权融资对债权让与通知制度的冲击》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虞政平、陈辛迪:《商事债权融资对债权让与通知制度的冲击》,载《政法论丛》2019年第3期。虞政平,辽宁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陈辛迪,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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