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发布时间:2018-11-09
17:45:12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该选编汇集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20家法院在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工作中的经验做法。
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党中央关于完善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鼓励各地法院将“枫桥经验”融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整体部署中,积极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多元的纠纷解决渠道,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此次入选的案例聚焦各级人民法院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经验做法,展现了各地法院在平台建设、制度落实、程序设计、经费保障等方面开展的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创新探索。改革案例立足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中心,发挥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引领作用,实现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职能。案例中既有高级法院整体设计、统筹推进的工作部署,又有中、基层法院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的实践经验;既有城市地区法院大胆探索、服务经济发展的创新机制,又有乡村地区法院深入群众、服务基层治理的具体做法。改革案例中选取的法院,有的注重总结经验方法,如浙江诸暨枫桥法庭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优势,相继总结出“三前调解法”“四环指导法”等特色经验;天津红桥法院围绕群众所想打造基层治理的司法品牌。有的着力于源头治理和综合调处,如河北高院“一乡一庭”建设,四川成都中院“诉源治理”模式,重庆荣昌法院“矛盾纠纷综合调处机制”,上海普陀法院“社区法官”。有的致力于平台建设和机制保障,如北京法院系统建设统一标准诉讼对接中心;山东潍坊法院建设功能完备、运行规范的诉调对接中心。有的法院主动拥抱新技术,如浙江法院全面贯通“杭州互联网法院、浙江移动微法院和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三大在线解纷平台,实现了让老百姓解纷“最多跑一次”的目标。有的法院结合地方实际,展现区域解纷特色,如安徽滁州法院弘扬“小岗精神”,江西寻乌法院总结“联村共治、法润乡风”的“寻乌经验”,广东前海法院推动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贵州黔东南州法院创新民族特色解纷模式等。这些鲜活的司法实践案例,为全国法院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提供了示范样本,为推进纠纷预防和源头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对于提升纠纷解决体系的多元化、立体化、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进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该选编汇集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20家法院在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工作中的经验做法。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矛盾纠纷也随之增多。据了解,浙江全省法院收案量从2007年的51万件上升到2017年的171万件,年均增幅达12.8%。
面对矛盾纠纷多发的实际,浙江法院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政治优势,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最大程度汇聚各方合力,不断深化工作机制创新,夯筑起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重重防线”,尽力将矛盾纠纷消弭在萌芽、化解在基层。今年1至10月,全省法院收案数为149.1万件,同比增幅从2017年的14.8%下降至4.39%,34家法院实现收案负增长,全省诉前化解率达18.3%,同比增长5.9%。
积极推动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 为多元解纷打好“根基”
“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纠纷解决需求的根本要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要求,要把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的大治理格局中,变“以我为主”为“主动配合”,推动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矛盾纠纷解决理念,加快建立递进式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着力破解案多人少难题。
近年来,浙江法院积极推动构建“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法院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充分发挥司法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走出去,就是主动将法院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融入到党委统一领导的大调解工作格局中,并积极推动党委在县、乡两级分别设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统筹解决辖区内的各类矛盾纠纷。目前,全省法院20%的诉讼服务中心整体入驻或派团队参加地方党委设立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纠纷来了由调解机构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到诉讼服务中心立案,体现递进式的解纷优势。
日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魏新璋逐一上门走访市、县委书记,通报法院大调解工作开展情况和面临的困难,积极争取工作支持,推动各级党委政法委建立全方位覆盖的大调解工作格局,衢州市法院诉前化解率、民事调撤率等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将诉讼服务中心与原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合署办公,设立具有独立编制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从咨询、调解到仲裁、诉讼的一站式、全方位服务。该中心运行一年来,统一受理各类纠纷11411件,把全区75%以上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重大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100%,法院也在今年首次实现了民商事收案的负增长。
请进来,就是邀请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特邀调解等社会解纷力量进驻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积极开展诉前委派调解和诉中委托调解。如此一来,诉讼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也从原来的纯粹服务型向复合解纷型转变,由原先的“挂号室”向“门诊大楼”转变。
不久前,在黄某等24人与某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系列案中,公司方对一审判决其向黄某等人支付违约金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立案后,杭州中院将24件案件交由律师调解工作室先行调解,杭州市律协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郑舒木律师接手调解。
郑舒木经反复沟通,得知该公司因资金困难无法继续开发,正在寻求接盘者,如纠纷不能妥善解决,将导致房企和购房者两败俱伤。于是,郑舒木以“蓄水养鱼”为思路,及时矫正当事人过高期望,平衡双方心态,针对当事人不同的诉求制定不同的调解方案,以个案的规范化调解,推动其余案件的整体成功化解。最终,24件上诉案均签署调解协议,公司方也按调解协议自动履行了义务。
目前,浙江全省各基层法院已实现人民调解窗口、律师调解工作室全覆盖,其中,聘请驻法院人民调解员300余名、律师调解员3000余名,此外还积极开展特邀调解工作,共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乡贤等特邀调解员5461人,特邀调解组织706家。
近五年来,浙江法院共诉前引导调解纠纷48万件,调解成功33万件,办理司法确认16万件,两成左右的纠纷解决在了立案之前,逐步形成了“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新型解纷模式。
大力推进“分调裁”机制建设 打造矛盾化解“三道过滤网”
浙江法院积极建立健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大行业矛盾纠纷诉前化解力度,规范行业调解的制度与工作流程。杭州市两级法院分别与司法行政、公安、人社、工会、卫生等15个单位建立诉调对接机制;长兴县人民法院与县市场监管局、消保委建立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三门县人民法院与县妇联建立家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缙云县人民法院与县政府法制办建立行政调解对接机制;常山县人民法院与县公安局建立拘调对接机制,这些机制让司法审判与社会专业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在矛盾纠纷的调处中实现了“1+1>2”的目标。
对诉前化解不成进入立案程序的案件,浙江法院按照“纠纷解决分层递进化解”的思路,大力推进“分调裁”机制建设,积极打造诉前化解、立案调解、简案速裁“三道过滤网”。
2016年7月,作为浙江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法院,江山市人民法院在全省首创专职调解法官制度,选任审判经验丰富、调解能力强的未入额法官,负责立案调解、指导委派及人民调解,跟踪督促调解协议的履行,相关经验做法在全省予以推广。今年3月,以专职调解法官姜利君名字命名的“利君法官”调解工作室在江山法院挂牌成立。目前,该调解工作室每月立案调解的案件不少于80件。
现如今,专职调解法官成为了浙江法院立案调解工作的“主力军”。此外,对立案调解不成且事实清楚的,迅速转入简案速裁,实现快审快结。案件情况复杂的,由员额法官实行繁案精审。目前,浙江许多法院基本实现了繁简案件的“二八分流”,即八成以上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解决在了立案调解和简案速裁阶段。
据了解,五年来,浙江法院民事案件立案阶段调解撤诉率从2013年的14.3%上升到2017年的42.8%,今年上半年达到56.3%,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达到56.9%,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
全方位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形成矛盾分层过滤解决机制
今年10月24日,在德清县雷甸镇中兴社区法官工作室里,德清县人民法院乾元人民法庭副庭长顾敏芳邀请乡贤潘见华参与调解,成功调处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被告当场表态愿意配合原告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德清县人民法院依托“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镇村干部、司法联络员、人民调解员、乡贤等人员的作用,量身定制司法服务,为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起“站、点、室”三级架构,即在4个基层法庭设乡村振兴法官工作站,8个未设法庭的镇全部设立巡回审判庭,30个省级民主法治村及法治程度较高的村设立法官工作室,逐步实现全县100多个行政村法律服务点的全覆盖。
浙江法院注重基层基础建设,以人民法庭为支点,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村镇综治员等的业务指导,不断提高基层调处纠纷的能力,人民法庭解纷的“桥头堡”作用明显。
永康市人民法院龙山人民法庭充分发挥村镇调解力量的作用,形成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龙山经验”:纠纷发生后,村里先调,不行到镇里再调,最后到法庭调解,基本实现传统民事纠纷化解在诉前,法庭收案从2013年的806件下降到2017年的401件,降幅达50%,并实现了零信访。
与此同时,浙江法院大力推进“无讼无访村”建设,积极参与当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基层治理提供精准有力的法治保障。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望春人民法庭主动融入乡镇治理大格局,建立小纠纷化解微信群,通过法官、司法员、调解员等组成的诉前纠纷化解团队,及时快速解决简单纠纷,取得良好效果。江山法院贺村人民法庭与贺村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台了《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与“四个平台”对接实施方案》,法庭参与对村支部书记年终考核,凡是存在推动“无讼”村创建不力、小的矛盾纠纷出村的、配合法庭工作不力等情形的,就要予以扣分、降格评定。
在“互联网+”应用上持续发力 努力实现“解纷不出户”
今年7月19日,身在意大利的彭某和国内某房产开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各自住所或办公地点,通过“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经人脸识别和身份确认后,与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三方视频“面对面”调解。最终,不到一个小时就成功调解,并进行了在线司法确认。
“瓯海现有近12万海外华人华侨,旅居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侨胞、侨眷人数达全区总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瓯海区法院院长周虹说,该院努力让当地侨胞“最好不用跑”,将ODR平台运用在跨境远程司法服务上,在线化解涉侨纠纷,为身处世界各地的侨胞侨民提供便捷的解纷服务,打造了瓯海海外版“枫桥经验”。2011年至今,瓯海区法院已受理涉侨民商事及行政案件近700件,涉案标的额2.91亿元。
由浙江高院牵头开发的ODR平台,秉持多元共治、纠纷解决分层递进的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体化解决矛盾纠纷的思路,推动纠纷处理模式从事后处理向源头预防转变,助力“枫桥经验”从“小事不出村”升级到了“解纷不出户”。
诸暨市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的独特优势,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总结特色经验,推动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抓好省级ODR平台试点,不断丰富“枫桥经验”新内涵。目前,该平台共注册调解机构122家、调解员459名。
据悉,ODR平台自2017年上线运行以来,已实现访问量411万人次,注册用户31.5万人次,提供智能咨询69.5万次,申请调解纠纷16.8万余件,调解成功14万余件。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官媒和《人民法院报》新媒体将分别开设专栏,陆续登载《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中的具体内容,敬请关注。

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党中央关于完善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鼓励各地法院将枫桥经验融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整体部署中,积极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多元的纠纷解决渠道,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改组发〔2018〕3号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目 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深化“多元调解+速裁”机制 打造立体式解纷工作体系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创新法治路径 筑牢社会治理防火墙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平台联动 精准调处 让“枫桥经验”开出“红桥之花”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推行“一乡一庭”建设 构建基层治理网络体系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进阶“1+2+N”模式 助力社会矛盾多元化解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依托社区法官打造前哨式解纷模式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创新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
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法庭:传承创新“枫桥经验” 筑牢基层治理“桥头堡”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弘扬“小岗精神” 打造“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样本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创新惠民生 共治共建再升级
江西省寻乌县人民法院:“三治结合”搭桥梁 “寻乌经验”闯新路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一体两翼”平台 激发多元解纷质效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推行“双网联动”新模式 发挥“格格力量”新功能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夯实多元联动新机制 提升解纷服务新水平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满足“一带一路”新需求 探索商事解纷新路径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独立建制 多向互动 七步法则
构建矛盾纠纷综合调处的“荣昌模式”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化诉源治理
多元聚力解纷 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加强多元配套保障
创新民族特色解纷模式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突出“内外多元”
构建“立体对接”纠纷解决体系 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将自治与法治相融合
创新司法为民新实践 案例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深化“多元调解+速裁”机制 打造立体式解纷工作体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足首都超大城市的特点和需要,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好效果”,持续推进立案阶段“多元调解+速裁”机制改革,努力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枫桥经验”升级版,有力推动了首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1至10月,全市法院“多元调解+速裁”机制共结案17.8万件,用约16%的民事员额法官速裁审结了46%的一审民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限32天。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多元调解工作的政治保障
北京高院主动争取党委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是将北京法院“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机制纳入首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三年规划》,推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等与诉讼相互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形成从村居调解、行业调解、再到法院特邀调解,最后由司法终局裁判的纠纷解决体系。二是及时、主动向党委汇报群体性、重大纠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依托首都社会综合治理平台,自上而下建立完善了信息沟通、情报预警、会商研判、请示报告、督办指导等信息化管理机制,与北京市网信办、市金融局、市司法局、市公安局、街乡政府等行政机关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借助行政监管机关、相关行业协会及社会调解组织等多方力量,联合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稳妥化解了一批群体性、重大纠纷。三是在市委的统筹协调下,14家基层法院共计8.2万平方米的诉调对接中心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其中顺义、怀柔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已投入使用,与综治办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司法局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共同构成北京市域社会治理的“一体化矛盾纠纷解决平台”;总额4000万元的多元调解案件补贴经费被纳入市财政预算,为培育发展多元调解提供了充足的经费保障;诉调对接工作被纳入“首都综合治理考核指标”体系,以各区政府为考核对象,有力调动了各区党委、政府推动该项工作的主动性。
二、多元调解与诉讼紧密对接,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多元调解工作体系
国际贸易、高科技新兴产业和都市现代农业并存的多样化经济业态决定了北京地区矛盾纠纷呈现主体多元、利益多元、类型多样等特点。北京高院不断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激活各方力量参与纠纷化解,实现社会矛盾社会化解。一是选聘240名特邀人民调解员常驻法院,接受法院的委派调解,在立案前成功化解了大量婚姻家庭、机动车交通事故、小额借贷、物业供暖、劳动争议等民间纠纷。二是与市网信办、市住建委、市证监局、市知识产权局等行政机关进一步深化专项诉调对接机制,对于有调解可能的行政争议,立案前引导当事人先行选择行政调解,尽量做到行政纠纷以行政手段化解;同时在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物业、知识产权等类型化纠纷领域,大力推进行业协会先行调解。三是依托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行业协会——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将其74家会员单位吸纳为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形成了覆盖不同行业领域和纠纷类型、专业性和规范性较强的超大城市类型化纠纷化解体系。四是联合市司法局、市律协,在西城、朝阳、海淀、丰台、通州、房山等六家法院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目前已经选派393名资深律师,30名实习律师进驻法院,开展诉前调解工作。通州法院4名实习律师入职第一个月就成功调解纠纷70件,收到当事人7面锦旗和1封表扬信,调解专业优势初步显现。
三、创新工作机制,加强工作规范,提升“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成效
北京高院以创新为动力、以规范为保障,狠抓“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成效提升。一是针对法院多元调解“案件导出难”问题,积极探索调解前置程序。加大立案阶段纠纷引导分流力度,通过诉讼风险评估、诉前调解建议,实现60%以上的一审民事纠纷在立案前导入多元调解系统;通过加大调解流程管理、加强调解员管理和培训,实现18%的一审民事纠纷在立案前调解解决。二是大力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调解、速裁一体化机制建设,速裁法官与驻院调解员组成“1+N”型办案团队,速裁法官全程指导调解员依法调解,对于调解成功的,及时进行司法确认;对调解不成,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普通案件,运用多元调解过程中查清的事实和固定的证据快速审理和裁判。研发了“北京法院分调裁一体化平台”,集合了案件繁简分流、多元调解案件管理和在线调解、速裁案件要素式审判、类型化案件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等多种功能,为群众便捷解决纠纷、调解员和法官高效办案提供智能化支撑。三是出台《北京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北京法院立案阶段多元调解工作的规定》,明确全市法院多元调解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工作制度;制定《民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诉调对接工作流程》《特邀调解员调解工作规程》《速裁案件要素式审判若干规定)》等八个工作规范,涵盖多元调解和速裁工作流程、队伍激励、案件补贴、场所建设、信息化等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做到诉前调解和速裁工作有据可依,有度可循。
案例2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创新法治路径 筑牢社会治理防火墙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坚持党委领导、社会参与、司法先行理念,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战略定位,主动适应社会治理新需求,厚植法治元素于副中心社会治理体系,积极打造副中心“枫桥经验”升级版。
一、搭建诉前群体性纠纷化解平台,筑牢副中心社会治理司法防火墙
落实市委、市委政法委关于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提供高效司法保障的相关意见,推动社会治理前端延伸,北京通州法院建立诉前风险识别、联动疏导、就地化解“三位一体”新平台。在立案阶段,通过“人机预警+背景联排”方式,有效甄别涉民生的群体性行政诉讼、民事诉讼案件;建立联动矛盾疏解机制,以法院为主导,联合住建委、国土局、公安局、属地政府,法院就地指导调解组织开展释法说理,诉前妥善化解了纠纷,保障副中心涉重点区域建设工程稳妥推进;建立“一院多所”联动巡回调解工作模式。以法院为主导,联合乡镇司法所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地开展司法调解及确认案件2000余件,涉案人数7000余人,有效应对区域转型升级过程中农村房产类纠纷快速增长,实现边缘辖区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二、培塑区域性多元调解新模式,织密副中心社会治理多元解纷网
改变法院单兵作战局面,协同多方推动社会纠纷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治理。总结“诉前调解”经验,将类型化、重复性纠纷导出先行调解,探索建立普通民商事纠纷先行调解程序。组建“通和”人民调解工作室,从退休法官、基层调解工作者、实习律师等优质解纷资源中择优选聘30名调解员驻院,充分发挥调解员熟悉社情民意、善用情理调解的优势,妥善化解千余起因拆迁补偿利益分配引发的家庭纠纷,助力平安和谐副中心建设。2017年,驻院调解员成功化解案件8899件,人均结案684.53件。调解员王蔚被评为北京市人民调解先进个人、北京市法院“十佳特邀调解员”,其通过“层层调解法”化解的继承案件入选“北京法院多元调解十大典型案例”。创新“五微”调解员培育模式,通过微党建、微警示、微课堂、微团队、微典型,构建调解员党建、廉政、培训、使用、考核一体化、职业化培育机制,提高调解员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和调解技能。试点律师调解进法院,设置诉讼回避、立体监督、弹性考评三大机制,成功化解商事纠纷近百件,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普惠、精准、高效的专业法律服务。
三、建立“分调裁”对接新机制,铺设副中心社会治理司法快车道
紧扣新时期群众对纠纷解决高效化、法治化和专业化的司法需求,北京通州法院创新“全面导入+三番分流”工作法,以“可调解、能速裁”为分流标准,对案件实行全面导入。同时,将分流端口前移至导诉环节,并贯穿于立案、调解、速裁三个阶段,层层过滤后,繁简纠纷得以快速、精准分离。在此基础上,简案调解、类案快解、繁案精解,实现纠纷梯次化解。构建“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模式,成立由10名员额法官组成的立案速裁庭,负责诉调对接和类型化案件审理;将调解员编入团队,建立紧密型司法ADR模式,实现调解成功案件快速确认,调解未果案件快速裁判。打造专业化速裁办案组,针对物业供暖、交通事故等类型化案件,探索“要素化”审判,简化审理流程,实现快审速裁。2017年,通州法院速裁法官人均结案2745.2件,是全市法官人均结案数的14倍,齐松、徐明祺法官分获北京市十佳速裁法官、北京市优秀速裁法官。
四、构建“ADR+ODR”一体化诉调平台,打造副中心智慧司法快车道
探索建立“ADR+ODR”线上线下一体化调解平台,当事人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即可完成微信立案、预约调解、在线调解,实现零距离接近司法。2018年前七个月,已开展网上立案10457件,并与十余家司法所建立常态化在线调解和司法确认机制。建立智能化速裁办公平台,大力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行电子送达,节约诉讼成本;研发思维导图、可视化速裁掌中宝,辅助法官办案,有效提升一次性开庭成功率;充分利用语音同步生成系统、要素式裁判文书生成系统,提高庭审效率,实现裁判文书繁简分流。2017年,多元调解和速裁案件平均审理时间仅为14.23天,副中心智慧司法快车道初具成效。
2017年,通州法院“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机制导出案件36256件,多元调解成功15940件,调解成功率为35%,位居全市法院前列,速裁结案11787件,实现以10%的员额法官资源办结全院60%的民商事案件。通过前端分流化解,后端审判庭案件量平均下降64.42%,审判质效综合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市法院第一名,司法公信力和社会满意度显著提升,2017年社会满意度测评得分由全市法院第九名跃居至第二名。
案例3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平台联动 精准调处
让“枫桥经验”开出“红桥之花”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立足群众最关心、最期待的司法需求热点,着眼诉讼之前、法庭之外,充分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让“枫桥经验”开出“红桥之花”。
一、突出三个理念,传承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
一是突出“源头最关键”。抓住诉前调解、源头治理的关键,把好案件第一关,在发现案件苗头时提前介入、提前调处,力争把矛盾解决在诉讼之前、法院之外。二是突出“功夫在庭外”。在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调处中,往往庭上和解不如庭外调解,坐堂问案不如入户走访。为此,一方面坚持全流程调解,另一方面坚持走群众路线,真实地走进群众、深入一线,走进矛盾、破解难题,尊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参与权与选择权,以人民群众更加期待、更易接受的方式开展工作。三是突出“联动才能赢”。找准功能定位,努力变独角戏为大合唱、协奏曲,广泛联动各界资源,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教育、疏导、帮扶等办法,形成合力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二、完善三项机制,打造一体化诉调对接平台
红桥法院与司法局合作建立诉前联合调解委员会,打造一体化诉调对接平台。一是诉前导流机制。诉讼服务大厅入口即为调解空间,大厅设置虚拟导诉平台、人工导诉员,印制各类宣传图册,以各种方式介绍诉前调解的功能优势。开展诉讼风险评估,自动生成案件风险评估报告;吸纳志愿律师以轮岗坐班方式每天在诉服大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通过第三方评测意见,让群众感受公正透明,正确看待风险,理性诉讼,在最早和最佳时机达成协议解决纠纷。二是案前分流机制。对当事人直接立案,案情简单、标的较小、有调解可能的简易案件,由立案法官开展诉讼辅导,引导当事人转至调解窗口登记。立案阶段不能调解的,通过繁简分流、小额速裁等方式导入诉讼程序快速化解。2015年以来,全院民商事案件调撤率达74.05%,简易程序适用率88.53%,其中小额程序达到45.87%,平均审限仅7天。三是对接合作机制。与市场监管部门签订诉调对接框架协议,与卫计委、医学会探索建立医疗事故鉴定前置机制,与房管局协作建立物业纠纷对接窗口,建立政府法制与行政审判工作联席会议,与区属各街道、重点企业建立部门对口服务、院领导重点联系制度,推动形成信息互通、优势互补、协作配合的纠纷梯次过滤和互动解决机制。2015年以来,累计诉前调解及司法确认各类案件402件,诉前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三、打造四个品牌,满足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红桥法院紧紧抓住群众普遍呼声较高、矛盾易发的重点领域,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司法品牌,实现矛盾纠纷“短平快”的精准调处。一是家事审判暖心调解。作为全国首批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和天津市首个家事法庭,注重突出发挥家事审判情感治愈功能,与区民政局、妇联建立联动化解机制,将23名阅历丰富、熟悉民情的妇联和社区干部聘为“家事特邀调解员”,共同参与案件审理、调解和入户走访、调查工作,家事特邀调解员参与的案件调解率达到85.9%。与天津商业大学深入合作,建立心理咨询室,在离婚案件中引入心理干预机制。制定全国首个危机、死亡婚姻诊断标准,建成首个拥有专利的个性化家事法庭,家事案件服判息诉率达到92.6%。二是服务棚改保障民生。在全市最大棚户改造区设立派出法庭,选派4名熟悉征收政策、审执经验丰富的干警全年无休驻站值守,逐渐成为辐射全区棚改片的矛盾调处中心。派出法庭设立后,坚持一线办案、现场调处,联合人民调解、居委会、居民代表、动迁干部,帮助居民快速调解及司法确认继承、析产、确权等纠纷259件,累计接待群众咨询4809人次,指导带动上千名群众自行协商解决家庭矛盾。派出法庭被评为市级为民服务示范岗,负责法官被评为“红桥好人”、“市优秀党员”。三是巡回审判因地制宜。坚持力量下沉,根据纠纷特点广泛布局,各具特色建立派出机构。如整合交管、保险多方力量,在交管大队、快速调处中心成立“张彦海法官工作室”和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安排专人驻点办公,在事故处理的第一时间提供法律咨询、诉前调解、司法确认、履行监督等一系列服务。2017以来诉前化解交通事故纠纷811件,涉及当事人2000余人。在人口稠密的大型成熟社区绮水苑、洪湖里设立家事社区法庭,带动小区居民自发成立“社区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家事纠纷15件,涉及当事人40人次。在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双环邨街道,设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庭,常态化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在以回迁居民为主的新设街道和苑街,建立梦和园社区法庭,侧重解决新小区、新居民物业纠纷;在劳动仲裁院设立劳动人事争议巡回法庭,让仲裁与诉讼彻底“无缝”对接。目前,随着调解员队伍的建立,各派出机构已由最初的单纯法官定期巡回,实现了“日常见人、遇事立应”的实体化运行。四是智慧调解模式创新。充分借助智慧法院建设成果,以“面对面+键对键”的“互联网+”
新模式,自主开发“E调解”智能系统实现远程调解,让当事人突破时间、空间限制,快速解决纠纷。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确认后,可直接使用电子手写签名工具进行在线签名。诉前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当事人签名后加盖印章,调解协议即告生效。E调解投入使用以来,结合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应用,已有336件案件通过智能在线系统调解结案,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当事人不跑腿”的目标。
案例4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推行“一乡一庭”建设
构建基层治理网络体系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创新人民法庭职能为切入点,从2013年开始探索在全省法院推行“一乡镇一法庭”建设,深度参与创新社会管理,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纳入社会综合治理的大格局中统筹推进。截至目前,乡镇法庭由830个增至2009个,实现全省全覆盖,人民陪审员由4771名增至15047名,乡镇法庭不新建办公楼,不增加人员编制,与人民陪审员紧密结合,有效促进矛盾就地化解。
一、坚持创新驱动,调整人民法庭职能定位
河北高院将人民法庭定位于六大职能并进一步细化,重在诉前化解纠纷。第一,司法调解。新设立的人民法庭在职能任务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民法庭,主要发挥诉非衔接平台的作用,对纠纷进行诉前调解,调解不成,移送立案审理。第二,指导调解。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发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第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与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及派出所、司法所、民间调解组织密切联系,与基层综治中心无缝衔接,融入基层网格化管理。第四,进行法治宣传。促进公民法律素养提升,教育公民遵纪守法。第五,司法确认。对经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第六,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家事、邻里纠纷先由人民陪审员进行诉前调解或司法调解,将化解纠纷的关口前移。调解不成,采用“1+2+1”的模式,即1名审判员、2名陪审员、1名书记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人民法庭履行六大职能的目标就是争取不成讼,乡镇一般的矛盾纠纷和传统的民事案件,及时处置、及时化解,使矛盾不出村、不出镇。
二、坚持改革优化,打造创新型运行模式
通过改革实现与新的职能任务相对应,全省新建人民法庭的人员调配、资源配置以及工作模式等与以往不同。第一,机构设置不同。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由基层法院指派一名庭长,由政治强、业务精、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秀法官担任。庭长负责整体工作,每个法庭选任几名当地人民陪审员参与法庭工作,人民陪审员协助庭长进行法律咨询与调解,形成办案和对外联系的工作平台。第二,工作模式不同。实行庭长负责制,庭长每周定期到法庭开展工作,庭长的职责主要是调动乡镇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化解矛盾。合议庭的组成模式是由一名法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的混合合议庭。法庭日常事务由人民陪审员处理,一般由两名人民陪审员值班,利用人民陪审员了解本土乡镇的历史传承、乡规民约的优势,由其先行处理矛盾纠纷。第三,办公场所设置不同。在法庭办公场所方面,设置灵活,不盖新房,利用乡镇政府的1至2间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群众对“一乡镇一法庭”建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副碗筷,吃住乡镇;一间屋子,不添负担;一张桌子,就地办案;一把利剑,稳固政权。”
三、坚持科技引领,打造智慧型治理模式
在河北高院的部署和指导下,基层法院运用信息技术整合资源,打造“互联网+诉非衔接”的人民法庭工作新机制,使人民法庭建设走向现代化、规范化。第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建立现代化诉调对接平台。建立了“互联网+诉非衔接平台”,开发了云调解服务平台管理系统和人民法庭专用办公办案软件系统。与诉讼服务网、法院审判系统深度融合,提供在线调解、远程调解等服务,调解结束后一站式申请司法确认或立案,实现网上咨询、在线委派、委托和邀请调解。石家庄铁路法院协同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在中国人寿财险河北分公司启动网上司法确认系统,积极探索“互联网+多元解纷”新机制。第二,以协同联动为突破口,建立互动型解纷机制。以人民法庭的“互联网+诉非衔接平台”为中心向外辐射,与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对接,建立解纷网络,形成信息平台集群。如人民法庭与司法局的“民调通”移动终端对接,实时了解村里发生的纠纷,第一时间排查矛盾。青县法院将法庭“诉调对接”系统与县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政府法制办、司法所等17个部门进行网络精准诉调对接,实现部门间对矛盾纠纷的网络移交、委派和委托调解。第三,以立案登记制改革为抓手,建立量化管理机制。建立科学的诉调对接绩效考核机制,按照河北高院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求,所有来立案的纠纷均登录到系统编号。将诉前法官调解、委托调解、指导调解等案件分流到“诉前调”字号系统,录入诉调对接信息管理平台,立案前纠纷化解情况分类逐项统计,计入诉调对接工作量,作为工作考核依据。诉前调解的绩效考核权重优于一般案件,对于实现“无讼乡镇”的法庭给予立功授奖。
四、坚持司法为民,构建基层治理体系
河北全省法院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网络体系,成效显著。第一,建立分层递进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了矛盾的诉前分流。通过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庭工作机制,有效化解了一批矛盾激化、恶性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从2013年截至2018年,全省乡镇法庭诉前调解和指导调解案件37.28万件,司法确认1.08万件,提供法律咨询133.81万人次。安平大何庄法庭连续五年调撤率达95%以上。邢台中院开展了人民法庭的群众满意度调查,发放测评问卷2000余份,满意度达99.8%。第二,融合自治、法治和德治于一体,形成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运用自治、法治、德治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方法,促进了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形成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切实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阳原县大田洼乡人民法庭的法官定期到村里进行法治宣传,每个村选派法律联络员及时排查纠纷,将矛盾化解在诉讼之外,所辖18个村,有10个村成为“无讼村”。今年以来,临城县法院诉非衔接中心共向各法庭转交纠纷146件,调解成功85件,各乡法庭自己受理纠纷500余件,仅72件到法院立案进入诉讼程序。第三,加强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提升群众法律意识。2014年以来,开展普法宣传7.84万次,培训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8.91万次,发挥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教育在崇法尚德移风易俗中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基层群众的尊法和守法意识,缓解了信访压力。邢台法院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8%,诉讼案件上升率由42%降到10%。
案例5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

此次入选的案例聚焦各级人民法院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经验做法,展现了各地法院在平台建设、制度落实、程序设计、经费保障等方面开展的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创新探索。改革案例立足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中心,发挥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引领作用,实现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职能。案例中既有高级法院整体设计、统筹推进的工作部署,又有中、基层法院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的实践经验;既有城市地区法院大胆探索、服务经济发展的创新机制,又有乡村地区法院深入群众、服务基层治理的具体做法。改革案例中选取的法院,有的注重总结经验方法,如浙江诸暨枫桥法庭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优势,相继总结出三前调解法四环指导法等特色经验;天津红桥法院围绕群众所想打造基层治理的司法品牌。有的着力于源头治理和综合调处,如河北高院一乡一庭建设,四川成都中院诉源治理模式,重庆荣昌法院矛盾纠纷综合调处机制,上海普陀法院社区法官。有的致力于平台建设和机制保障,如北京法院系统建设统一标准诉讼对接中心;山东潍坊法院建设功能完备、运行规范的诉调对接中心。有的法院主动拥抱新技术,如浙江法院全面贯通杭州互联网法院、浙江移动微法院和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三大在线解纷平台,实现了让老百姓解纷最多跑一次的目标。有的法院结合地方实际,展现区域解纷特色,如安徽滁州法院弘扬小岗精神,江西寻乌法院总结联村共治、法润乡风的寻乌经验,广东前海法院推动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贵州黔东南州法院创新民族特色解纷模式等。这些鲜活的司法实践案例,为全国法院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提供了示范样本,为推进纠纷预防和源头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对于提升纠纷解决体系的多元化、立体化、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进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阶“1+2+N”模式 助力社会矛盾多元化解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官媒和《人民法院报》新媒体将分别开设专栏,陆续登载《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中的具体内容,敬请关注。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坚持问题、需求和民生导向,从机构场所、运行管理和对接渠道入手,将调解模式成功进阶“1+2+N”模式,委托调解成功率平均达49.26%,大量纠纷被稳控在基层、消灭在萌芽,带动审判质效、社会满意度和案件压力、案访比形成“两升两降”的良好态势。

法改组发〔2018〕3号

一、构建“一体两翼”,破解设施、人员和场所难题
大庆高新区法院循序构建以诉调对接中心为主体,以专业队伍、社区网络为两翼,基础稳固、运转顺畅的诉非衔接载体。一是拓展服务空间,建标准化对接机构。与立案大厅贯通性建起450余平方米的诉调对接中心,首创了“2151”的中心功能布局。各非诉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依托中心专设调解室,开展日常工作,诉前、审前、审中调解及执行和解成功率较改革前同比分别提升12.96、9.87、6.19和5.73个百分点,结案周期平均缩短近1个月。二是延伸工作触角,建网格化社区模式。将全区合理划分为38个单元网格,确保每个网格至少1个人民调解室、1个法官联络站,并通过电话表、微信群、QQ群等平台,在法院与各网格间形成实时、高效、有序衔接的常态。同时,发挥社区工作优势,通过日常巡访及时排查化解纠纷和隐患1400多起。三是挖掘人力资源,建专业化调解队伍。抽调9名优秀法官组建专职调解员队伍;与司法局对接,将38家调解组织、128名人民调解员、33名行政调解员和41名律师调解员纳入“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配合市法院遴选65名专业人士进入专家调解信息库;在院内指定5名调解指导员,适时开展专门培训,不断提升调解专业化水平。
二、完善“两治两系”,疏通理念、方法和管理瓶颈
在宏观统筹层面,积极推动纠纷多元化解纳入法治轨道和综合治理平台;在司法实践层面,不断完善运行管理制度体系和调解实战方法体系。一是积极推动纠纷多元化解法治化进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立法建议被省人大采纳后,大庆高新区法院按要求选派人员进入法律文稿起草小组。经反复征求意见、会议审议和修改完善,《黑龙江省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最终由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10月13日通过并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二是将对接质效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建立由区管委会主任挂帅,全区政法各部门、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改革领导小组,制发工作意见,明确改革时间表和分工图;细化出台诉调对接考核管理办法,将成员单位工作成效纳入党政业绩和综治评价体系,有力地推动开展工作。三是建立健全平台运行日常管控制度体系。出台《委托调解工作流程》《特邀调解工作规则》等30项制度,建立起全程化诉非衔接运行监管体系;对涉及婚姻家庭、相邻关系、民工讨薪等13类纠纷依法设置先行调解程序,促使这类涉民生纠纷快速便捷化解;出台“以案定补”机制,每年提供30-50万调解专项经费,专款专用专门管理;全面规范司法确认流程,对非诉调解协议进行效力确认1269件,确认率98.25%,自动履行率达95.17%。四是探索总结一整套纠纷化解实用方法体系。建立包括情境感染、换位思考、隔离疏导、情感宣泄等21种技巧在内的调解方法体系,总结形成“六要”原则和快、准、合
“三字诀”,委托调解结案周期较改革前平均缩短近1小时,许多棘手纠纷因方法适当而及时妥善化解。
三、吸纳“N种元素”,坚持渠道、形式和主体开放
探索建立了以诉讼与非诉相衔接为轴心,广泛链接社会化有生力量共同参与纠纷化解的开放式格局。重点推进七类调解:一是“梯式链接”人民调解。在不同诉讼节点,与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员适时高效对接,推出了“老丁调解室”这一品牌,依靠人民调解组织的协助,短时高效化解纠纷。二是“网格链接”社区调解。法院可向各网格委托案件,各网格也可随时向法院求助;法官每周至少到对口社区调解室和联络站开展一次现场调解和业务指导;当事人可相对自由选择调解地点、人员和形式。三是“分类链接”特邀调解。区别案件特点,有针对性地联络不同行业、专业和群体的特邀调解员开展调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是“辐射链接”团体组织。适时发挥工会、妇联、团委、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调解组织等团体优势,形成以法院为轴心,多种组织共同参与调解的辐射状格局,年均结案占比达7%以上。五是“常态链接”律师调解。专设律师调解室和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室,实现“两员合一”。每天都有一名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诉讼程序性事务帮助,同时接受法院委托调解,审判质效和公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六是“试点链接”公证调解。以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建设为契机,在诉调对接中心重点设立诉讼与公证协同工作室,由驻院公证员以“公证云”APP为平台,每天根据工作需要依法配合法院开展送达、保全、调解、调查取证及执行查控等审判辅助事务,助力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瓶颈。七是“人脉链接”关系人士。适时邀请当事人领导、同学、亲友、代理人等共同参与调解,借助关系人员的心理攻势,达到“曲径通幽”的效果。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

目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深化多元调解+速裁机制打造立体式解纷工作体系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创新法治路径筑牢社会治理防火墙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平台联动精准调处让枫桥经验开出红桥之花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推行一乡一庭建设构建基层治理网络体系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进阶1+2+N模式助力社会矛盾多元化解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依托社区法官打造前哨式解纷模式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创新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法庭:传承创新枫桥经验筑牢基层治理桥头堡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弘扬小岗精神打造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样本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创新惠民生共治共建再升级

江西省寻乌县人民法院:三治结合搭桥梁寻乌经验闯新路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一体两翼平台激发多元解纷质效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推行双网联动新模式发挥格格力量新功能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夯实多元联动新机制提升解纷服务新水平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满足一带一路新需求探索商事解纷新路径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独立建制多向互动七步法则构建矛盾纠纷综合调处的荣昌模式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化诉源治理多元聚力解纷

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加强多元配套保障创新民族特色解纷模式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突出内外多元构建立体对接纠纷解决体系

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将自治与法治相融合创新司法为民新实践

案例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深化多元调解+速裁机制打造立体式解纷工作体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足首都超大城市的特点和需要,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好效果,持续推进立案阶段多元调解+速裁机制改革,努力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枫桥经验升级版,有力推动了首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1至10月,全市法院多元调解+速裁机制共结案17.8万件,用约16%的民事员额法官速裁审结了46%的一审民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限32天。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多元调解工作的政治保障

北京高院主动争取党委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是将北京法院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机制纳入首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三年规划》,推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等与诉讼相互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形成从村居调解、行业调解、再到法院特邀调解,最后由司法终局裁判的纠纷解决体系。二是及时、主动向党委汇报群体性、重大纠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依托首都社会综合治理平台,自上而下建立完善了信息沟通、情报预警、会商研判、请示报告、督办指导等信息化管理机制,与北京市网信办、市金融局、市司法局、市公安局、街乡政府等行政机关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借助行政监管机关、相关行业协会及社会调解组织等多方力量,联合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稳妥化解了一批群体性、重大纠纷。三是在市委的统筹协调下,14家基层法院共计8.2万平方米的诉调对接中心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其中顺义、怀柔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已投入使用,与综治办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司法局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共同构成北京市域社会治理的一体化矛盾纠纷解决平台;总额4000万元的多元调解案件补贴经费被纳入市财政预算,为培育发展多元调解提供了充足的经费保障;诉调对接工作被纳入首都综合治理考核指标体系,以各区政府为考核对象,有力调动了各区党委、政府推动该项工作的主动性。

二、多元调解与诉讼紧密对接,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多元调解工作体系

国际贸易、高科技新兴产业和都市现代农业并存的多样化经济业态决定了北京地区矛盾纠纷呈现主体多元、利益多元、类型多样等特点。北京高院不断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激活各方力量参与纠纷化解,实现社会矛盾社会化解。一是选聘240名特邀人民调解员常驻法院,接受法院的委派调解,在立案前成功化解了大量婚姻家庭、机动车交通事故、小额借贷、物业供暖、劳动争议等民间纠纷。二是与市网信办、市住建委、市证监局、市知识产权局等行政机关进一步深化专项诉调对接机制,对于有调解可能的行政争议,立案前引导当事人先行选择行政调解,尽量做到行政纠纷以行政手段化解;同时在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物业、知识产权等类型化纠纷领域,大力推进行业协会先行调解。三是依托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行业协会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将其74家会员单位吸纳为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形成了覆盖不同行业领域和纠纷类型、专业性和规范性较强的超大城市类型化纠纷化解体系。四是联合市司法局、市律协,在西城、朝阳、海淀、丰台、通州、房山等六家法院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目前已经选派393名资深律师,30名实习律师进驻法院,开展诉前调解工作。通州法院4名实习律师入职第一个月就成功调解纠纷70件,收到当事人7面锦旗和1封表扬信,调解专业优势初步显现。

三、创新工作机制,加强工作规范,提升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成效

北京高院以创新为动力、以规范为保障,狠抓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成效提升。一是针对法院多元调解案件导出难问题,积极探索调解前置程序。加大立案阶段纠纷引导分流力度,通过诉讼风险评估、诉前调解建议,实现60%以上的一审民事纠纷在立案前导入多元调解系统;通过加大调解流程管理、加强调解员管理和培训,实现18%的一审民事纠纷在立案前调解解决。二是大力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调解、速裁一体化机制建设,速裁法官与驻院调解员组成1+N型办案团队,速裁法官全程指导调解员依法调解,对于调解成功的,及时进行司法确认;对调解不成,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普通案件,运用多元调解过程中查清的事实和固定的证据快速审理和裁判。研发了北京法院分调裁一体化平台,集合了案件繁简分流、多元调解案件管理和在线调解、速裁案件要素式审判、类型化案件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等多种功能,为群众便捷解决纠纷、调解员和法官高效办案提供智能化支撑。三是出台《北京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北京法院立案阶段多元调解工作的规定》,明确全市法院多元调解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工作制度;制定《民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诉调对接工作流程》《特邀调解员调解工作规程》《速裁案件要素式审判若干规定)》等八个工作规范,涵盖多元调解和速裁工作流程、队伍激励、案件补贴、场所建设、信息化等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做到诉前调解和速裁工作有据可依,有度可循。

案例2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创新法治路径筑牢社会治理防火墙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坚持党委领导、社会参与、司法先行理念,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战略定位,主动适应社会治理新需求,厚植法治元素于副中心社会治理体系,积极打造副中心枫桥经验升级版。

一、搭建诉前群体性纠纷化解平台,筑牢副中心社会治理司法防火墙

落实市委、市委政法委关于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提供高效司法保障的相关意见,推动社会治理前端延伸,北京通州法院建立诉前风险识别、联动疏导、就地化解三位一体新平台。在立案阶段,通过人机预警+背景联排方式,有效甄别涉民生的群体性行政诉讼、民事诉讼案件;建立联动矛盾疏解机制,以法院为主导,联合住建委、国土局、公安局、属地政府,法院就地指导调解组织开展释法说理,诉前妥善化解了纠纷,保障副中心涉重点区域建设工程稳妥推进;建立一院多所联动巡回调解工作模式。以法院为主导,联合乡镇司法所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地开展司法调解及确认案件2000余件,涉案人数7000余人,有效应对区域转型升级过程中农村房产类纠纷快速增长,实现边缘辖区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二、培塑区域性多元调解新模式,织密副中心社会治理多元解纷网

改变法院单兵作战局面,协同多方推动社会纠纷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治理。总结诉前调解经验,将类型化、重复性纠纷导出先行调解,探索建立普通民商事纠纷先行调解程序。组建通和人民调解工作室,从退休法官、基层调解工作者、实习律师等优质解纷资源中择优选聘30名调解员驻院,充分发挥调解员熟悉社情民意、善用情理调解的优势,妥善化解千余起因拆迁补偿利益分配引发的家庭纠纷,助力平安和谐副中心建设。2017年,驻院调解员成功化解案件8899件,人均结案684.53件。调解员王蔚被评为北京市人民调解先进个人、北京市法院十佳特邀调解员,其通过层层调解法化解的继承案件入选北京法院多元调解十大典型案例。创新五微调解员培育模式,通过微党建、微警示、微课堂、微团队、微典型,构建调解员党建、廉政、培训、使用、考核一体化、职业化培育机制,提高调解员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和调解技能。试点律师调解进法院,设置诉讼回避、立体监督、弹性考评三大机制,成功化解商事纠纷近百件,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普惠、精准、高效的专业法律服务。

三、建立分调裁对接新机制,铺设副中心社会治理司法快车道

紧扣新时期群众对纠纷解决高效化、法治化和专业化的司法需求,北京通州法院创新全面导入+三番分流工作法,以可调解、能速裁为分流标准,对案件实行全面导入。同时,将分流端口前移至导诉环节,并贯穿于立案、调解、速裁三个阶段,层层过滤后,繁简纠纷得以快速、精准分离。在此基础上,简案调解、类案快解、繁案精解,实现纠纷梯次化解。构建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模式,成立由10名员额法官组成的立案速裁庭,负责诉调对接和类型化案件审理;将调解员编入团队,建立紧密型司法ADR模式,实现调解成功案件快速确认,调解未果案件快速裁判。打造专业化速裁办案组,针对物业供暖、交通事故等类型化案件,探索要素化审判,简化审理流程,实现快审速裁。2017年,通州法院速裁法官人均结案2745.2件,是全市法官人均结案数的14倍,齐松、徐明祺法官分获北京市十佳速裁法官、北京市优秀速裁法官。

四、构建ADR+ODR一体化诉调平台,打造副中心智慧司法快车道

探索建立ADR+ODR线上线下一体化调解平台,当事人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即可完成微信立案、预约调解、在线调解,实现零距离接近司法。2018年前七个月,已开展网上立案10457件,并与十余家司法所建立常态化在线调解和司法确认机制。建立智能化速裁办公平台,大力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行电子送达,节约诉讼成本;研发思维导图、可视化速裁掌中宝,辅助法官办案,有效提升一次性开庭成功率;充分利用语音同步生成系统、要素式裁判文书生成系统,提高庭审效率,实现裁判文书繁简分流。2017年,多元调解和速裁案件平均审理时间仅为14.23天,副中心智慧司法快车道初具成效。

2017年,通州法院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机制导出案件36256件,多元调解成功15940件,调解成功率为35%,位居全市法院前列,速裁结案11787件,实现以10%的员额法官资源办结全院60%的民商事案件。通过前端分流化解,后端审判庭案件量平均下降64.42%,审判质效综合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市法院第一名,司法公信力和社会满意度显著提升,2017年社会满意度测评得分由全市法院第九名跃居至第二名。

案例3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平台联动精准调处让枫桥经验开出红桥之花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立足群众最关心、最期待的司法需求热点,着眼诉讼之前、法庭之外,充分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让枫桥经验开出红桥之花。

一、突出三个理念,传承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

一是突出源头最关键。抓住诉前调解、源头治理的关键,把好案件第一关,在发现案件苗头时提前介入、提前调处,力争把矛盾解决在诉讼之前、法院之外。二是突出功夫在庭外。在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调处中,往往庭上和解不如庭外调解,坐堂问案不如入户走访。为此,一方面坚持全流程调解,另一方面坚持走群众路线,真实地走进群众、深入一线,走进矛盾、破解难题,尊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参与权与选择权,以人民群众更加期待、更易接受的方式开展工作。三是突出联动才能赢。找准功能定位,努力变独角戏为大合唱、协奏曲,广泛联动各界资源,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教育、疏导、帮扶等办法,形成合力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二、完善三项机制,打造一体化诉调对接平台

红桥法院与司法局合作建立诉前联合调解委员会,打造一体化诉调对接平台。一是诉前导流机制。诉讼服务大厅入口即为调解空间,大厅设置虚拟导诉平台、人工导诉员,印制各类宣传图册,以各种方式介绍诉前调解的功能优势。开展诉讼风险评估,自动生成案件风险评估报告;吸纳志愿律师以轮岗坐班方式每天在诉服大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通过第三方评测意见,让群众感受公正透明,正确看待风险,理性诉讼,在最早和最佳时机达成协议解决纠纷。二是案前分流机制。对当事人直接立案,案情简单、标的较小、有调解可能的简易案件,由立案法官开展诉讼辅导,引导当事人转至调解窗口登记。立案阶段不能调解的,通过繁简分流、小额速裁等方式导入诉讼程序快速化解。2015年以来,全院民商事案件调撤率达74.05%,简易程序适用率88.53%,其中小额程序达到45.87%,平均审限仅7天。三是对接合作机制。与市场监管部门签订诉调对接框架协议,与卫计委、医学会探索建立医疗事故鉴定前置机制,与房管局协作建立物业纠纷对接窗口,建立政府法制与行政审判工作联席会议,与区属各街道、重点企业建立部门对口服务、院领导重点联系制度,推动形成信息互通、优势互补、协作配合的纠纷梯次过滤和互动解决机制。2015年以来,累计诉前调解及司法确认各类案件402件,诉前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三、打造四个品牌,满足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红桥法院紧紧抓住群众普遍呼声较高、矛盾易发的重点领域,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司法品牌,实现矛盾纠纷短平快的精准调处。一是家事审判暖心调解。作为全国首批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和天津市首个家事法庭,注重突出发挥家事审判情感治愈功能,与区民政局、妇联建立联动化解机制,将23名阅历丰富、熟悉民情的妇联和社区干部聘为家事特邀调解员,共同参与案件审理、调解和入户走访、调查工作,家事特邀调解员参与的案件调解率达到85.9%。与天津商业大学深入合作,建立心理咨询室,在离婚案件中引入心理干预机制。制定全国首个危机、死亡婚姻诊断标准,建成首个拥有专利的个性化家事法庭,家事案件服判息诉率达到92.6%。二是服务棚改保障民生。在全市最大棚户改造区设立派出法庭,选派4名熟悉征收政策、审执经验丰富的干警全年无休驻站值守,逐渐成为辐射全区棚改片的矛盾调处中心。派出法庭设立后,坚持一线办案、现场调处,联合人民调解、居委会、居民代表、动迁干部,帮助居民快速调解及司法确认继承、析产、确权等纠纷259件,累计接待群众咨询4809人次,指导带动上千名群众自行协商解决家庭矛盾。派出法庭被评为市级为民服务示范岗,负责法官被评为红桥好人、市优秀党员。三是巡回审判因地制宜。坚持力量下沉,根据纠纷特点广泛布局,各具特色建立派出机构。如整合交管、保险多方力量,在交管大队、快速调处中心成立张彦海法官工作室和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安排专人驻点办公,在事故处理的第一时间提供法律咨询、诉前调解、司法确认、履行监督等一系列服务。2017以来诉前化解交通事故纠纷811件,涉及当事人2000余人。在人口稠密的大型成熟社区绮水苑、洪湖里设立家事社区法庭,带动小区居民自发成立社区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家事纠纷15件,涉及当事人40人次。在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双环邨街道,设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庭,常态化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在以回迁居民为主的新设街道和苑街,建立梦和园社区法庭,侧重解决新小区、新居民物业纠纷;在劳动仲裁院设立劳动人事争议巡回法庭,让仲裁与诉讼彻底无缝对接。目前,随着调解员队伍的建立,各派出机构已由最初的单纯法官定期巡回,实现了日常见人、遇事立应的实体化运行。四是智慧调解模式创新。充分借助智慧法院建设成果,以面对面+键对键的互联网+新模式,自主开发E调解智能系统实现远程调解,让当事人突破时间、空间限制,快速解决纠纷。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确认后,可直接使用电子手写签名工具进行在线签名。诉前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当事人签名后加盖印章,调解协议即告生效。E调解投入使用以来,结合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应用,已有336件案件通过智能在线系统调解结案,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当事人不跑腿的目标。

案例4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推行一乡一庭建设构建基层治理网络体系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创新人民法庭职能为切入点,从2013年开始探索在全省法院推行一乡镇一法庭建设,深度参与创新社会管理,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纳入社会综合治理的大格局中统筹推进。截至目前,乡镇法庭由830个增至2009个,实现全省全覆盖,人民陪审员由4771名增至15047名,乡镇法庭不新建办公楼,不增加人员编制,与人民陪审员紧密结合,有效促进矛盾就地化解。

一、坚持创新驱动,调整人民法庭职能定位

河北高院将人民法庭定位于六大职能并进一步细化,重在诉前化解纠纷。第一,司法调解。新设立的人民法庭在职能任务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民法庭,主要发挥诉非衔接平台的作用,对纠纷进行诉前调解,调解不成,移送立案审理。第二,指导调解。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发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第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与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及派出所、司法所、民间调解组织密切联系,与基层综治中心无缝衔接,融入基层网格化管理。第四,进行法治宣传。促进公民法律素养提升,教育公民遵纪守法。第五,司法确认。对经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第六,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家事、邻里纠纷先由人民陪审员进行诉前调解或司法调解,将化解纠纷的关口前移。调解不成,采用1+2+1的模式,即1名审判员、2名陪审员、1名书记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人民法庭履行六大职能的目标就是争取不成讼,乡镇一般的矛盾纠纷和传统的民事案件,及时处置、及时化解,使矛盾不出村、不出镇。

二、坚持改革优化,打造创新型运行模式

通过改革实现与新的职能任务相对应,全省新建人民法庭的人员调配、资源配置以及工作模式等与以往不同。第一,机构设置不同。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由基层法院指派一名庭长,由政治强、业务精、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秀法官担任。庭长负责整体工作,每个法庭选任几名当地人民陪审员参与法庭工作,人民陪审员协助庭长进行法律咨询与调解,形成办案和对外联系的工作平台。第二,工作模式不同。实行庭长负责制,庭长每周定期到法庭开展工作,庭长的职责主要是调动乡镇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化解矛盾。合议庭的组成模式是由一名法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的混合合议庭。法庭日常事务由人民陪审员处理,一般由两名人民陪审员值班,利用人民陪审员了解本土乡镇的历史传承、乡规民约的优势,由其先行处理矛盾纠纷。第三,办公场所设置不同。在法庭办公场所方面,设置灵活,不盖新房,利用乡镇政府的1至2间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群众对一乡镇一法庭建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副碗筷,吃住乡镇;一间屋子,不添负担;一张桌子,就地办案;一把利剑,稳固政权。

三、坚持科技引领,打造智慧型治理模式

在河北高院的部署和指导下,基层法院运用信息技术整合资源,打造互联网+诉非衔接的人民法庭工作新机制,使人民法庭建设走向现代化、规范化。第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建立现代化诉调对接平台。建立了互联网+诉非衔接平台,开发了云调解服务平台管理系统和人民法庭专用办公办案软件系统。与诉讼服务网、法院审判系统深度融合,提供在线调解、远程调解等服务,调解结束后一站式申请司法确认或立案,实现网上咨询、在线委派、委托和邀请调解。石家庄铁路法院协同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在中国人寿财险河北分公司启动网上司法确认系统,积极探索互联网+多元解纷新机制。第二,以协同联动为突破口,建立互动型解纷机制。以人民法庭的互联网+诉非衔接平台为中心向外辐射,与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对接,建立解纷网络,形成信息平台集群。如人民法庭与司法局的民调通移动终端对接,实时了解村里发生的纠纷,第一时间排查矛盾。青县法院将法庭诉调对接系统与县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政府法制办、司法所等17个部门进行网络精准诉调对接,实现部门间对矛盾纠纷的网络移交、委派和委托调解。第三,以立案登记制改革为抓手,建立量化管理机制。建立科学的诉调对接绩效考核机制,按照河北高院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求,所有来立案的纠纷均登录到系统编号。将诉前法官调解、委托调解、指导调解等案件分流到诉前调字号系统,录入诉调对接信息管理平台,立案前纠纷化解情况分类逐项统计,计入诉调对接工作量,作为工作考核依据。诉前调解的绩效考核权重优于一般案件,对于实现无讼乡镇的法庭给予立功授奖。

四、坚持司法为民,构建基层治理体系

河北全省法院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网络体系,成效显著。第一,建立分层递进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了矛盾的诉前分流。通过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庭工作机制,有效化解了一批矛盾激化、恶性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从2013年截至2018年,全省乡镇法庭诉前调解和指导调解案件37.28万件,司法确认1.08万件,提供法律咨询133.81万人次。安平大何庄法庭连续五年调撤率达95%以上。邢台中院开展了人民法庭的群众满意度调查,发放测评问卷2000余份,满意度达99.8%。第二,融合自治、法治和德治于一体,形成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运用自治、法治、德治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方法,促进了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形成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切实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阳原县大田洼乡人民法庭的法官定期到村里进行法治宣传,每个村选派法律联络员及时排查纠纷,将矛盾化解在诉讼之外,所辖18个村,有10个村成为无讼村。今年以来,临城县法院诉非衔接中心共向各法庭转交纠纷146件,调解成功85件,各乡法庭自己受理纠纷500余件,仅72件到法院立案进入诉讼程序。第三,加强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提升群众法律意识。2014年以来,开展普法宣传7.84万次,培训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8.91万次,发挥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教育在崇法尚德移风易俗中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基层群众的尊法和守法意识,缓解了信访压力。邢台法院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8%,诉讼案件上升率由42%降到10%。

案例5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

进阶1+2+N模式助力社会矛盾多元化解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坚持问题、需求和民生导向,从机构场所、运行管理和对接渠道入手,将调解模式成功进阶1+2+N模式,委托调解成功率平均达49.26%,大量纠纷被稳控在基层、消灭在萌芽,带动审判质效、社会满意度和案件压力、案访比形成两升两降的良好态势。

一、构建一体两翼,破解设施、人员和场所难题

大庆高新区法院循序构建以诉调对接中心为主体,以专业队伍、社区网络为两翼,基础稳固、运转顺畅的诉非衔接载体。一是拓展服务空间,建标准化对接机构。与立案大厅贯通性建起450余平方米的诉调对接中心,首创了2151的中心功能布局。各非诉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依托中心专设调解室,开展日常工作,诉前、审前、审中调解及执行和解成功率较改革前同比分别提升12.96、9.87、6.19和5.73个百分点,结案周期平均缩短近1个月。二是延伸工作触角,建网格化社区模式。将全区合理划分为38个单元网格,确保每个网格至少1个人民调解室、1个法官联络站,并通过电话表、微信群、QQ群等平台,在法院与各网格间形成实时、高效、有序衔接的常态。同时,发挥社区工作优势,通过日常巡访及时排查化解纠纷和隐患1400多起。三是挖掘人力资源,建专业化调解队伍。抽调9名优秀法官组建专职调解员队伍;与司法局对接,将38家调解组织、128名人民调解员、33名行政调解员和41名律师调解员纳入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配合市法院遴选65名专业人士进入专家调解信息库;在院内指定5名调解指导员,适时开展专门培训,不断提升调解专业化水平。

二、完善两治两系,疏通理念、方法和管理瓶颈

在宏观统筹层面,积极推动纠纷多元化解纳入法治轨道和综合治理平台;在司法实践层面,不断完善运行管理制度体系和调解实战方法体系。一是积极推动纠纷多元化解法治化进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立法建议被省人大采纳后,大庆高新区法院按要求选派人员进入法律文稿起草小组。经反复征求意见、会议审议和修改完善,《黑龙江省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最终由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10月13日通过并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二是将对接质效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建立由区管委会主任挂帅,全区政法各部门、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改革领导小组,制发工作意见,明确改革时间表和分工图;细化出台诉调对接考核管理办法,将成员单位工作成效纳入党政业绩和综治评价体系,有力地推动开展工作。三是建立健全平台运行日常管控制度体系。出台《委托调解工作流程》《特邀调解工作规则》等30项制度,建立起全程化诉非衔接运行监管体系;对涉及婚姻家庭、相邻关系、民工讨薪等13类纠纷依法设置先行调解程序,促使这类涉民生纠纷快速便捷化解;出台以案定补机制,每年提供30-50万调解专项经费,专款专用专门管理;全面规范司法确认流程,对非诉调解协议进行效力确认1269件,确认率98.25%,自动履行率达95.17%。四是探索总结一整套纠纷化解实用方法体系。建立包括情境感染、换位思考、隔离疏导、情感宣泄等21种技巧在内的调解方法体系,总结形成六要原则和快、准、合三字诀,委托调解结案周期较改革前平均缩短近1小时,许多棘手纠纷因方法适当而及时妥善化解。

三、吸纳N种元素,坚持渠道、形式和主体开放

探索建立了以诉讼与非诉相衔接为轴心,广泛链接社会化有生力量共同参与纠纷化解的开放式格局。重点推进七类调解:一是梯式链接人民调解。在不同诉讼节点,与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员适时高效对接,推出了老丁调解室这一品牌,依靠人民调解组织的协助,短时高效化解纠纷。二是网格链接社区调解。法院可向各网格委托案件,各网格也可随时向法院求助;法官每周至少到对口社区调解室和联络站开展一次现场调解和业务指导;当事人可相对自由选择调解地点、人员和形式。三是分类链接特邀调解。区别案件特点,有针对性地联络不同行业、专业和群体的特邀调解员开展调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是辐射链接团体组织。适时发挥工会、妇联、团委、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调解组织等团体优势,形成以法院为轴心,多种组织共同参与调解的辐射状格局,年均结案占比达7%以上。五是常态链接律师调解。专设律师调解室和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室,实现两员合一。每天都有一名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诉讼程序性事务帮助,同时接受法院委托调解,审判质效和公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六是试点链接公证调解。以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建设为契机,在诉调对接中心重点设立诉讼与公证协同工作室,由驻院公证员以公证云APP为平台,每天根据工作需要依法配合法院开展送达、保全、调解、调查取证及执行查控等审判辅助事务,助力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瓶颈。七是人脉链接关系人士。适时邀请当事人领导、同学、亲友、代理人等共同参与调解,借助关系人员的心理攻势,达到曲径通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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